《仙境》研讨会现场

3月2日，由《十月》杂志社主办的“地方传统与当代叙事——哲贵小说《仙境》研讨会”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办。孟繁华、贺绍俊、梁鸿鹰、张莉、饶翔、岳雯、徐刚、丛治辰、陈东捷、宗永平等十余位学者、评论家到场，共同探讨哲贵《仙境》的艺术成就，以及哲贵的创作为中国当代小说带来的可能性。活动由《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主持。

《仙境》是哲贵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十月》2020年第3期，曾获得第17届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讲述温商二代余展飞迷上越剧，与师姐舒晓夏展开奇情爱恋，陷入精神挣扎并最终自我救赎的故事。作为“信河街”叙事的一部分，哲贵再次丰富了他对商人群体的书写。

以“信河街”作为地方传统，记录潮起潮落的商人群体

“信河街”是虚构地名，哲贵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围绕发生在“信河街”的人与事展开。作为“一个站在岸边做记录的人”，哲贵一直记录着他身边在商潮起落的朋友们。在孟繁华看来，“信河街”之于哲贵，如同香椿树街之于苏童，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在《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眼里，哲贵则是“经常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突破阅读常规”的作家。

“《仙境》是一段时间以来特别优秀的小说，写得结实、感人，在小说内部几乎很难找出可以诟病的漏洞，但是读过之后我还是难以释然。”孟繁华认为，《仙境》在现实或者逻辑的意义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故事。这些不可能表现在人物有违背常理的心理活动，譬如余展飞虽然拒绝了舒晓夏的以身相许，但在成为富豪后向她求婚，舒晓夏又断然拒绝。“所有的不可能成就了《仙境》的可能”。不过，孟繁华也有疑惑，哲贵是否把富人写得过于完美？

对于富人被隐藏的前史，张莉有不同的看法。她以“通灵的手艺人”为题做了发言。余展飞作为皮鞋厂老板，是一位“手艺人”；同时，他通过饰演《盗仙草》里的白素贞进行“通灵”。“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现了像余展飞这样的富人内在精神上的某种困境或可能”。张莉表示，《仙境》重点不是让读者看到余展飞的历史深处，而是看到他的灵魂和心灵，这种自我认知的深度在当代小说创作里拓展了一个方向。

“哲贵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里独树一帜”。张莉进而阐释到，戏台之于《仙境》里的余展飞，如同“一间自己的房间”之于女性文学。小说写出了余展飞内在渴望跨越障碍，然后达到自身的雌雄同体，达到他的平衡。这显示出哲贵对人性理解的复杂性和对富人理解的复杂性。

贺绍俊坦言，他在阅读《仙境》的过程中，被小说营造的艺术化氛围所感染，“感觉特别舒服”。《仙境》通过塑造“信河街”上的人物，展现了哲贵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地方传统”。他认为，哲贵以身边经商的朋友为原型塑造人物，并不意味着他需要带着批判的目光来审视他们。哲贵从朋友身上找到进入文学的路径，超越财富与道德、物质与精神、世俗与理念间的二元对立。“哲贵不是按社会学的思路处理商人，更多是从人性角度出发，更愿意写商人如何实现自我的世俗观念。”哲贵更看重余展飞内心的另一个“自我”如何释放，这个自我是他对美的追求。

结合《仙境》小说集里的《仙境》《归途》《酒》等篇目，饶翔谈到哲贵对手工艺人的刻画，认为通过塑造这些人物，哲贵对艺术和现实做了融合：一面朝向艺术，一面朝向日常生活。《仙境》的主人公余展飞具有典型性，他生活在某个临界状态，在现实和艺术间保持着某种调和。“他可以为艺术不断地执着、不断地疯狂追求，但是到某个选择的时候又可以重新回到现实与生活中来，所以艺术对他来说是现实时空的另外一个仙境。”

《仙境》研讨会现场

以精神困境切入当代叙事，找到日常生活的精神出口

岳雯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了《仙境》取得的艺术成就。她认为，“身体”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余展飞对皮鞋和越剧的理解都建立在身体上，身体在经济生活和艺术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同时她认为，由于物质与精神、真实与虚幻、世俗与超越等在哲贵小说里融为一体，因此需要抛弃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生活和认知世界。那么什么是仙境？岳雯认为那是一种既植根于世俗生活，又有那么一点超越性、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实现的部分。“经济不会构成他们的阻碍或者目的性，经济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能够很坦然地在极度真实和虚幻之间寻找到平衡点，达成自己的更好的生活。”

梁鸿鹰注意到小说将倒叙与直叙有机结合。他表示，《仙境》这部小说以“信河街”为基点，展开对艺术与商业之间关系的探讨。哲贵通过为越剧和皮鞋赋予生命，将热爱的手艺变成作品最基本的基点和调子。梁鸿鹰从哲贵的小说中看到“手艺”，看到一个人对自己做的事的忠诚和热爱。对于仙境，他也有自己的理解，认为仙境不是舞台上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两个人走到最后形成的彼此认为最默契的状态。

丛治辰认为，短篇小说经过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技术推进，已经变得特别繁复、绵密，这种复杂性使得小说不再只是生活的横截面，甚至可以与长篇小说相比拟。譬如《仙境》便是典型，没有选取生活的切面，而是完整讲述了两个人的一生。哲贵用越剧写地方传统，寥寥几笔刻画出人物间微妙的关系，这又是当代叙事。“这个小说甚至是一个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尽管没有耍弄任何明面上的叙事技巧，但它本身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小说的小说。”

徐刚表示，哲贵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高度写意，所以很轻盈。作为观念性非常强的作者，细节又挖掘得这么丰富，他表示惊讶。哲贵把越剧这种地方形式拎出来进行高度雅化，作为地方性写作的载体，有借鉴意义。《仙境》在虚幻的人生理想和坚实的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达到了一种平衡。同时他认为，人民在物质富足后怎么解决精神困境的问题，是当代叙事的话题。哲贵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他用越剧为余展飞打开了现实世界通往仙境的入口，似乎在告诉每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会有满足感，进而在更普泛的意义上、在沉重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精神的出口。

宗永平是《十月》杂志的编辑，也是《仙境》的责编。他用错位和沟通两个关键词分析了小说文本。他认为，余展飞在做鞋和戏曲之间有种错位，《盗仙草》中的白素贞在武力与柔美之间有错位，余展飞与扮演的角色之间有性别错位，余展飞对舒晓夏的感情也有错位……所有这些错位最终在两人的舞台共舞中实现沟通，得到了融合。

哲贵做最后感言

哲贵在感言中表示，《仙境》对他意义重大，他的世界可以分为《仙境》之前和之后。在《仙境》之前，他对小说的理解是用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力量压迫小人物往里走，从外往内看。从《仙境》开始，他把人物放在首要地位。因此之故，人物开始变得更自由，也更任性。

哲贵说，“文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依存，但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呈现、创造、建立、加强这种依存的关系。《仙境》的写作过程关系到理解的问题，这个理解是内外视角的理解，它关系到如何勘探世界边界的问题，也关系到人与人、人与物及物与物之间如何相对依存的问题，更关系到世界如何建立、塑造和呈现的问题。” 

《十月》2020年第3期，刊发哲贵的小说《仙境》

（图片由《十月》杂志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