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根在乡村。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个乡村，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在2020年7月召开的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强调，今天的广大作家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这个新的乡村世界，“召唤着广大作家迈开双脚走进去，但走进去不是单向的观看，作家也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我们的知觉结构，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

  今年3月，中国作协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邀请广大作家和所有文学写作者共同书写新时代新山乡，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多角度讲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背后的深刻变革和伟大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农村旧貌换新颜的精神气象。如今，广袤山乡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正为文学创作敞开天高地阔的无限可能。

  20世纪50年代，作家周立波携全家从北京迁往湖南益阳市郊的桃花仑竹山湾，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员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创作出《山乡巨变》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作家用他的笔热忱而深情地记录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变迁，真切捕捉和反映了时代脉搏，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何弘扬老一辈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如何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书写中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彰显精神特质和艺术追求，这无疑是每一位写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没有生活经验的作品很难打动读者

  “今天的写作者，身处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乡村也正在发生巨变。”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认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不仅仅是扶贫成功，也不仅仅是乡村振兴，“应该从整个社会大局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山乡巨变，因为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会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制约”。

  这些年，关仁山一直在雄安体验生活，深入基层、下沉群众的丰富经历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创作与生活实践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他表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有其特殊的鲜明时代感，今天的“新时代山乡巨变”亦该如是。写作者应积极体验生活，去深切感受时代的深层律动。“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传承乡村文化，以及人如何新生。”小说应该真实记录和表达人在时代大变局中的奋斗史、精神史和风俗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谈到，过去的农村题材写作，在描写传统与怀旧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古炉》《山本》、阿来的《尘埃落定》《机村史诗》、莫言的《晚熟的人》、刘醒龙的《分享艰难》、邵丽的《金枝》、付秀莹的《陌上》等，都以不同方式体现了乡土叙事个人开掘的维度和深度。而在今天，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的介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对年轻一代农民的影响……这其中显然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值得书写。

  “文学对时代变化的反映，显然不能等同于行业报告或新闻报道。文学的方式总是以小见大，以人物来带动事件并呈现社会面的变化。”陈晓明表示，如何正面去描写社会现实的积极变化，如何将正面、积极、肯定的形象写得真实感人，是现代自批判现实主义以来的文学难题，也是社会主义文艺长期面临的探索和挑战。但毫无疑问，写作者一定要有真实的、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没有生活经验的作品，自己不会感动，也不可能打动读者。

  “近年来乡村题材创作领域涌现出不少长篇小说，可像《创业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这样黄钟大吕的作品却很少见。‘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正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振兴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工程。”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谈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作家应该遵循的创作铁律。“如果脚上不沾满泥土，焉能嗅出泥土的芬芳，焉能感知思想的光芒？”

为了写好《江山如此多娇》等作品，欧阳黔森在偏远农村地区长期体验生活。在他看来，要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必须亲历现场、如实记录，无论怎样编撰，都远不会如现场的故事精彩。

  文学是抓住现实灵魂的虚构

  书写乡村题材、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既要重视创作的主题性、思想性，更要注重作品的情感性和艺术性。一部理想的优秀作品，应该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兼具优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说主题是文学作品的“骨”，那么真挚深刻的感情就是作品的“魂”，出色的艺术手法则是作品的血与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只有用情用力讲述，才能令人感同身受。”对于如何用情用力书写新时代山乡故事，欧阳黔森有着自己的理解。“用情，只能是用真情，这种真情既是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准则，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比兴必须旗帜鲜明，也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用力，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为着力点。没有工匠精神，着力点产生偏差，那么就偏离了‘培根铸魂’的初衷。”

  谈及应该如何正确认知乡村、如何正确看待这个时代及其巨变，关仁山表示，写作者要始终保持艺术的眼光、诗性的情怀、理性的思考，来完成对历史变迁的艺术呈现。“巨变中丰满立体的新人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新农民有着怎样的爱和恨，有着怎样的凤凰涅槃式的蜕变？作家们当前面临着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思想扎根与艺术蒸腾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通过艺术的融合，来实现对现实巨变的深刻理解与表达，提供超越性的现实审美经验。”

  陈晓明认为，优秀的艺术细节和出色的文学想象力，是文学作品在反映时代现实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特质。对于小说的细节问题，他表示，好的细节和故事才能使人物饱满起来，使小说立起来。诗歌靠语词，小说靠细节，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流水账似的、没有过硬细节的作品，当然不会动人。例如莫言《晚熟的人》中那位左手挥镰、右手绑钩的田奎，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触目惊心。在平静的叙述中却藏着惊人的笔法，这样的文字才会有力量。

  “乡村题材的书写同样离不开文学的想象力。”陈晓明说，“不要认为描写乡村变革就只能平铺直叙。事实上，作家同样可以动用各种艺术手法。作家如果没有想象力，就不可能抓住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神奇变革。文学是虚构，但又是抓住了现实灵魂的虚构。”

  从农业、农村、农民角度讲述乡村变革

  自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一直有乡土文学的传统。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认为，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为现实背景、语义结构和想象图式，固然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形态与美学面貌，但同时也造成了创作的路径依赖。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缺乏深层的意义开掘、鲜活的现实反映与创新的艺术风格。“想要改变这样的格局，就必须发扬早年乡村建设者的精神，向柳青、周立波、路遥、陈忠实等作家学习，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沉浸到农村变革的波澜与日常生活的细流中，获取实践经验，积累故事与人物素材，并在传统与世界的双重背景下做好知识准备。”

  在汪政看来，制约当前乡土题材创作的主要因素，是写作者对中国乡村的现状缺乏深刻认识和情感体验，尤其是专业知识的匮乏与对书写对象命运鲜少共情的淡漠，始终让中国的乡土文学无法与现实形成真实的镜像与有效的对话，更无法参与到中国新乡村文化的构建中。因此，乡土题材创作要取得突破，必须改变现有的创作方式，从根本上调整写作者与乡土的关系，不能只满足于掌握片面的媒体信息、将乡村治理的新闻文学化，演绎图解现行的农村政策。“夸张一点说，中国乡土文学需要作家转变身份，只有先成为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与研究者，才能成为乡土文学的创作者。”

  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振兴事业，旨在走出长久以来农业的“内卷化”，实质上就是在科技、媒介与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形下，对农业进行产业更新和升级换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农村题材创作者需要走出此前的“悯农”传统，摆脱知识分子单向度启蒙的视角，回到当下中国乡村的现场，建立起时代的现实感。“关注当下的乡村就会发现，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实行过程中，城乡互动与一体化进程推动了动态、开放、生机勃勃的乡村现实的形成，新型乡村主体得以被发现和创造。当代乡村不再是静止、凝滞、有待发现与改造的空间，而是流动、敞开、主动变革与更新的关系性场域，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认知感受还是精神结构上，都承载着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与技术的成果，并且时刻不停、永无止息地在创造着自我与世界。”

  因此，尽管当下的乡村题材创作强有力地扩展了乡村的经验领域、题材范围与表述空间，但写作者仍然面临着更大的契机与挑战。刘大先表示，创作者最主要的还是要扎根人民、深入基层，了解乡村振兴的总体性进程，理解新一代农民心理认识、情感结构和精神风貌的内在根源，进而从农业、农村、农民的角度去讲述乡村变革，并努力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中国叙述与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