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和儿子、儿媳们早早就张罗着给我过生日，还给我买了许许多多的生日礼物。

       我被这浓浓的亲情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我说：“我感谢你们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出一部《黄河黄，长江长》的书，作为对你们的回报！”

   连日来，我一直在回忆我这65年是怎么走过来的？都干了些什么？有哪些人生经验和教训？我收获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仔细想来，我这65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10年文革，45年改革开放，吃过苦，受过累，少年失父，中年丧母，有梦想，有追求，有失败，也有成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红时红得发紫，曾上过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佩红挂花，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颁奖；耻辱时还上过几千人参加的批斗大会，被批得死去活来，险些悬梁自尽。64年来，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真心帮助我的人，也遇到了一些害我的人，要把这些都如实地写下来，那将是一部厚书，这里限于篇幅和精力，只能记录一些片断回忆。

  我出生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名字中的“进”就与“大跃进”有关，很有一点时代特色。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由于跑着与人争抢大锅饭，被石头绊倒，磕掉了两颗门牙。那时父母吃野菜，喝稀汤，把碗底的稠饭让我吃，才使我活了下来。

  我小时候特别淘气，上树掏鸟蛋，下河摸螃蟹，与小伙伴打瞎驴、打水仗的事没少干。至今我的头上还留有两道疤痕，正好形成了一个“八”字。左边这一道疤是我和一个叫赵清潭的玩友在刨地时，他一镢头把我捅了一个大窟窿，顿时鲜血直流，可我还用手捂住头，把人家送到队里的碾盘底下藏起来，并交待听见有人喊叫也不要随便出来，然后才放声哭着回家。好在那时的农村娃子也没那么娇气，母亲给我按了点烟灰止住了血，又用粗白布条勒了一下，我又照样又蹦又跳地上街找小朋友们玩去了。右边这道疤是被另一个小伙伴用石头砸了一个血口子，送到大队卫生室缝了12针，又养了好多天，这两道伤疤也为我儿时的淘气、贪玩打上了终生的印记。

  我的命大，曾3次落水，3次被汽车撞住，但都没有死。第一次落水是我一个人在河边池塘边玩，摸螃蟹时不慎滑入塘底，凭着记忆一猛子从水塘的对岸拱出，算是捡了一条命。后两次是不会游泳瞎逞能，游到中间沉入水底，有幸被同伴救出。其中一次与迎面冲来的小汽车碰住了头，我的自行车飞到了汽车顶上又落到了车后，我被抛起又摔倒在了道崖上，只是擦破一层皮，有惊无险，待醒过来用手一挥，让汽车开走，我一瘸一拐推着破自行车照常上班不误，惊得一大群围观者目瞪口呆。

       文化大革命中因我爷爷是地主成份，我也成了“地主儿子”，被划为“另类”，常常遭人打骂。一次正上课，邻座的一个小同学突然举手说：“报告老师，郭进拴说打击贫农！”其实是下课时我们都在背“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毛主席语录》。这一声“报告”不要紧，学校停课闹革命，把我这个“地主羔子”揪到了主席台上，批得泪眼哗哗，不敢抬头。从此，参加红小兵、戴红袖章、发红语录本等等统统没有我的份。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孩打着玩，人家爹上来先给我这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子扇了几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鼻青脸肿，临走还丢下一句话：“你地主儿子还想变天哩！”一次大队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正式开会前有人先念了我的名字，让我立即退出会场后，人家才开始念文件、呼口号……这些都深深刺伤了我这个幼年儿童的心灵。

       我也曾为村里带来过一次大灾难。我在山上放羊时，一只小狼娃跑到了我的羊群里，我把狼娃抱回家放到红薯窖里养了起来，结果老狼一连几夜咬死了全村的许多猪和鸡，又跑到了我的羊群里，咬死了十几只羊。在老人们的打骂、劝说下，我放了狼娃，天下这才太平了。

