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七十八】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

      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干瘦如柴的老母亲怎么也不理解我，把我用心血写成的一大摞底稿统统扔到了火堆里。我不顾一切地扑向火堆，但已经晚了，早变成了一堆灰烬。我捧着纸灰伤心地哭了，一连哭了三天三夜，水米未进……这时，社会上对我的冷言恶语也扑天盖地而来，我简直成了“一小撮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上地干活也没人喜欢和我在一起；队里让承包铝矿，也没人愿意和我一个组，我只好自己和自己一个组。后来我由于遭诬陷，又被拉到全大队的党员、干部学习班上挨批斗，连我起的“志农”的名字，也被人怒斥为“坑农”。我头扬高了，人家说我不服气，让低头认罪；头低下了，人家又说我不老实，让抬起头来叫大家看看……我绝望了，甚至想到了死……然而，我没有死，而是带着这奇耻大辱，流浪到洛阳大路口锅炉厂的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出苦力的小工，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我只有等加班归来工友们都熟睡了，才坐在路灯下奋笔疾书。我发誓这辈子写作如果不成功，就不回家门，宁愿死在外边喂野狗……就这后来也被工头看到了，说我不安心干活，光会胡闹台，结果又罚了我的款，把我赶走了。我从此连这个泥饭碗也丢掉了。我独自来到了故乡的风穴寺，在悬钟阁的墙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啊!生活，这是个无底的海啊!我受它的累，也受它的福，它让你爱，让你痛苦，也让你幸福。我饱尝了这种又苦又甜的滋味。为了让母亲支持我的事业，我把我打工挣来的45元钱，以一家杂志社的名义，在汇款单上注明“稿费”字样，从临汝县城汇出，当然收款人写的仍是我自己的名字；而恰在此时，母亲也收到了《山西日报》给我汇来的6元稿费，那是1979年12月11日《山西日报》刊登我的文学评论《喜闻“土豆”泥香味》一文的稿酬。母亲有意拿着这新收到的两个汇款单，到人多的地方去“炫耀”，她一边让人看，一边说：“俺儿来钱了!”识字人一看是稿费，纷纷夸赞：“这孩子有志气，成事了!我早看出是块料!”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成功了，得住稿费了，发财了。从此，我娘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让我专事在家写作挣稿费。我到县里参加创作会，娘还给我发路费、做新衣服、烙油馍……在娘的支持下，我的创作积极性更加高涨，省内外报刊上也接连出现了我的名字。每一次发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一阵巨大的喜悦，于是便兴冲冲地买上几本，美滋滋地读上几遍，由衷地感到，搞写作活儿虽苦，滋味却甜。值得提出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合作写了不少作品。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岩浆一样迸发了出来。改革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势不可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就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五天五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又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刊登，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两项空白。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我们晚上打通腿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馈，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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