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旧照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与林徽因（雕塑） 尹智欣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每个时代都需要独特的艺术表达，来反映其新面貌、新精神。“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如何创新则是摆在新时代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发展历程本就是生生不息的、不断创新发展的。

  新时代需要新的文艺，更需要当代艺术工作者以守正创新的艺术理念和方式，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到“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作为多年从事雕塑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笔者在雕塑艺术实践领域也一直积极践行这一理念，雕塑作品《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创作就是这种对探索的又一次尝试。

  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伉俪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保护与弘扬事业，其文化传承之功、精神感召之力为世人敬仰，二位大师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我。艺术家的感性热情、建筑师的理性逻辑，相映成趣的思维状态和情感表达，使我萌生通过人物雕塑形式来进行理性和感性间的碰撞与交融，向大师致敬、向文化致敬的创作冲动。

  在世界雕塑的传统中，人的身体一直是多种民族文化、宗教、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载体，它从来就不是纯粹生理性的、自然的表达；雕塑中的身体也从来都不是自足的身体，它总是根据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需要，因时因地进行各种改变，雕塑的身体是被社会塑造和赋予的，它受到人的控制，受到人的规范，被人所编码。

  无论是东方雕塑的意象韵味、深沉内敛，还是西方雕塑的具象生动、健硕外拓，都独具特色，各领风骚。审美追求有异，但精神旨归无别。最能体现东方审美特征的中国雕塑艺术从汉代的深沉宏大到唐代的辉煌韵致，直至两宋的简易标美，奠定了中国雕塑的基本调性。从霍去病墓大型组雕到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乃至敦煌莫高窟中的辉煌营建，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雕塑的优秀传统。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北京农展馆群雕，直至中央党校广场雕塑《旗帜》，也都体现了新中国一代代雕塑艺术家们的审美选择与时代风貌，无疑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艺术回应。

  通过回顾中国雕塑艺术史可以发现，在艺术创作中必须尊重和坚持古今中外艺术探索实践中的艺术规律，同时兼顾时代审美精神转变的需求。站在艺术发展史的高度，清晰地把握艺术创新的方向。当代中国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艺术工作者处在新观念、新思维日新月异的历史新时期，站在艺术发展的十字路口，新思维、新方法、新科技、新样态层出不穷，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为标新而立异，艺术实践必须紧跟时代节拍、引领时代风尚，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开拓时代生活艺术表现的新疆域，展现文艺创新与文艺意蕴的新境界。

  基于对当代文艺创新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在创作雕塑《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过程中，笔者坚持“师古而不泥古”，避免向古典写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在遵循基本艺术规律的同时，追求蕴含丰富的解读空间。具体来讲，就是将雕塑作品看作当代艺术中一种对人的身体与空间存在的全新解读，通过对表现对象内在精神气质与外在形体的有机结合和高度概括，将“身体”作为传统雕塑的主要形式赋予了时代性的艺术意味。

  通过长期写实主义雕塑训练基础上的主动自觉变形，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建筑性塑造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目的性的符号化风格。在《梁思成与林徽因》最终的呈现中，人物形象简化了躯干与四肢，重点突出头部的塑造，将四肢和衣纹高度概括，赋予身体以情感表情，通过简化夸张人物服饰上的细节和动作特征——非传统的面部表情——来表达人物的内在情感。因此，动作、形体与传统雕塑所倚重的“身体”获得了语言表达的一致性。

  如何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衔接？如何体现艺术张力与文化自信的无缝融合？如何体现高雅雕塑作品与公众艺术鉴赏的相互融通，也就是如何引领时代风尚？这一系列艺术思考，通过这组雕塑创作实践被不断追问、不断强化，同时完成了对“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这一文艺创新思想的实践回应。作为学院派青年雕塑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站在文艺创新高度审视自身的创作心路历程之上，坚持了自身“守正创新、以文化人”的创作原则。

  我们的艺术创作可能没有老一辈雕塑家纪念碑式英雄主义的动人心魄，可能也缺乏上一辈艺术家在现代美术实践中所体现的先锋实验与深刻的社会思考，但新时代的青年雕塑家同样具有面对时代精神感召的社会责任感。以潜移默化的艺术形式反映当代人精神世界、塑造时代审美品格、引领潮流风尚，是我们这代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所在、使命担当。新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们也正以各自不同领域的艺术探索，建构树立新时代艺术标杆，引导大众审美，自觉寻求孕育作品之中的“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自觉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