  我为学习写作更是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74年的元月，我投出了平生的第一篇稿子，结果被判了死刑。正当我沿着这条艰难崎岖的小路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不幸患心脏病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得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从此，我接过了父亲的放羊鞭，边放羊，边读书，边写作。那时哪有桌凳啊，往山石上一坐，山石就是凳子，膝盖就是桌子。晚上就着月亮和烧砖瓦窑的火光读书，更是常事。我曾两次在路上边走边看书，就是不看路，结果跌落沟底，被摔得鼻青脸肿。生产队夜里打麦，第一个到场的是我，最后一个走的也是我，好借着灯光多看几页书，中间休息，别人躺下睡觉，我仍就着灯光看书。治大寨田时，我选择了最苦最累的推土，常常抓住装车的时候看点书。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队里的饲养员，一路小跑着把所有大缸小缸都挑满了水，用最快的速度铡草、垫圈，好腾出一点时间看书、写作。我投出的成百上千篇稿子全部石沉大海，到郑州送稿时，因没钱住旅社，在省博物馆前的毛主席塑像下露宿时，被巡夜民警半夜从睡梦中踢醒，问我要证明，没有；要介绍信，没有；最后被当成流窜犯收容。仅有的5元钱也被小偷掏跑，只好一路乞讨回到家乡。路上扒汽车又险些被摔死。到家后，不理解我的老母亲又将我用心血写成的底稿统统烧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在投稿、送稿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些好人。临汝镇公社的刘天根、王六娃老师，每次见到我都送上几本稿纸，还给我改稿、荐稿、热情鼓励，大力支持。《河南日报》文艺处的李长华老师还多次给我开证明，让我这个农民通讯员免费住报社招待所改稿。滑县的李长祥老师同情我，亲自帮我改稿，使叙事长诗《傍晚，棉田剪影》以我们两个共同署名在《豫西文艺》发表，他还在他主编的《新芽》杂志上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给我以极大鼓舞。一次送稿，与鲁山县委通讯组裴建中老师同住一室，他翻阅了我写的一大摞稿子，提出了中恳意见，还给我题词激励，几天相处，结下很深友谊。临走前他交待我，以后有啥难事，可到鲁山找他，并留下联系地址和电话，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有一年正是“三秋”大忙时节，临汝县文化馆通知我进城修改剧本《赶会》，准备参加洛阳地区文艺汇演，全体队委会研究不让我去，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账本，丢下农活，执意要去。队长到大队告了我的状，诬告我多分了几堆红薯。为此，大队通知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派大队团总支书记到县城叫我。县文化馆老馆长张久益说：“这个剧本县委书记都看了，指示要尽快改好，代表全县到地区汇演，你现在让他回去，耽误了汇演谁负责？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团总支书记当然负不了这个责任，回去反映了这里的情况，大队开了一个没有当事人参加的批判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派人去叫他，县里让他改剧本参加地区汇演不让回来，如果能回来，今天就让他上台叫大家看看。”我改剧本回来后，又进了大队的学习班，几次写检讨都不过关，后来又被拉到在北山召开的党员、干部和生产队队委会以上干部学习班上，一连斗了几天几夜，最后又宣布撤了我的生产队会计的职务，又在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家伙，这才罢休。

  从此以后，我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坏蛋”，煤矿上井下井的临时工也没有我的份;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更轮不上我；后来我想参军保家卫国，也被拒之门外；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女同学，也被我的“表现”吓得退避三舍，最后含恨远嫁他乡。

  一次我三叔捣着我的鼻子大骂道：“你这个败家子，人家×××老师都说你是神经蛋，写那啥也不是，是不务正业，让我劝劝你，好好过日子，别再胡写乱画了。就指你这熊样，还想当作家？你做梦去吧！怕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混不上，情打光棍了……”我三叔之所以这么恼怒，这么恨铁不成钢，是因为一次在临汝镇碰上了一个过去曾支持过我写作的高中老师，看到我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啥名堂，突然转变了看法，说我是“神经蛋”。另外是村上的人也对我议论纷纷，都说我是“溜光皮”，怕劳动。一次锄地，只顾背唐诗宋词，不小心把庄稼苗给锄掉了；又一次割草，我只顾修改一篇小说，躲在一处断崖下，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收笔，结果背了个空草箩头回了家，气得老母亲不让我吃晚饭。那时我的写作已完全到了“痴”、“迷”、“憨”、“魔”的程度，我三叔这是在尽力挽救我啊！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后，行人肃立，车辆停驶，高山俯首寄哀思，条条江河热泪流。在追悼会上，我背着一支枪守在灵堂。台下不少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追悼会后，我写了一首长诗《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山看了，说：“写得很好，我带回去让县广播站播播。”后来县广播站连播几天，谁听谁流泪。此后，我更痴迷写作了。

