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哲人王国维，诗人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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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2-11-01 08:42:09
刘半农，曾经送过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朋友们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自己也为之首肯。所谓托尼学说，是指托尔斯泰和尼采；这两人都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彗星，著作宏富，对于社会影响极大。鲁迅在学生时代，很受这两家学说的影响。和鲁迅相先后，也受着尼采、叔本华学说的影响的，还有王国维（上文略已提及）。
近人缪钺极推崇王国维，许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骄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如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确非虚誉。他的史学、考古学，鸿博渊深，为一代大师，较之清代学人，可与顾亭林、王船山、汪中、章实斋并驾。在文学这一方面，他是第一个注意中国的戏曲的人；他酷好元曲，以为可与楚骚、汉赋、六代骈语、唐诗、宋词相继，皆为一代文学，后世莫能及。他就元曲，考索其渊源变化，上溯至唐宋辽金文学，写成《宋元戏曲史》一书。他自谓：“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他是切切实实做了开山的工作早在胡适以前，提出了文学进化的观念。他的《人间词话》，精莹澄澈，也是文艺批评中的上品；短短篇幅中，表现最精微的胜义。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幽美，一壮美也。”这都是独揭妙谛，与叔本华哲学相吻合的。
郭沫若乃是五四运动以后，后起的文人，他们在创造社提倡浪漫主义，与歌德、席勒沆瀣一气。可是，他东居以后，致力甲骨文字的研究，考古学的路向，正是王国维所走的路子。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说是王国维那篇《殷周制度论》的笺释。郭氏比王氏，多走一步的，那就是郭氏对于莫尔根古代社会有一番研究，社会科学的烛光，照明了古史的另一暗角。
王国维是一个哲人，而郭沫若则是诗人。王国维是悲观哲学家，所以要想从现实社会中脱逃，而终于不能解脱，以自杀了其一生。（“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此王静安年三十时诗句。）郭沫若的诗，一开头那几本，如《女神》、《星空》，便是他的“生的颤动，灵的喊叫”，那对一切都不满意而反抗一切的气氛，摇撼了青年人的心理。到了一九二三年，他的个人主义的浪漫气氛改变了。他自己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的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觉有几分僭意。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的发展，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他和成仿吾、蒋光慈那一些朋友，都转到革命文学的路上去了。正惟因为他们成了革命战士，所以不像王国维那么消极了；郭氏也曾写了几部小说，如《落叶》和后来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都是属于自叙传的作品，其中情绪也和他的诗那么热烈的。
近人缪钺极推崇王国维，许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骄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如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确非虚誉。他的史学、考古学，鸿博渊深，为一代大师，较之清代学人，可与顾亭林、王船山、汪中、章实斋并驾。在文学这一方面，他是第一个注意中国的戏曲的人；他酷好元曲，以为可与楚骚、汉赋、六代骈语、唐诗、宋词相继，皆为一代文学，后世莫能及。他就元曲，考索其渊源变化，上溯至唐宋辽金文学，写成《宋元戏曲史》一书。他自谓：“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他是切切实实做了开山的工作早在胡适以前，提出了文学进化的观念。他的《人间词话》，精莹澄澈，也是文艺批评中的上品；短短篇幅中，表现最精微的胜义。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幽美，一壮美也。”这都是独揭妙谛，与叔本华哲学相吻合的。
郭沫若乃是五四运动以后，后起的文人，他们在创造社提倡浪漫主义，与歌德、席勒沆瀣一气。可是，他东居以后，致力甲骨文字的研究，考古学的路向，正是王国维所走的路子。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说是王国维那篇《殷周制度论》的笺释。郭氏比王氏，多走一步的，那就是郭氏对于莫尔根古代社会有一番研究，社会科学的烛光，照明了古史的另一暗角。
王国维是一个哲人，而郭沫若则是诗人。王国维是悲观哲学家，所以要想从现实社会中脱逃，而终于不能解脱，以自杀了其一生。（“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此王静安年三十时诗句。）郭沫若的诗，一开头那几本，如《女神》、《星空》，便是他的“生的颤动，灵的喊叫”，那对一切都不满意而反抗一切的气氛，摇撼了青年人的心理。到了一九二三年，他的个人主义的浪漫气氛改变了。他自己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的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觉有几分僭意。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的发展，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他和成仿吾、蒋光慈那一些朋友，都转到革命文学的路上去了。正惟因为他们成了革命战士，所以不像王国维那么消极了；郭氏也曾写了几部小说，如《落叶》和后来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都是属于自叙传的作品，其中情绪也和他的诗那么热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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