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1937年10月至1941年3月，曹菊如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一任行长。他曾谦虚地说：“我是小学生。”正是这位“小学生”，自学成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用稳定边币与法币兑换比例，保证了边币信用，最终驱逐了法币。

  边币智斗法币

  有人问曹菊如边币发行额是多还是少？他给出了一个幽默而辩证的答案：既可说多了，也可说少了。边币发行总额，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马克发行总额，当然是多了。因为当时边区才100多万人口，发行额竟达小数点以上十位，相当于抗战前，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额的总和，发行多了，跌价也不足为怪。

  但从边币发行额的总购买力看，1940年12月至1944年2月，连续39个月的购买力指数均在90%至216%区间波动，应该说是在允许范围内。边区货币流通究竟多少合适，的确难以计算。曹菊如着重指出，边区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欧美等货币统一国家，也不同于大后方（指国统区）的特殊现象，那就是边币和法币同流，即解放区的边币与国统区的法币同时在边区流通使用。这当中，边币与法币斗争激烈，不是你进我退，就是我进你退。只要斗争对策正确，就可使边币购买力大大增加。边区银行多年实践即可证明这一点。

  边币优于法币

  当时，有人问曹菊如边币好还是法币好？他的答复干脆明确：“边币好。”

  “边币好”的根据就是：边区生产大发展，为边币发行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完全有力量，用一定数量的货物，把已发行的边币收回来，其信用基础不亚于世界任何国家，哪怕他们准备了十足的货币。而法币呢？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就有垮台的可能。即使法币垮台，也坚信边币仍然坚挺，不会跟着垮。回过头来，也应该看到，法币垮台毕竟是明天的事，今天仍要正视它。当时，法币仍然是长腿货币，它在我国大后方独占市场，在边区市场也占一半以上。市场常识告诉持有者，法币在边区和后方，都能买到东西，而边币只能在边区内买到东西。人民在对边币信用基础巩固，充满信心的同时，也要看到法币在流通渠道的暂时优势，不要吃眼前亏。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

  边币驱逐法币

  曹菊如说：“目前边币与法币，有割不断的联系，同流不可避免，但最终是边币驱逐法币。”边币怎样驱逐法币？曹菊如提出了“三步走”的独特见解。

  第一步，改善关系，提高实力。改善关系的前提，是承认法币“长腿”优势。对法币要利用，更要斗争。要主动吞吐法币，变更比价，主动发行和收缩边币。这当中，最根本的就是发展生产，使物质丰富。在此前提下，边币与法币的比价提高大有实力。边币与法币提高实力，是一个发展过程。原定边币与法币的比价是1:1，但因法币“长腿”优势，变成了10∶1。当边币没有完全实力驱逐法币之前，应该是心中有数、稳而不发，继续保持这个比价（10∶1），争取相当限度的提高和收缩，“提高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收缩的目的则为了更大量的发行”。曹菊如说，在这个过程中，边币信用必然提高。就可采取积极措施，增加边币的购买力和流通量。此时，如掌握必需的外汇（此处的外汇，实际就是法币），使之继续巩固下去。

  第二步，“稳定在现有的物价上”。因边币“腿短”，边区物价受法币跌价的影响，必然继续上涨。此时，可以采取办法，“把边、法币比价稳定在现有物价上，使之不受法币跌价的影响而不断上涨”。曹菊如举例：“如果法币物价高涨十分之一，我们就把边币，法币比价提高十分之一，就可以保持（边币）物价不涨。”这就是曹菊如创见的精华，“这样边、法币对比的优势就会属于我们”。显而易见，边币的信用无形提高，当然对边币的发行十分有利，可以从中赚取一笔巨大资金。这样法币越跌，边币越稳，就可积聚实力，为驱逐法币做准备。

  曹菊如的“真知灼见”，受到主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陈云高度重视。陈云亲自抓贸易。边区贸易源扩大、进货门路、交通运输大大加强，边区银行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持，边区经济全面发展。

  这时，曹菊如的创见，大有用武之地。他实行边币与法币稳定比价的主张，对货币发行与法币调度，统一管理。在边币与法币比价稳定在10:1左右时，银行重新挂牌，不限制自由兑换。边币重新占领边区市场，财政收入基本平稳。事实证明，曹菊如这位“小学生”，提出的发行理论，完全正确。最后，边币实现了驱逐法币的目标，完全将其赶出了边区。

  1955年，曹菊如又着手准备新人民币的发行，实现了新旧币无差别兑换，混合流通的主张，保证了新人民币的信用，仅用三个月，就实现了新旧币的平稳过渡。

  曹菊如在其金融实践中，始终将信用和发行紧密联系，难能可贵，不愧是“真知灼见”。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