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那段时间，乡里又提出停发我的工资，另安排人干文化站的工作，《豫西报》就给我发工资。干了几个月，报社领导认为我不怕吃苦，热爱新闻工作，就决定正式把我调过去。这时，临汝镇方面又提出：“调动可以，把干部指标留下,你的指标让《豫西报》再给你解决。既然地区这么看重你，解决个指标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嘛!”乡里又派人找到《豫西报》领导说：“郭进拴是我们这里难得的人才，你们要把他调走了，我们的《乡音》报谁来办?文化站的工作谁来干?”

  洛阳地区文化局的领导也听说了《豫西报》要调我的消息，专门拿了文化部的文件，找到地委有关领导说：“文化部有文件，这一批转干的文化专干，5年内不准调离文化站。你们要是把郭进拴调走了，开了这个口子，其他人都要求调动我们怎么办?”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妻子怕一头出捋，一头抹光，就直接找到报社领导，要求让我还回临汝镇。马凤超副总编为我写了鉴定，并代表报社亲自坐小车把我送回了临汝。

  办《乡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没经费，我就把文化站的全部家当做抵押，贷了几百元的款，还把工资垫上，印了第1期，随后才这个20、那个50地集资办了起来。我一个人身兼社长、主编、编辑、校对、发行、财务6职，还拉大旗做虎皮地做了一个大牌子，用红漆写上了“乡音报社”几个大字，挂在租来的两间破房子门口。我到开封印报纸，为了省钱，就住到在河大读书的老乡冯团彬的宿舍里。一天夜里一直在印刷厂校对到凌晨3点，回来时学校前后门都上了锁，只好翻墙，结果被碎玻璃扎得双手、双脚都流了血，幸亏还没被派出所抓住。就这后来在我调动工作时，乡里的宣传委员亲自跑到赞助单位，说：“郭进拴要调走了，你们要向他要回赞助款，不能便宜这小子了!”

  从《乡音》创办到现在，已过去了31年，我也有当年20多岁的小青年，到了现在近60岁的小老头。但《乡音》磨练了我，成全了我。如果没有这张报纸，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深山沟里的农民!也许我

  还会和我的几个儿时的同伴一样，被砸死在个体老板开的小煤窑的地下黑洞里了。正是这张报纸让我转成了国家干部，改变了我

  的命运，我不能也不会忘记她!往事历历，犹在眼前，感谢当年支持我的各级领导!感谢当年资助《乡音》的各界朋友!

  我在这里真诚地对各位道一声：“谢谢!谢谢!再谢谢!”

  如今，回忆起我1986年至2000年编辑《风穴文艺》和《沧桑》杂志的十四年难忘岁月，有许许多多的往事涌上心头，很有必要写出来，与读者进行交流互动，也为后人留下一份文学史料。

  1986年12月，经我的恩师徐慎、王泉水极力举荐，我被借调到临汝县文联工作，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人事上的是非曲折，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镇、户口在临汝镇、工资关系在文化局、人在文联。可文联编制已满，一时又调不进来。真是办公没桌、吃饭没锅、睡觉没窝。

  我到临汝县文联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郑州校对《风穴文艺》。一天下午，我在文联办公室值班，时任县文联主席张进才从郑州回来，连家都没顾上回，就直接到办公室让我连夜坐火车赶到郑州与已先期到达的陈建国副主席在河南日报招待所校对《风穴文艺》创刊号。我到郑州后，与陈建国副主席连明彻夜校对了三遍《风穴文艺》创刊号的大样，用徐慎老师的话说，《风穴文艺》创刊号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因经费没有及时到位，印好的刊物，河南日报印刷厂硬是不让提货。后来张进才主席派我乘他在临汝县印刷厂工作的儿子的车到郑州与印刷厂的负责人说了许多好话，才拿回了50本刊物，张进才主席把这些刊物分送有关领导，经多次催促协调，才与1987年6月落实了印刷费，让我到郑州一手交钱，一手提货，运回了《风穴文艺》创刊号。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南丁是河南当代文学60多年发展历程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之一。他52岁起担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主持创办了《莽原》《散文选刊》《故事家》《文艺百家报》等多种文学期刊，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对新时期“文学豫军”队伍的成长壮大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河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