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微小的书还算不算是书？我觉得有些袖珍本的书已经超出了阅读的范围，应该列入“书物”的范畴。

  我最早见到袖珍版的小书，是在苏州木渎古镇虹饮山房的科举作弊小抄本，简直比小孩子的巴掌还要小。

  木渎古镇的出名，源于清代帝王乾隆七下江南，因为其中有六次乾隆帝都以虹饮山房为行宫，并赞曰：“溪山风月之美，池亭花木之胜。”当地景点在布置时就展出了一些古代状元科举考试的内容，譬如这种被称为“夹带”的作弊工具，又叫“小抄”。火柴盒大小的开本，抄写的文字简直就像是蚂蚁的腿脚，如果不用放大镜来观看，是无法看清上面的文字的，尤其是繁体字。据说要抄写这种微小的文字必须使用特制的单根鼠须笔，每个字约为2毫米见方。

  这类夹带书一般都是与《四书五经》及其批注有关，有的也是书坊刻印特制，甚至注明“幸未带进科场”，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虹饮山房还有一种丝绸夹带，是用极薄的真丝料子，方形手巾大小。素面正反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古文，共计两万八千多字，内容也都是为了应付古代科举作八股文的内容。这种可以藏掖在袖中或者怀里的夹带，在古代应该不算事稀罕物。但在今天，则属于难得一见的书物了。

  有段时间，苏州收藏家藏了一套清光绪甲午年刻印的科举考试用书《经艺备体》，也是袖珍本，开本半个口罩大小，字体如半个米粒小，其中内容多为诗词歌赋一类以及类似《文选》的内容，还有一些前人的科举答卷文章。其实这种在古代称为“巾箱本”，为了便于携带，而不是存心要作弊之用。因此对于这种袖珍版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科举类博物馆为了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统统把一些袖珍本作为“作弊夹带”是完全不客观的。

  新近阅读作家绿茶寄来的《藏书·家：爱书人与他们的理想书房》（[美]尼娜·弗洛登伯格著/谢德·戴格斯摄，未读/上海文化出版社2022年7月版）一书，其中一位藏书家尤其爱收藏袖珍本，琳琅满目，并不是为了阅读，的确是把书当成了艺术品收藏了。由此联想到我所收藏的几本袖珍书中，似乎也并不为阅读，更多的是为欣赏装帧形式，还有其印制的特殊背景。

  有一次我在收藏家谭金土的老照片馆看到一本小书，只有上册，《四书新编》，放在掌心里握起拳头，几乎看不见书，太有趣了。谭金土作为一位老照片收藏家，也喜欢收藏奇奇怪怪的闲书。说起来，他也是一位作家，并且与作家莫言还是好友。但他对于特种书的收藏，也是值得关注的。于是我就在旧书网上“按图索骥”也买了一本，书是下册。

  这本《四书新编》开本仅有大印章般袖珍，四四方方，厚厚一沓。烫金的封面，牛皮质的书衣，三面书口皆是烫金处理。封面的图案为精神抖擞的麦穗，上有金字“宋哲元赠”，并有“民国二十六年”字样。上下册，量了实际开本，只有7.5×7.3厘米，看上去却很精致和气派。

  打开封面可见现代派的精装本水印蓝版设计，而扉页又有篆体红印“为国家扶正气、为民众解痛苦”。后来我曾在网上见到这枚木印章，印面刻有“中华冀察政务处委员会宋哲元”，印纽遗失，以上等木料刻制篆字，应该是特为这本书而制。

  该书的珍贵之处正在于爱国精神与抗战勇气。宋哲元作为抗日名将里的儒将，颇注重精神与武力相为结合。为抗战大计，他亲自校印经典书籍，赠阅给二十九军将士，据说当时人手一册。为了编辑此书，宋哲元特地拜访“神童子江希张”，因为江希张是《四书新编》的作者。在该书“例言”中写道：“四书是无论如何不可不读的！无论人的年龄如何，无论人的职业如何，人，从农工商人以至于政治领袖……”

  该书原版在当时颇为畅销。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宋哲元才出资做了袖珍版，可见宋哲元也很注重版权意识。在书中，宋哲元也提及“发扬列圣余绪，充实民族精神。惟富国强兵而已，进世界之大同，肇人类之和平，亦将于此发其轫焉……”

