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马烽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与会嘉宾、学者及马烽子女一起缅怀这位“山药蛋派”作家，探讨他留给文坛的一些精神遗产。

铁凝评价

马烽之所以了不起 在于他与土地与人民深刻联系

当天上午的座谈会，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主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致辞中回顾了马烽终其一生接续着传统与民间的文脉，书写山西人民生活的文学创作生涯。

1942年，二十岁的马烽发表了处女作《第一次侦察》，一名战士拿起了文学这杆枪，一位作家由此走向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光荣史册。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铁凝称，“马烽是《讲话》精神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的一位杰出代表，从他的文学历程中，我们清晰地感受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感受着人民生活的广大生动。”

1945年，马烽、西戎合作，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这部章回体小说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是抗日战争中晋绥边区“看得见、摸得着”的真人真事。在田间地头，为数不多的识字者把报纸攥在手里、插在腰间，追读报上连载的《吕梁英雄传》的最新章节，俨然是一份骄傲；不识字的老乡们，围在识字者身边，听他们诵读、讲述，从故事中认出自己，在小说中领会生活与战斗的意义。

用马烽自己的话说，“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要当作家，不是要创造什么高雅的文学，而是要尽一个革命战士所应尽的天职”，“我们和吕梁山区的人民群众一块战斗，共同生活”。

1949年，马烽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协工作。新中国、新生活使马烽满怀激情，写出了《村仇》《一架弹花机》《结婚》《陈万年和马永泉》《韩梅梅》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但是，与土地、与人民的深刻联系召唤着马烽，他说，“我在北京待了七年，深深感到住在北京城里写山西农村生活，不是个办法。”1956年，马烽回到了山西吕梁，回到父老乡亲们中间。后来他写道：“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身体也好，下乡经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行李卷，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们一块住破庙，滚草铺，也是常有的事。”

多年前，铁凝曾经去过吕梁山下的贾家庄，专门探访了马烽先生的故居。“望着故居墙上那顶历经风吹日晒的旧草帽，我想，马烽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根据地’的作家。”在铁凝看来，那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空间，那是一个包含着自然、历史、实践、生活、情感的世界，作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具体完整而饱满。

后人追忆

父亲自带口粮到刘胡兰家乡搞调研

当天的研讨会上，马烽长子马小泉追忆了父亲生前的文学创作生活。在他印象中，父亲是个认真的人，对待写作尤其认真。 写作中，但凡有改动的地方，马烽要横平竖直地画出框，把要删减的部分框起来，然后在框里划左斜线右斜线像网一样盖住，保持稿纸面的整齐干净。“我们一看到他书桌上摆着那特制的稿纸本，就知道他又在写作了。”

马小泉称，父亲马烽是山西省作协主席，对于不好写，而又必须写好的题材，他就主动承揽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央交给山西两项创作任务，写大寨和刘胡兰。刘胡兰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英雄人物，牺牲时年龄尚小，写好不容易。马烽领受了任务，就去刘胡兰的家乡文水县云周西村搞调研。他估计会住较长时间，当时农民家里粮食紧张，吃派饭也会增加农民负担，他就从家里自带了半口袋面。

马小泉还称，父亲经过长时间深入访问，从英雄生长的时代环境入手，完成了《刘胡兰传》的写作，在山西的《火花》月刊上连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十多年前，在电视台工作的小妹梦妮，因拍摄刘胡兰的专题片到云周西村，采访了父亲当年搞调研时的村支书，他是刘胡兰牺牲时的见证人。“采访之余他对梦妮说，你爸那人可好呢，在村里见了会吸烟的先递根纸烟，人们都待见和他聊情况。从没牙的老太太到像我这样跟胡兰年纪相仿的，人家都走访了个遍。写完还让我组织村里的人，你爸念给大伙儿听，让人们提写得对呀不对。”

马小泉表示，他们曾听母亲讲，父亲为了写好刘胡兰，把多年积累的准备写长篇小说的素材都融入了进去。马小泉兄妹在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时，发现多份当年对《刘胡兰传》的反馈意见，其中刘胡兰的同乡，曾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长的张稼夫同志写道：“看了书，回忆了童年、家乡，很熟悉，很亲切。马烽同志对农村很熟悉，语汇都是晋中的，如写过年、娶媳妇，这些婚丧喜庆，民情风俗，写得很真实丰富。”他还说，“《刘胡兰传》不是孤立的，通过它反映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这些都结合得很好，我看了很满意。”

在父亲诞辰百周年之际，马小泉站在父亲的墓前，好像看到他在特制稿纸本上写作的情景化成了一道墓碑，那碑上镌刻四个大字：人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