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我为了赶写报告文学《明星从这里升起》，因办公室人来人往，无法静心写作，我只好躲到工人文化宫的乒乓球室，在这里三天三夜没眨一眼，写了18000多字。此稿首发《风穴文艺》总第2期，后经陈建国修改，更名为《汝州新星》，在《当代人报》创刊号整版发表。1988年1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3期推出了《白云山笔会特辑》，头题发表了我与陈建国合写的报告文学《行路难》，《河南日报》转载后，平顶山一主管部门领导看到文中揭露他不掏钱拉水泥的一段文字后，主动到汝州市水泥厂补交了水泥款。

  在这期间，一位文友到平顶山市委党校读书，我就要了他的钥匙暂住他屋。正好我爱人也带着儿子进城来看我，她怕儿子乱跑乱动，影响机关办公，就把他关到屋里，捉住手脚，不让他乱说乱动。一天夜里，团县委办公室被盗，我们住在办公楼上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被审来问去，并要求说清几点几分在干什么?何人为证?此时，又有有来头的人要占领这间房手，不由分说，把我们赶了出来，还把朋友的家具扔到了办公室一角。我和我爱人只好拉着才刚刚几岁的孩子，背着被子，含泪又回到了乡下……

  这期间，县文联张进才主席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写一份《自传》、《工作总结》，并让同时誊抄几份，分别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他的多次奔走、呼吁，终于感动了有关领导，我才于1988年春天，正式调到临汝县文联。我以每月12元的价钱在前火神庙街租了两间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的破房。一次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吴功勋老师到我家约稿，看着我住的阴暗潮湿、四面通风、屋顶露着天的从清末留下来的房子，差点流下泪来。可我就在这间破屋里，写作了4部著作，现已出版了3部。也算我命大，两年后我前脚刚刚搬出这两间破屋子，后脚便四角落地，成了一堆废墟。        在1988年6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4期，我特设了《新星》专栏，集中发表了彭忠彦的小说《风流寡妇》《祭坟》和创作谈《大山的馈赠》，同期发表了我写的评论文章《似岘山一样质朴，像汝河一样浑厚——介绍我县文坛新秀彭忠彦和他的作品》。        1989年5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5期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汝州青年作者群，正在冲出中原》，为汝州作者鼓劲加油。       1989年12月出版的总第6期《风穴文艺》推出了《朝川矿务局特辑》；1990年6月出版的第7期《风穴文艺》推出了“保险杯”征文作品。       1990年12月出版的第8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写的报告文学《梨园新星》，同期隆重推出了《十一朵金花》和《处女地》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了李婷茹、潘慧敏、陈晓、田丽霞、小弓、史运玲、华萧、张单华、阎双霞、梅芳、杨秀莲以及杨其林、聂光玉、宋书献、胡城墙、史运周、阎惠公等的处女作。        1991年6月出版的第9期《风穴文艺》推出了汝州市火电厂专辑，并保留了《处女地》专栏，发表了4位作者的处女作。1991年9月出版的第10期《风穴文艺》发表了“计建杯”征文作品，头题是我写的报告文学《大潮风流》；1991年12月出版的总第11、12期合刊以160页的篇幅推出了“宝烤杯”征文特辑，发在头题的是我写的报告文学《汝州汉子》；总第13期是《鲁慕迅乡情诗画展专辑》，发表了我写的《乡情老更深——介绍汝州籍著名画家鲁慕迅和他的作品》。       1992年11月出版的总第14、15期合刊以164页的篇幅推出了汝州市电业局特辑，从本期开始，我以副主编的名义出现，发在头题的报告文学是我写的《光明的事业》；1993年11月出版的第16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的报告文学《壮歌风云路》；1994年7月出版的总第17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写的报告文学《兴业史》，同期发表了我的散文《哭您，我的恩师徐慎》《葛洛老师，您别走》；1995年4月出版的总第18、19期《风穴文艺》合刊推出了汝州市焦化厂专辑，发表了我的中篇报告文学《红火焰》；1995年12月出版的总第20、21期《风穴文艺》合刊以160页的篇幅推出了汝州市“节水杯”获奖作品专辑，头题是我写的中篇报告文学《生当作人杰》；1996年6月出版的总第22期《风穴文艺》，我首次以执行主编的名义出现，本期集中刊发了《我与《风穴文艺》征文获奖作品》；1996年9月出版的第1期《沧桑》，我任执行主编，本期发表了我的《我的作家梦》，在文坛引起轰动效应，后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并获国家级大奖。        