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醉入邙山画阁中》也是被另一位编辑当场宣判了死刑的稿子，我本已灰心丧气地将稿子装入提包，欲起身告辞的时候，一位身材高大的老编辑站了起来，说：“让我再看看！”谁知他仔细看了一遍，就一字一句认真修改了起来，甚至把每个错别字、点错的标点符号都重新改正了过来，有几页已改得密密麻麻，面目全非。最后他让我把改得看不清的几页重新抄了一遍，然后在稿签上写了意见，先在1986年10月31日的《河南广播电视报》第1版重要位置上介绍了一番，又在1986年11月4日的《河南风光》节目里播出了这篇散文。我从稿签上的责任编辑栏里认出了一个我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名字：吴功勋。经过对照笔迹，原来我收到的第一封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给我写的亲笔信，也是出自吴老师之手。从此，我们成了无话不谈、情深意厚的忘年交。他不但经常向我约稿，而且还言传身教，多次和我一道深入汝州的城市、乡村、名胜古迹、山川、河流、厂矿企业，边采访边给我出题目、压担子，并教我如何深入生活、如何构思、如何修改、如何提炼主题、如何写出新意？把他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丝毫不留地传给我。往往我写出初稿他再反复修改。可播出时却只有我的名字，并把稿费也全部汇给了我一个人。他说：“你的工资低，家庭负担重，这点小钱可补贴一下家用”这中间付出了吴老师多少为别人所不知的心血和汗水啊！他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多少个不眠之夜啊，我们把盏夜话，共论文与人。我原来租住的破房露着天，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吴老师看后流下了热泪，并利用工作之便，建议有关领导改善我的住房条件。后来我买新房缺资金，他就把自己省吃减用积攒的血汗钱资助我。还把我们合著的《汝州风貌》一书的稿费一分没留全部给了我。后来我才听说他连春节给外甥们的压岁钱也没有了，气得外甥直哭。每当我事业上有了成绩，吴功勋老师就及时给予鼓励，当他发现了我工作中的缺点，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并耐心细致地批评教育，真是苦口婆心，语重情长，使我倍感幸福和温暖。有一段时间，我为了赶进度，稿子写得比较毛草，吴老师就批评我不要萝卜快了不洗泥，应该高标准、严要求，不能骄傲自满，并把几篇不成功的稿子提了具体意见，退给我修改，一直等到我改得达到了播出水平他才签发。他还经常把我的作品向大报刊和出版社推荐。我们师生间的情谊，甚于父子。父亲赋予的只是我的躯体，而吴老师却赋予了我艺术生命，并教我如何处世、为人，做一个有正义感、德艺双馨的作家。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恩师也。

在吴老师身上，既有品如松石的一面，他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人若秋水的一面。他的品格似松石，他的情操若秋水。这正是：“品如松石香在骨，人若秋水玉为神。”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恩师——吴功勋。

提起我与屈江北老师的友谊，还是引用他在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说明问题吧！

屈指算来，我和进拴弟相识差不多已经36年啦！36年来，他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专业作家，我是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的见证人。

第一次接到他的投稿是1974年，我当时在汝州市（原临汝县）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为培养文学新人，文化馆创办一个文学期刊《红艺》，我在《红艺》编辑部当编辑。有一天，我接到一篇陌生的诗稿，来稿人是临汝镇高中、不到十六岁的学生郭进拴。尽管那是一首平仄不分，韵脚不整的打油诗，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给他回了一封鼓励的信说：“进拴同学：你的诗稿已经收到，不宜采用，盼以后努力创作并加强联系，随信寄上一期《红艺》，望查收。”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便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虽然时值今天他仍然叫我老师，但我总把他当成小弟弟。

随着交往的增多，友谊也日渐增强。实在没有学习班和会议，他也会到文化馆来和我厮守在一起，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一个烧饼瓣开吃，一个被窝俩人睡。甚至我到洛阳开会，到郑州参加文艺调演，也把他带在身边。我们真正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几天不见，两人都想得慌。那年腊月二十九，文化馆要到上海去拉一批哈哈镜，赶在正月十五、灯节期间办展览用。临年傍节的，谁不想过个团圆年？正愁没人给我当帮手，我就向张久益老馆长提议：“让进拴和我去吧！”就这样，两个司机轮流驾驶，我们在敞篷卡车上用被子包着身子，一路颠簸着向上海驶去。从未出过远门的进拴高兴地在卡车上一路高歌，几乎是唱到了上海。现在回忆起来，心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几十年的风雨见证了几十年的友情，进拴感我知遇之恩，总唠叨着栽培之情，我却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一种患难之交的亲情和纯洁的友谊。以至他后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到鲁迅文学院镀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领奖，总忘不了给我写封长信，在信的落款处写上：你的拴！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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