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六十岁说【三十七】

  【郭进拴原创】说说我的恩师南丁

  2016年11月12日上午，我在微信朋友圈读到了一则南丁老师去世的消息，当即留言道：“我不相信!南丁老师这样的好人不会走!”因为就在昨天，我还从《中国作家网》读到了何向阳在当天的《文艺报》发表的《南丁的中篇小说：弱者的胜利》一文，向阳这样写道：

  生命不会止于废墟，它总是从毁掉的地方长出新枝。这也是南丁小说为什么记录了那么多苦难而总是怀有葱茏的绿意的原因。这是他献给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的深沉而隽永的“完美”意念。

  那从神秘的星空洒落下来的歌声，就这样轻轻抚过了现实的残缺，它还给世界的只是爱与谅解，这是文学之所以常青不朽的“新绿”。于此，我不仅从中领略到20世纪时代风云的波谲变幻，更敬仰一个作家心向光明用笔如上的深在趋力。

  作为专业阅读者，我深受《被告》开头的吸引。那行不可模仿与难以复制的文字是：“王家兴最害怕的是潘淑芝的那一对眼睛”。王家兴是谁?潘淑芝是谁?为什么害怕?害怕的为什么是“一对眼睛”?他们不过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村代表主任、一个乡村少妇，两户对面人家，当然也是一个被告一个原告;一个更应该是被告的原告，一个应成为被告的原告——一再地整到了法庭监狱并延期而至有些疯癫却信念不移的“被告”，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故事在小说的元叙事意义上之所以历时经久而魅力不减，一方面源于它自身一直延续的一种引人进入的节奏，而这一节奏的制胜点仍在于这个开放的开头，作为一部小说的第一句，它暗藏了两位主人公对峙的紧张，同时也给出了我们解开两位主人公内心的钥匙。而后者，在上世纪50年代的小说写作中，更有着先锋的意味。

  对应于农村少妇潘淑芝那双让王家兴害怕的一对眼睛的，是潘淑芝眼中王家兴的“笑”，是他恶意的狞笑时露出的“闪着黑光的尖利的牙齿”。这些浅淡的白描式书写中渗透的心理探索与双关意味，在今天看来也价值非凡。然而，比开头、节奏和心理都更为重要的是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人物的信念，这信念不是通过小说家的解说表达出来的，更是女人的那对眼睛“说”出来的，是“她看到”的，相对于“憔悴的面容”、“流下的眼泪”、“委屈的、羞辱的、破烂的生活”之所见，她更看见了“蓝色的天空”、“金色的阳光”、“绿色的正在茁壮成长的垂杨柳和广阔无垠的绿色原野”，“她觉得世界这么好，死了才真可惜，才真是傻瓜。应该活下去”。

  整部小说对于法庭没有过多书写，而真正“对簿公堂”的交锋是潘淑芝、王家兴在选举会上，那段情节真是精彩有力，而“罪上加罪”的潘淑芝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固执相信，更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某种动力。而我以为，小说更深的意旨在于对于秦信式法官的“清理”，更在于“法官，这是决定人的命运的人，要是麻木了，要是像理发师谈着头发的样式那样谈着人，那真是可怕。法官，这是一种危险的职业，需要怎样谨慎的人去做啊”的认知，这种认知即便放在60年后的今天再看，仍是真理。最后，小说对于人物去向的交代简洁明快，这一干净利落的文风在《尾巴》等作品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仅语言，《尾巴》的中篇架构能力更趋成熟，它用了“小标题”法来结构全篇，譬如，“一，讲故事之前，有必要啰嗦几句，诸如时代背景之类”题下的开头，“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夏季的白果树村，在许多方面回到了原始时代。比如耕地，原是有一台拖拉机的，可是没有柴油，只好还把老牛请出来”。此后还有，“比如吃粮”，“比如洗衣”，“比如取火”，“比如照明”等等，不一而足，这个时代背景交代得何其精彩，又何其充满了反讽意味，比如，“人呢?人的情况就更为严重，尤其值得忧虑，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猴子变成人之后，就没有尾巴了。有无尾巴，应当是猴子与人们相区别的标志之一。可是，不知怎么一来，白果树村的一些人们却又长了尾巴了：这就回到原始社会以前去了。”“人类岂能与猴类共处?于是，就有了一个割尾巴的运动”。南丁式的黑色幽默，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作家的才智，更成为推动整部小说上升的“旋转力”，在这反讽对应的变形了的“时代背景”里，我们才可理解梁满仓老汉的愚忠，梁铁的铁一般的沉默，梁继娃的睿智机警，也才能站在这个已经拨乱反正后的时代回望那一变形时代，理解小说家写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于“尾巴户”的“资本主义之鸡”的革命，对于“尾巴”的手术、刀割和铁烙;才能理解动员会上孙德旺的“十三杯茶，八回厕所，二十六支大前门牌香烟”的艰难动员;才能理解梁满仓老汉的对于“两头母猪，三棵树，三十只鸡”的坦白交代;才能理解后生梁继娃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的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