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一十】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5天5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期刊，最终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我的这个成果，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从没有在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的两项空白。

       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晚上我俩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盔，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学习班结束后，我想在县城的厂矿、企业找份临时工作，可跑来跑去，四处碰壁，遭了不少白眼。这时候，张久益老馆长向我透信说，县里已请示了洛阳地区，准备在临汝镇设立文化站，你回去先找找公社领导，争取能到文化站工作。

我到公社找了宣传委员和文教助理。他们不但不让我干，而且还推荐了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和我争这个位置。我等于给他们透了一个信息，创造了一个机会。结果他们上报的名单没有郭进拴的名字，张久益老馆长明确表态：“临汝镇如果不让郭进拴干，指标就收回，这个文化站先不建，啥时候定住让郭进拴干了再建。”

我从此也转变了策略。不光写作文学作品，隔几天就到公社采访一次，“三夏”、“三秋”、抗灾等中心工作都被我写成报道，在县广播站播出。屈江北老师还专门交待广播站的马全胜站长：“进拴现在正在难处，以后他的稿子你多播点，以便引起公社重視。”

1980年，范振斌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他每天早上吃饭时，就端个碗坐在饭场挂的有线广播喇叭下，边吃边听。由于屈江北老师的精心策划，有一段时间里，《本县新闻》节目接连播了我写的几个头条消息，范书记边听广播边笑：“又是郭进拴报道，这个孩还怪捣蛋哩！”范书记还在一次全公社干部会议上表扬道：“青年人都要向关庙大队的郭进拴学习，多动脑子，多写文章。”

1980年8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山被任命为临汝县文化局局长。一天早上，他来到文化馆，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临汝镇文化站地区已经批了，我们想让郭进拴去干，你看咋样？”高山局长说：“这个孩子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一年多的队，他不怕吃苦，勤快得很。他可以免试，破格录用，你直接和临汝镇公社的范书记联系，就说我已同意让郭进拴去文化站了。”张馆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到县委宣传部找到了通讯组的刘会昌老师，他也很高兴，说明天上午一上班就给范书记打电话。

范书记接到张馆长和刘老师代表文化局、宣传部的电话后很重视，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党委会，决定让我来文化站上班。范书记让我去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马上办上班手续。

就这样，我的命运在两天之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终于成了端公家饭碗的文化专干。

得知这个准讯后，最高兴的还是我那苦命的母亲。她拿出了卖鸡蛋一角一分积攒下来的5元钱，用颤抖的手将这一把零碎纸币硬塞进了我的口袋，又包好新衣被，将我送到大路口，说：“我娃终于熬出头了，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以后你多操心公家的事，家里还有我哪！”

1980年9月，我用我第一个月发的27元工资，给家里买了几袋化肥，又给母亲买了几袋她连见都没有见到过、只有城里才有的糕点。可我的母亲连尝也没尝一口，她把这些糕点全部分发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换回了一句话：“进拴这娃不简单，有出息了！”

到文化站工作后，我仍到处投稿、送稿。有时听到地区或县里有名作家讲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手里的活就去参加学习班；有一次还陪同著名作家张一弓、叶文玲，到寄料、小屯、温泉、县城采访了20多天。这一下，我惹“祸”了——公社宣传委员到县文化馆反映，说：“这孩子不行，不务正业，到处乱跑，我们准备开除他。”

张久益老馆长说：“写作也是文化站的正业，正是他能写，我们才决定让他干的，要是不能写，没专长，我们还不要哩！你如不要他，我们就把他调到县文化馆，你们的文化站指标我们也收回！”张久益老馆长的正气，保住了我的饭碗。

在我的文学起步阶段，县委宣传部高山副部长、县委通讯组刘会昌老师，县文化馆屈江北、李自平、姚金成、王维周老师，县广播站揭传芳老师、马全胜老师，省文联张一弓、徐慎老师，《河南日报》社李长华老师，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吴功勋老师，《洛神》主编许桂声和副主编张文欣老师等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令我终生难忘。尤其是屈江北老师，他不但手把手地教我学写作，还在生活上对我无私援助。1982年初夏我结婚时，他将我俩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抓阄分娘》的105元稿费就给了我100元；还领我到烟厂找熟人批发“汝河桥”香烟；结婚那天，他带着李自平、马全胜、贝晓明几位文友，从临汝镇下车，又走了18里山路，新衣服上全是煤灰，直到下午1点才赶到我家。这些城里人也到山里参加我的婚礼，当时轰动了小山村！