  为了便于抗战将士们行军时携带此书，宋哲元特设计成可以把握于手掌之内的袖珍版，且书中增加了孔子和孟子的影像。书中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详加论述，通俗易懂。每个章节也有不同的花式纹样设计，以期用国学经典鼓舞士气。原书还有精装纸质函套，可惜完整的书价格太贵真心买不起。

  此书虽说是书，但已经超出了一本书的范围，设计用心，中西合璧。尤其使用了细软羊皮、西洋铜版纸、新式铅字印刷、烫金技艺等，完全是把一本书当成艺术品来设计。遥想当年沙场点兵、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环境之下，还有微微书香伴随中国抗战将士，可谓是一种安慰和无尽的勇气之源。

  由于此书并非商品书，而且属于非卖品，没有版权页和定价。但是封面上的“民国二十六年”已经说明了出版时间。只是这种精装本在当时造价也不菲，因此流传至今，更是值得收藏。

  我还收藏有一本袖海山房出版的袖珍书，开本为8.5×8.5厘米，线装本，石印，版心有鱼尾和书名《宪问》，实际上就是收集了很多前人的应试文章。

  查了一下，袖海山房成立于1879年，即清光绪五年。该书房至清末还存在，店址初设于上海三马路福康里，后搬至铁马路宝顺里。这家书房所出有医学、国学、地理、时事、科举工具书等，虽为石印本，但皆精致可读，甚至还有彩印技术。

  还有一种工具书也会出一些袖珍版，如字典、词典。我收藏的一本《模范英汉小字典》，布面装，封面印有字称“分半本”，即为半分米，应该是指内文宽度只有半分米，高度则为7厘米。主编兼校对为赵克新。序言为邵飘萍作于上海中英编译馆，时间为1941年。这本小字典作为精装本当时有甲乙两种销售，但是我没有看见具体定价。此书如果不用放大镜是没法阅读的。

  我还有一本同样大小的词典，全名为《学生（求解作文成语辨字）四用辞汇》，为上海奔流书店出版。紫色皮革书衣，烫印银色字体，出版于1943年8月。封面标注：常用一万字，成语八千句。在封底则有四句广告语：“版本虽小，巨细俱全，怀中常备，获益匪浅。”在序言中可知，这本词汇出版两个月就再版了，可见销量颇佳，特地增加了一千多个生僻字备查。由此可知，这种小书，制作时也是花了大工夫的。

  《藏书·家：爱书人与他们的理想书房》中讲述了一位叫艾伯特的收藏家热衷收藏袖珍书的故事，他收藏有整套的莎士比亚全集，还有契诃夫的故事集，但是都需要用放大镜才能阅读。据介绍，艾伯特还藏有小巧的地球仪，居然藏着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地图集》，一个火柴盒里放着一把钥匙，打开锁孔则可以观赏到一位人体摄影师的作品。在外国不但有袖珍书协会，而且还会定期举办展览，艾伯特说：“收藏并不是占有，它是关于寻找物品以及与人相遇。成为收藏家并不需要占有。”

  其实国内也曾举办过类似的展览，如《古人掌中书——院藏巾箱本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12月），其中就有宋代到清朝时期的“巾箱本”，又称为口袋本、掌中书。

  如果要追溯这种开本小巧的“巾箱本”历史，最早可追索到《南史·齐衡阳王钧传》，其中有记：“钧尝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 诸王闻而争效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巾箱本”初始几乎都是古代经典，例如四书五经之类的，后来渐渐延展开来，也有更多种类的图书加入。到了晚清宣统年间，还有铅印本的《识字教授书》出版，而且不少巾箱本还配有木盒或者精美函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朝鲜、日本在出版中国古籍类书时也有巾箱本的出现。

  由于不少巾箱本是出自皇家特制，或是私家刻印和装帧，因此用纸、用料都会很用心，如能保存至今，一定是值得收藏和把玩的艺术品，当然价格也不会太便宜了。

  我有一次在旧书店里看到一本极其小巧的袖珍书，翻开内容是鲁迅诗集，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特制的，很可爱，可惜没有收下来，至今感觉是憾事。

  1943年发行的微型学生辞典。

《藏书·家》一书插图。英文版袖珍书。

抗战时期的袖珍版《四书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