在汝州市文联工作的14年里，我编辑出版了38期《风穴文艺》和《沧桑》杂志，组织了100多次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笔会，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我还几次冒着风雪，在节假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步行到乡下看望作者，辅导创作。我宁愿自己少写、少发，也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发现和培养人才上。在办刊物过程中，因没有经费，我就千方百计想办法，不惜跑千山万水，受千辛万苦，说千言万语，承担千难万险，不怕跑断腿，不怕饿断肠，不怕遭冷遇、给白眼，没有小车，就坐公共汽车、三轮车、骑自行车、步行……一次不行就两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用真情去感化上帝苍天，多方筹资数十万元，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办刊物、培养作者身上，而我自己却从来没有领过1分钱的加班补贴和编辑校对费。我没有职称、没有地位、没有职务、没有金钱，有的只是对文学的一片痴情。我不怕吃亏，不怕受累，为了文学事业，可以牺牲一切。我非常尊重业余作者的劳动，不少稿件，我整整保存了10余年之久。         1992年，当一批又一批的文人纷纷下海的时候，我也下了海，下到了上海，下到了学海。我这个生在小山村、长在小山村、喝山泉、吃山菜长大的农民的儿子，泪别老母妻儿，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我在书海里遨游，在稿纸上耕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两部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1部长篇纪实文学、1部报告文学集、30多篇散文、评论，总字数达60多万字；还翻阅中外文学名著310部，记读书、听课笔记、日记约70多万字。        复旦校园风光迷人，环境优雅。每当黄昏时分，一对对红男绿女出出进进；每当周六、周日晚上，我住室对面的舞厅里，彩灯闪烁，舞曲悠悠，那美妙的舞曲撩人心扉，令人神往。可我为了赶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女山，美人河》，就抵挡着各种诱惑，怕那软软绵绵的音乐把我的魂儿勾走，我就关上住室的门，可那音乐又从窗口飘入，我就又把窗子关个严严实实，再用棉花团堵住耳道孔。天太热就脱去长衣裤，任蚊虫叮咬；困了，就到卫生间用水龙头冲一下再写；夜深了，怕影响同室的几位学友休息，我就用床单隔住台灯光亮，拉灭公用电棒继续写啊写!饿了，就干啃几口方便面再写。我每天为自己规定写3000字的任务，写不完不准睡觉，最多的一天写了13500字，创入复旦求学以来的最高记录。我写啊写，手写肿了，头发写稀了，身子写瘦了，只有稿纸在一摞一摞往长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千辛万苦写了书，又东抓西借、负债累累，自费出书，卖书还债。这不是痴、不是憨，是什么?可咱就是这种人，不怕别人笑话!

  在1994年我的36岁本命年到来之际，我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了20个春秋的愿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有巴金、冰心、艾青、曹禺等中外著名的老作家在其中，入会也是非常自豪和荣耀的事，我最珍视中国作协会员证这个小本本。为了在写作上来个突破，我开始了省吃俭用，拼命买书读书。1996年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备年货，而我却在深夜偷偷拿走了妻子准备过年的400元钱，坐早班车来到郑州，两顿没吃一口饭，只留下返程车票钱，跑遍了郑州的大小书店，一下子买了380多元的好书，气得妻子多天不理我。而我却埋头美美地读了一个节假目的书。他们买好吃好喝的，咱买好书读，这叫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