在临汝镇文化站工作的几年里，我也办了几起“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次，公社派我到宜阳县运化肥，我在宜阳县委门口看到一对农民妇夫抱着一个死孩子在哭闹，原来是他们抱着急病的孩子到宜阳县医院救治，几次都敲不开医生的房门，后来急得没办法了，就一脚跺开了医生的门，医生怒气冲冲地说：“滚出去！我正瞌睡哩！”又把农民推出了门外，结果孩子不治而亡。我了解情况后，立即愤笔疾书了《宜阳县医院见死不救，激起群众极大公愤》的读者来信，寄给了《河南日报》社，很快在《读者中来》内参上登出。结果院长被撤职，主治医生被判刑，农民得到了经济赔偿。宣判大会上，却怎么也找不到作者了；后来两农民专程到临汝镇文化站向我当面致谢。

一次公社开会，邓禹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小山说：“你成天写这写那来，俺村的老婆们把卖鸡蛋的钱都兑出来建成了提灌站，可现在陆浑水库不放水，几千亩玉米眼看都要全部旱死了，你也不替俺向上级呼吁呼吁！”我连夜给《中国农民报》写了《救救这些庄稼吧！！！》的稿子，时隔几天，国家、省、地联合调查组现场办公，说是因上游的水渠横断面小造成的，国家立即拨专款连夜加深加宽了横断面，邓禹人喝上了救命水，粮食大丰收。《河南日报》派记者来采访，张小山说：“是文化站郭进拴的一篇文章救了俺全村男女老少的命！”到了年底，张小山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到公社给我送锦旗，并要求公社党委给我记功奖励。

有一天，关庙大队第一队的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领着有病的老婆到镇上找我，他说：“孩子，老叔的责任田叫干部们强行没收了，你婶子又有病，以后我可咋过呀！”我一怒，当即拉着他来到邮电所，自己掏钱，给省委刘正威书记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我的责任田被队干部强行没收，乡村干部都不管，没法活了，盼救命！”3天后，地、县工作组进驻临汝镇，经调查，情况完全属实，当即将干部们侵占的责任田又退还给了这位农民。那位农民含着热泪到处说：“拴娃这孩子还真能为咱穷老百姓办事哩！”

我写的《顾大庆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苏厂长贪生怕死闭门不出》，在《河南日报》发表后，顾大庆由信用社的临时工转成了国家干部，苏厂长被免职，恨死了我。

我创办的《乡音》报，更是惊动了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省委和洛阳地委，被称为“乡音事件”——第一期报纸刚在洛阳日报印刷厂拉回来，《洛阳日报》总编就带车追赶而来，将报纸又全部拉走。我到省委请示，门卫说需有县团级以上证明方可进去，我拿的乡文化站证明，人家连看也不看。我到省文联找何南丁主席，家人说他接见外宾去了，等了几个钟头也没见到他。我又去找徐慎老师拿主意，他说：“你前门进不去，就从后门进，装作去上班的样子，手往后边一背，不要左顾右盼，理直气壮地就进去了。”第二天上班，我果然照此而行，可刚跨出一小步，就被背枪的门卫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没证件？你上什么班？再捣乱就把你抓起来！”

没奈何情况下，我到花园路给省委宣传部拨了一个电话，说明了原委，人家让到省文化厅新闻出版处去请示。到省文化厅说明情况之后，处长说：“刚才省委宣传部已打来电话，我们正在请示中宣部和文化部，你明天上午来听消息。”第二天一见处长，他说：“经请示中宣部、文化部，不经正式批准是不能乱办报纸的。你回去让乡党委给县委写个报告，县委给地委写个报告，地委再给省委写个报告，如果省委批准了，你们就可以办。”

