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知唐伯虎是历史人物，没想到一则《人大代表要为唐伯虎“平反”》的消息，又让唐伯虎成了“新闻人物有人提交议案，建议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保护历史文化代表形象不受侵犯和歪曲。其所持理由为：唐伯虎并非花花公子，点秋香纯属“捏造”。一些影视作品和小说肆意歪曲事实，贬低了唐伯虎的高尚品格和人格。再也不能容忍肆意践踏江南大才子唐伯虎形象的行为了。
　　开封有个包青天，说起知名度，不见得比唐伯虎低，却没听说有谁要求立法保护，只因包青天在屏幕形象和民间传说中，一直是个正面人物。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唐伯虎是历史文化名人。苏州人不希望乡邦前贤在屏幕塑造和民间传说中，沦为一个只知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市井流氓，欲愤然平反，立法保护，论心情不难理解，按道理容当别论。
　　尽管历史上唐伯虎只有一个，进入公共视野、融入民间记忆后，却不妨有两副面孔。在士大夫心目中，唐伯虎绝对风流才子，无论“吴中四才子”还是“明四家”，皆当之无愧。可惜“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虽老来落魄，终不脱文人“标准像”。老百姓瞧唐伯虎，怎么看怎么像邻家子弟，大不了当颗“开心果”。管你轶事还是传说，反正离不开俚俗，少不了情色。此时唐伯虎是个容器，贮满了市井欲望与向往。只要世俗欲望土壤存在，唐伯虎就会春种秋收，年年生长。
　　如果相信人民群众双眼雪亮，老爱拿唐伯虎说事就难称冤枉。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唐伯虎身上多的是世俗享乐基因。好端端一顶风流帽，为何不往别人头上扣？说到底，还是唐伯虎天性潇洒不羁，给后人作市井式发挥留下了余地。且看他写《默坐自省歌》：“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哪里是自省？分明是自白：就是爱享乐，就是好女色；不当假道学，谁能奈我何？言为心声，掷地有声。这就难怪唐伯虎名声在他生前既已确立，而世俗“歪曲”亦同步进行了。从冯梦龙《唐解元一笑姻缘》发端，到评弹《三笑姻缘》传遍大江南北，再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风靡一时，唐伯虎硬是从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演变为一个色迷迷的传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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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成为传说人物，唐伯虎便不再是“六如居士”本人，而只是一个叙事符号，活跃在民间记忆领域和百姓唇齿之间。唐伯虎自刻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经过民间有意打磨，只余“风流”二字钤行于世。这恰好可以说明俗文化变形能力之强，足以使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面目全非。
　　作为民间话语的组成部分，民间传说从来不曾听从主流意识形态摆布，同时也不受现实法律制约。现代社会，离开法律是万万不能的，但法律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法律无力让一个历史人物演化成一个传说人物，同样，一个传说人物向历史人物回归，也不会在法律保障下实现。苏州市所能做的，无非是借助法律手段，保护历史人物唐伯虎，比如落实唐伯虎故居，建立唐伯虎纪念馆等，而对于江南大才子唐伯虎艺术形象的所谓保护，显然已超出了地方立法的“服务区”。
　　现代法治的一个起码要求，是政府尽量少干涉公民私生活的自由。按照本人意愿，运用多种媒介形式，解读历史人物，无疑也是自由题中应有之义。身处法治社会，法治意识觉醒，法治神经敏感，法治思维活跃，法治思路开阔，都不能说是坏事。但滥用立法权限，将本该归于上帝的归了恺撒，那就不止是法律的尴尬，更是法律的悲哀。
　　东汉人蔡邕，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其人一生并无重婚之举，却被民间流传说唱刻画成一个背亲弃妇的负心汉。南宋诗人陆游有感于此，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的态度，可谓开明，不乏高明，耐人寻味。其实，对待唐伯虎亦可如此：以历史人物视之，评价力求公允，努力揭示本来面目；以传说人物视之，不妨顺应民意，千人千面，大可不必借助法律定于一尊。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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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唐伯虎也需立法保护？，作者：网络，来源：全息网，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