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论“夸饰”背后的文化心理

  • 编辑: 杨小西
  • 来源: 中国艺术报
  • 点击: 144830

时间: 2023-07-12 14:10:06

  为追求表达效果,传统艺术评论有些喜用“夸饰”陈述方式。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夸饰”篇对此详加分析。他认为“夸饰”极为常见,“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其目的就是想“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哪怕经典之作亦多运用“夸饰”,“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而实际效果并非完全如作者愿,过甚则会“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传统书法理论上,“夸饰”极为普遍,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譬如唐欧阳询在《用笔论》说:“刚则铁画,媚若银钩”,具有明确形象和质感,能反映笔画坚韧遒劲、刚柔相济之内质。但唐窦冀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就带有明显误导意味,事实上怀素创作并非如此,他喜狂挥翰逸,但绝非摧格忌律、恣意纵情、信壁涂鸦。因此,对传统书论“夸饰”要有所鉴别,这样才能回归书法创作原本真实之所在。


  崇尚先贤


  书法形体结构自有法则与规律,没有法则就没有普遍的认知,没有规律书家着墨便无所适从。在结体上,汉蔡邕在《九势》中说:“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要求点画互相照应,气脉贯通,不致离弃。隋释智果在《心成颂》中说:“回转右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潜虚半腹”“间合间开,隔仰隔覆”,强调形体中的笔画部首要有分有合、有繁有简、有紧有松。所有这些对后世书法艺术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但有些书论则带有明显“夸饰”成分。南朝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蔡邕书作“骨气洞达,爽爽有神”,说卫恒书作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同期萧衍在《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中说锺繇书作“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这些“夸饰”虽是状貌,但已超越形体之上,带有深厚的褒扬色彩。

  细究这些“夸饰”,多出于对名流书家之推崇。民族文化有个现象,就是每一艺术流派都热衷标榜源出某某圣贤名流,如儒家推崇尧舜,道家推崇神农和黄帝等等,汗牛充栋典籍之中,便充斥对古代圣贤赞美之词,积月日久,渐渐形成民族所特有的“崇尚先贤”心理,渗透于文化乃至社会每一领域。书法艺术于此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赵壹在《非草书》中认为书法高贵是“圣人所造”,传三国时期锺繇在《论笔法》中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晋卫铄在《笔阵图》中说:“自非通录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先贤”书法成就,成为后期书家企慕和迨及的一种理想人格和艺术审美寄托,于是,先贤书家被神圣化、偶像化,成为艺术顶礼膜拜之标杆,不惜以绮靡浓艳之词铺锦列绣,加以“夸饰”。


 向往自由


  书法拨动心弦,关键是作品具有强烈而深邃之神韵。神韵在书法审美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含纳情、意、趣、形、骨、力、势等多种审美元素。但有些书论,对神韵“夸饰”就显得轻佻而乏真、蹈袭而索味。晋文学家成公绥在《隶书体》中说隶书:“彪焕磥硌,形体抑扬,芬葩连属,分间罗行。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洋洋洒洒,美则美矣,但感觉并非出自对书法神韵之褒奖,而是自身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天然的渴望,借书法评析来加以倾诉和希望。

  社会学上,自由一般指不侵害别人前提下能够实现自己意愿的行为。先民从能够主宰自己命运起,就有积极的自由向往。先秦哲学特别是道家十分渴望自由,庄子《逍遥游》等篇什将自由作为人生的终极理想。愈是禁锢拘束愈而向往自由。以明为例,皇室对儒家教义胸怀狭隘奸疑,对文人重典整治,构筑一个峻法禁言的对文人的统治框架。对这十分逼仄、极其狭窄之选择,书家如笼中之鸟、病馆之梅,身心俱疲,便借以书法神韵的畅想来满足日常娱乐与消遣,彰显生命的自由与自得。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一具豁然贯通焉,忘情笔墨之间,和调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后为能学书之至尔。”本来神韵是一种艺术境界,因体验而显示艺术的芳香和高贵,使人感觉强烈的情感在心中跳动,进而体验着一种“无言之大美”。但明评论家这些夸饰,似在追求那种非出于书法本体点、画、线条焕发的生命气息,而是着眼于唤回整个社会解脱忸怩作态之力量,唤回那种雄浑博大的气象和生气勃勃的精神意志,传达出一种不可言喻的书外情思和墨外风雷。


  善美情怀


  许多人或说人品就是书品,或说人品决定着书品,或说人品与书品是相互统一的整体。所有这些,多出于中华民族早就形成的“善美情怀”。

  善美情怀源远流长,先秦时期《易传》提出著名的“修辞立其诚”观点,即一个人的内在情感必然会通过他的包括言辞在内的外表显露出来。儒家《礼记》中说:“诚在其中,此见于外,以其见占其隐,以其细占其大,以其声处其气。”说的是,人们在欣赏艺术时会获得一种审美愉悦,不由自主追寻艺术品的作者,当作者是品德无端之徒,自然会感受与艺术品不符,当作者是所推崇的名流时,自然而然地受其品德的感染。由此,不少书家便认为人品是决定书法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

  诚然,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书家,都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的道德、情操、人格、气节与他们的书法相益生辉,并传展后世。但从艺术角度看,有些“夸饰”带有明显的拔高提优现象。比如宋朱长文在他《续书断》中说颜真卿书法“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因其品性耿直也就见到书风有如“忠臣义士”。

  艺术家的人品与书品有无必然联系?这个哲学、美学和艺术学上的难题,为无数人提供了探索不尽的话题。


(责任编辑:杨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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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传统书论“夸饰”背后的文化心理,作者:嵇绍玉,来源:中国艺术报,来源地址: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history/20230705/index.htm?page=/page_4/202307/t20230704_1283133.htm&pagenu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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