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末年，外国人已经将唱机、唱片这新奇的玩意带到了上海、天津、广州等口岸城市，在一些洋行发售。中国音像协会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所见最早的“国产唱片”留下过京剧大师孙菊仙《举鼎观画》《捉放曹》等精彩唱段，是美国胜利唱片公司1904年灌录的。

　　老晋隆、乌利文、哥伦比亚等外商公司，曾向中国听众推销着洋唱机、洋唱片。好酒也怕巷子深，于是广告来了。在1905年2月间的上海《时报》上，英国一家洋行以“普天下第一等”为题宣传他们的“新式顶响唱戏机器”，并称“京调、徽曲、广调、昆腔、帮子、各省小曲、洋操时调、男女哭笑，一应俱全”。广告中还特别提示顾客，要认清坐狗牌（伯利纳的美国胜利公司品牌）、仙孩牌（伯利纳的英国留声机公司品牌）等商标（黑底白字的铜质标牌）。1908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从法国引进了《洋人大笑》，并推向中国市场。

　　咿咿呀呀的京剧很古老，但最初，搬到清宫里的外国唱机很摩登，四合院里反复传来的唱念做打很时髦。唱机与唱片的出现使京剧原声真迹得以保存下来，对这一国粹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一下子改变了戏迷的休闲生活。

　　进入民国时期，国内的百代、胜利、高亭、开明、大中华、新月、孔雀等几十家中外唱片公司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推销要趁早，卖了机器，商人又忙于宣传唱片。百代公司在1926年7月的《北洋画报》上告知读者：“最新唱片到津，请君速选购。”梅兰芳的《洛神》，余叔岩的《上天台》《一捧雪》，尚小云的《春秋配》《得意缘》等，众多名家美唱被刊登在广告中，购者、戏迷大呼过瘾。同时，唱片的外包装以及唱片中心的标榜也很重要，如“特请京都超等名角”“伶界大王梅兰芳”“驰名南北第一郝寿臣”“国剧宗师武生泰斗杨小楼”等文字起到了有效的推广作用。新月唱片在唱片包装上的广告词是：“新月唱片具有最高尚的音乐，最新颖的词曲，最著名的艺员，最优良的物质。”一些唱片公司更愿意将名角的肖像印在包装上，有声有形，倍受欢迎。

　　唱机与唱片带来的“比戏台上唱得更响”的曲调一下子让中国人有了全新的感受，戏迷票友甚至可以足不出户过把瘾了，时髦男女甚至可以躺在沙发或床上聆听洋调了。

　　消费群体的发展让洋商嗅到了新生活蛋糕的香气。更多唱机、唱片纷纷舶来，竞争在所难免，减价促销应运而生。各经销商在减价促销的同时还着力宣传唱机新型、曲目大增、试听免费等，有的公司不仅声称“比别家之货加响十倍”“世界上无双之佳品”，还以“内廷超等供奉”所唱的京调、昆曲、梆子、时调为突出卖点，吸引顾客。最早曾将缝纫机引进中国的上海晋隆洋行在1911年7月1日的《申报》上说，他们代理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留声机与唱片“皆声音洪亮，并制之坚固，久用无伤”。

　　商人愿意向消费者献殷勤。比如，为保护唱片音效，新月公司曾随唱片赠送唱片油，“新月牌唱片油为护片之圣品，各牌新久唱片用此油拭抹之，可保永不失音，片身经久耐生”。

　　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竞争之下，有人将目光投向了个性化服务。的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生活潮流中，个性已不再被禁锢。

　　1932年10月，上海的中国灌音公司开业时推出花费2元至8元灌录自己声音的买卖，宣称：“市上所购唱片，大都由唱片公司请名伶所灌，常人欲自灌其音者，甚费周折。科学日进，乃有自灌音片之贡献，中国灌音公司不惜巨资，自外洋运来最新灌音机器，可使人人有灌成个人音片之机会。”中国灌音公司担心顾客一时不好理解这尚属新鲜的理念，又进一步解释道：“无论何人，只要能说话、能奏乐、能歌唱，到本公司来灌音，费二元钱就可得着君自己声音所灌入的音片，故曰个人音片……从此以后，君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人听君一样了。”如此理性的宣讲与时尚的诱惑果然奏效，顾客纷至沓来，愿意一试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