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反映萧红人生命运的电影《黄金时代》热映，作为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伴侣，作家端木蕻良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动乱的年代，凄美的故事，加上鲁迅的关爱，影片让人们重温了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萧红坎坷际遇的同时，也记住了端木这个刚毅多情的文学青年。然而，这并不是端木蕻良首次引起国人关注，他上一次的“出名”，应该是在三十多年前。那时，萧索的文坛春光乍现，劫后余生的老作家便以一部长篇人物传记小说《曹雪芹》轰动读书界。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天津书讯》报的三名记者，去北京采访过他，时间是在1982年的年底。

　　偌大的京城，著名老作家甚多，即使是在文坛化冰时节，我们拿到已复出的在京著名老作家地址也在30家以上，当时采访为何选了端木这个在“十七年”甚至新时期前几年都不甚“著名”的作家，如今想来，应该和《曹雪芹》在当时的轰动有关。或许老作家在沉寂了近二十年后渴望和外界交流，或许《曹雪芹》引发反响后我们是最先到来的采访者之一，也或许是天津这个地缘背景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反正那天端木老非常高兴，话也特别多。他首先告诉我们，他对天津很有感情，1928年他16岁走出老家辽宁昌图，出关第一站便落脚天津。此后的三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创办新人社，发表《力的文学宣言》，直至组织抗日救国团被学校除名，方才离开天津入读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加入北方“左联”，从而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他还说，他的夫人钟耀群当年也曾在天津上学并从事文艺活动。那天我们聊得很多，聊创作，聊鲁迅，聊戏曲，当然也聊《红楼梦》与《曹雪芹》，但他唯独没聊东北作家群和萧红，况且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和萧红的关系。

　　就在这次拜访结束时，我们提出请端木老为即将到来的1983年写几句话，端木老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我们就接到了端木老寄来的“新春寄语”，现摘抄于下：“我国有一条格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今天，恰好是一九八三年的第一个早晨，那么，在这个时候，写几句"新春致语"，岂不是顶合适的吗？说是致语，其实，是对我自己说的，或者说是铭语，也许还更确切呢！恰巧，我案上有一本《歌德谈话录》，是歌德在1826年1月和人谈过的一段话，就让我把这段话，转录下来，奉献在读者之前吧！歌德说："一个人如果想学唱歌，他的自然音域以内的一切对他是容易的，至于他的音域以外的那些音，起初对他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既想成为一个歌手，他就必须克服那些困难的音，因为他必须能够驾驭它们。就诗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写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作为一个学习写作的人，歌德这些话，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付防止"陷入习套"的最好的告诫。是应该遵守和发扬的。”

　　读着这些话，我感到，早年以长篇小说《科尔沁旗的草原》那东北作家群所特有的粗犷与豪放而成名的端木蕻良，在写过《大地的海》《大江》等强劲“东北风”的长篇后，如今能写出具有浓郁京华风貌和江南水色且哀婉细腻的《曹雪芹》，不正是他在创作上防止“陷入习套”的努力吗！同时，这也是一位70岁老人的一次成功尝试！端木老的这些话，刊发在《天津书讯》1983年2月15日头版“新春寄语”栏内。值得一记的是，当《天津书讯》创刊三周年时，端木老又在小报1985年11月15日的头版上，留下了“精神文明的信使”的墨宝。（ 倪斯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