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求表达效果，传统艺术评论有些喜用“夸饰”陈述方式。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夸饰”篇对此详加分析。他认为“夸饰”极为常见，“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其目的就是想“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哪怕经典之作亦多运用“夸饰”，“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而实际效果并非完全如作者愿，过甚则会“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传统书法理论上，“夸饰”极为普遍，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譬如唐欧阳询在《用笔论》说：“刚则铁画，媚若银钩”，具有明确形象和质感，能反映笔画坚韧遒劲、刚柔相济之内质。但唐窦冀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就带有明显误导意味，事实上怀素创作并非如此，他喜狂挥翰逸，但绝非摧格忌律、恣意纵情、信壁涂鸦。因此，对传统书论“夸饰”要有所鉴别，这样才能回归书法创作原本真实之所在。

  崇尚先贤

  书法形体结构自有法则与规律，没有法则就没有普遍的认知，没有规律书家着墨便无所适从。在结体上，汉蔡邕在《九势》中说：“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要求点画互相照应，气脉贯通，不致离弃。隋释智果在《心成颂》中说：“回转右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潜虚半腹”“间合间开，隔仰隔覆”，强调形体中的笔画部首要有分有合、有繁有简、有紧有松。所有这些对后世书法艺术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但有些书论则带有明显“夸饰”成分。南朝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蔡邕书作“骨气洞达，爽爽有神”，说卫恒书作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同期萧衍在《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中说锺繇书作“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这些“夸饰”虽是状貌，但已超越形体之上，带有深厚的褒扬色彩。

  细究这些“夸饰”，多出于对名流书家之推崇。民族文化有个现象，就是每一艺术流派都热衷标榜源出某某圣贤名流，如儒家推崇尧舜，道家推崇神农和黄帝等等，汗牛充栋典籍之中，便充斥对古代圣贤赞美之词，积月日久，渐渐形成民族所特有的“崇尚先贤”心理，渗透于文化乃至社会每一领域。书法艺术于此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赵壹在《非草书》中认为书法高贵是“圣人所造”，传三国时期锺繇在《论笔法》中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晋卫铄在《笔阵图》中说：“自非通录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先贤”书法成就，成为后期书家企慕和迨及的一种理想人格和艺术审美寄托，于是，先贤书家被神圣化、偶像化，成为艺术顶礼膜拜之标杆，不惜以绮靡浓艳之词铺锦列绣，加以“夸饰”。

  向往自由

  书法拨动心弦，关键是作品具有强烈而深邃之神韵。神韵在书法审美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含纳情、意、趣、形、骨、力、势等多种审美元素。但有些书论，对神韵“夸饰”就显得轻佻而乏真、蹈袭而索味。晋文学家成公绥在《隶书体》中说隶书：“彪焕磥硌，形体抑扬，芬葩连属，分间罗行。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洋洋洒洒，美则美矣，但感觉并非出自对书法神韵之褒奖，而是自身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天然的渴望，借书法评析来加以倾诉和希望。

  社会学上，自由一般指不侵害别人前提下能够实现自己意愿的行为。先民从能够主宰自己命运起，就有积极的自由向往。先秦哲学特别是道家十分渴望自由，庄子《逍遥游》等篇什将自由作为人生的终极理想。愈是禁锢拘束愈而向往自由。以明为例，皇室对儒家教义胸怀狭隘奸疑，对文人重典整治，构筑一个峻法禁言的对文人的统治框架。对这十分逼仄、极其狭窄之选择，书家如笼中之鸟、病馆之梅，身心俱疲，便借以书法神韵的畅想来满足日常娱乐与消遣，彰显生命的自由与自得。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一具豁然贯通焉，忘情笔墨之间，和调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后为能学书之至尔。”本来神韵是一种艺术境界，因体验而显示艺术的芳香和高贵，使人感觉强烈的情感在心中跳动，进而体验着一种“无言之大美”。但明评论家这些夸饰，似在追求那种非出于书法本体点、画、线条焕发的生命气息，而是着眼于唤回整个社会解脱忸怩作态之力量，唤回那种雄浑博大的气象和生气勃勃的精神意志，传达出一种不可言喻的书外情思和墨外风雷。

  善美情怀

  许多人或说人品就是书品，或说人品决定着书品，或说人品与书品是相互统一的整体。所有这些，多出于中华民族早就形成的“善美情怀”。

  善美情怀源远流长，先秦时期《易传》提出著名的“修辞立其诚”观点，即一个人的内在情感必然会通过他的包括言辞在内的外表显露出来。儒家《礼记》中说：“诚在其中，此见于外，以其见占其隐，以其细占其大，以其声处其气。”说的是，人们在欣赏艺术时会获得一种审美愉悦，不由自主追寻艺术品的作者，当作者是品德无端之徒，自然会感受与艺术品不符，当作者是所推崇的名流时，自然而然地受其品德的感染。由此，不少书家便认为人品是决定书法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

  诚然，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书家，都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的道德、情操、人格、气节与他们的书法相益生辉，并传展后世。但从艺术角度看，有些“夸饰”带有明显的拔高提优现象。比如宋朱长文在他《续书断》中说颜真卿书法“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因其品性耿直也就见到书风有如“忠臣义士”。

  艺术家的人品与书品有无必然联系？这个哲学、美学和艺术学上的难题，为无数人提供了探索不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