随我来的一位农民企业家听了这话说：“我这次赞助的150元印刷费，你再退还给我100元，算我赔了50元。”到洛阳后，他回家，我继续到地委请示。因报纸在印刷过程中，我已拿了几百份连夜给省文化厅厅长、洛阳地委宣传部寄去了，地委宣传部杨书忠部长看到报纸的当天，就带领地委宣传部、文化局的领导专程到临汝镇视察《乡音》报社，当他听说报纸让《洛阳日报》没收了，我已去省委请示去了，杨部长感到非常惋惜。我到地委找到杨部长后，他说：“我看了你寄的报纸，办得很好，姚雪垠，何南丁、苏金伞都是顾问，还题了词，要让他们知道报纸被没收了，影响很不好。”他立即让办公室给《洛阳日报》社开了一张按着地委宣传部大红印章的证明，说是以后再办报纸可以按照程序批，这次经审查，没有政治问题，请放行。

《洛阳日报》总编看了这个证明后说：“这要是省委宣传部这么写还可以，他地委管不了我们市里的事，我还要向省委和洛阳市委再请示一下，你明天再来听结果。”第二天我见了这位总编，他说：“我已请示了省委和我们市委，你要在每张报纸上印上‘内部刊物4个字，才能发行。”结果我又找了“内部刊物”4个铅字，在3000份由著名作家姚雪垠题写刊头的《乡音》报上全部按了一遍，才又搭班车将《乡音》报运回了临汝镇。

接着，《乡音》创刊号发表的《“黑旋风”女婿》，分别被1984年10月25日的《文学报》和1984年 11月15日的《河南日报》转载，《故乡的柿林》被《洛神》1984年第6期选载，引起了省内外文坛的轰动。大作家白桦、《当代》副主编刘茵等纷纷来信，盛赞《乡音》。

尤其是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处冯天贵同志来信写道：“厅长看了你们的报很高兴，认为你们办的报纸很好，是当前我省文化站中报纸办的最好，水平也很高的一家，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不断总结经验，开创文化站工作的新局面……厅长认为，你们乡的党委书记、乡长是很有战略眼光的领导，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能够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有机会，也一定拜访……”我把这封信登到了《乡音》报的总第3期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一次我到郑州给省文化厅的新闻出版处处长送报纸时，处长说：“你们的报纸办得很好，厅长支持，我们也支持，随后准备在你们那里召开个现场会，在全省总结推广你们的经验。”文化处处长冯天贵还领我见了彭玮厅长，彭厅长让我把文化站工作写个经验材料，作为内部简报，批转全省。彭厅长还提出要到临汝镇视察工作，拜访乡领导，帮助解决困难。

1985年的元旦和春灯节期间，我组织了全镇首届戏剧大赛和民间文艺汇演，整个临汝镇人山人海，成了欢乐的海洋。洛阳地区文化局局长一行5人就是在临汝镇过的灯节。节后特邀我和乡党委副书记王丙义到洛阳地区文化局长会议上介绍经验，《豫西文化》也用了整期报纸的版面，重点推出了临汝镇经验。《乡音》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乡音——农民的知音》也被中国报刊协会编入《中国报纸发刊词选编》；《孙转有声声血泪诉冤枉，孙愿军忘恩负义丧天良》也被《河南日报》、《豫西报》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养老敬老”大讨论。河南省总工会洛阳地区办事处、中共洛阳地委宣传部也把我请到了地委大楼作典型发言。就连洛阳地区开的计划生育会议上，地委副书记也在讲话中插了一段表扬“郭进拴创办《乡音》报”的内容。临汝县委、县政府还给我记功奖励，《乡音》还被写入了党史和县志。省文化厅厅长彭玮果然来到临汝，专门提出要看《乡音》报社，并提出有什么困难省文化厅可以帮助解决。而其时我因办《乡音》报出了名，已被洛阳地委宣传部借调到了《豫西报》社编《伏牛》文艺副刊，《乡音》已停办。彭厅长一行感到很遗憾。后来，徐慎老师见了我，打趣地说：“你可以把你办《乡音》报的经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办报记》。”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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