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在全世界敦煌学者深入研究下，逐步揭示了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物“有什么”“是什么”及其蕴含的珍贵价值。敦煌石窟文化艺术资源也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与社会共享，敦煌文献、艺术、考古、史地等各领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随着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迈进，敦煌学发展也亟需“破圈”。

  19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新时代·新使命——敦煌学研究高地建设专题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围绕“敦煌学研究的问题与使命、瓶颈与发展以及敦煌与丝绸之路”等重要命题，敦煌学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

  敦煌学学科自身发展亟需“破圈”。在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看来，敦煌学研究站在新的时代潮头，面临着新机遇、新使命。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敦煌文化艺术全球共享带来新方法、新手段；公众文化自信增强、美好生活需求的需要促进敦煌学成果转化，不断丰富文化滋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表示，从最初的寥如星辰到如今满天繁星，全国各地的学者纷纷参与敦煌学，所涉领域之广，可以说是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国内外出版的各类敦煌著作图录达3000种以上，但是最前沿的成果仍然不多，“高精尖缺”的问题仍然存在，考古成果转化为文明史的国际影响还不够。

  “2018年，我们中亚考察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阿夫罗夏历史博物馆，该馆馆长是著名的中亚考古学家。当考察团赠送呈上《敦煌》画册时，他竟然不知道敦煌在哪里，更不知道敦煌是一个文化宝窟，因为他们就不关注和研究佛教。”葛承雍感慨道，当地距离中国并不遥远，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敦煌，其他人可想而知。

  此次经历促使葛承雍意识到，中国敦煌学研究与世界学术界沟通互鉴还有很大差距，不能再沉浸过去的“国际显学”陶醉中。正如很多老先生都说敦煌学研究“格局要大”，要充分利用敦煌窗口和平台作用，不仅仅是单纯“打造”品牌，而是转化、共享科研成果，深度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展现敦煌新形象，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1900年，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出土文献、艺术品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基于敦煌石窟、敦煌藏经洞、敦煌及丝绸之路文物等相关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国际性显学“敦煌学”，持续一个多世纪方兴未艾。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刘进宝指出，由于受教育背景和学科壁垒、分工，大多数以古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者，对近现代史较少涉及，也很少关注近现代文献中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而研究近现代历史文化的学者，一般缺乏唐史和敦煌文献方面的学术训练。从而使敦煌学术史研究显得相对薄弱，有些问题甚至以讹传讹，影响了敦煌学的健康发展。

  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说，目前敦煌藏经洞文献已几乎全部公布，敦煌石窟的图像也大量数字化展示，敦煌学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然而，敦煌学的有些研究课题已经陈旧，没有新意，甚至有不少炒冷饭，重复劳动的所谓“成果”，研究文献显得鱼龙混杂。

  荣新江表示，纵观一百多年敦煌学研究，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及时关注学术研究的问题点，采用新方法，增进跨学科研究，才能够让敦煌学开拓出新的学术天地。因此，应当面对学术发展的新形势，来探讨敦煌学研究能够提出什么新问题，要推进新问题的研究需要什么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