  可在农村，根本没人能理解我。队长让我上将军帽山上起铝石，几个组的人都不要我，我只好一个人单干。打炮眼时，我一手抓钢钎，一手抡大锤，打好炮眼，再装上炸药，点燃导火线，飞跑到山下的窑洞躲起来，待“轰”地一声巨响后，再上山把土、废碴装上架子车，推倒到沟底，把铝石堆成一堆。也该我走运，这个被宣判“废弃”的铝石矿在我没日没夜的拼搏奋斗中，出现了奇迹，挖出了成百上千吨高品位的铝矿石。我把这些矿石以5元1吨的价格出手，换回了大把的票子。

       我每天天不亮上山，天黑了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豫剧下山，倒也自得其乐。我用这些钱盖了3间瓦房，节余部分又让我拿着买车票四处送稿。这期间队里的几个社员看到我挖铝石发了财，又眼红了，利用我外出送稿之机，一下子抢了我的铝矿，可没挖几天，又成了断层，连一块铝石也没有了，他们挖出的矿石也因品位太低没人要，结果被风刮雨淋日晒，粉到了山上，一阵大风刮来，竟吹得无影无踪了。我这叫好人有好报，真正挖铝石挣钱的，全生产队还只有我自己。后来我才知道，真正赚住大钱的，是那些发矿石的，他们发到铝厂就是几百元1吨。后来我由于送稿图省钱，扒了一辆山西的大卡车，跳车时装有几百吨铝石票的提包也掉在了车箱里被拉走了，自然这几百吨铝石也就打了水漂。

  我又迷上了写作、投稿，我三叔、五叔把我毒打了一顿，让我跪在母亲面前发誓：“只准老老实实干活好好过日子，不准再胡写乱画不正干……”

  在家没法活下去了，我又背井离乡到洛阳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次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屈江北到洛阳地区开会时，专程到工地看我，当他看到我衣不遮体，几个月不洗澡，我们正说着话，身上的虱子满身跑，用手一抓一大把。屈老师看着这非人的生活，脸一背，流下了一串热泪，最后我们师生抱头恸哭了一场。当晚他把我接到他住的宾馆里洗了澡，换了衣服，内衣因虱子太多，不能再穿，用打火机点燃时上面的虱子噼噼叭叭作响。

  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处处被人看不起。一次，我们到一家木材厂拉木板，实在渴得难受，我用人家的碗想接点自来水喝，被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用力夺去：“你们农村人太脏，不能用我们的碗。”气得我和那位衣着时髦的城市妞吵了起来：“嫌我们脏，就别吃我们打的粮食，别住我们盖的房子……”另一位同事乘我们吵架之机用碗接了水，刚喝了一口就被小姑娘夺去，人家“叭”地一声把碗摔得粉碎，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叫你喝！我叫你喝！渴死你哩！”面对此情此景，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我们农民真苦啊！我们农民的命真不值钱……

  工头发现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在路灯下写作，就砸了我这个“泥饭碗”，把我辞退了。我回到临汝，在风穴寺的悬钟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知我者恩师也。几天后，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见了我，说：“风穴寺悬钟阁上那首诗肯定是你写的。”我点点头，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岩浆一样迸发了出来。改革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势不可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就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五天五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又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刊登，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两项空白。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我们晚上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馈，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

  学习班结束后，我想在县城的厂矿、企业找份临时工作，可跑来跑去，四处碰壁，遭了不少白眼。这时候，张久益老馆长向我透信说，县里已请示了洛阳地区，准备在临汝镇设立文化站，你回去先找找公社领导，争取能到文化站工作。

  可我到公社找了宣传委员和文教助理，他们不但不让我干，而且还推荐了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和我争这个位置。我等于给他们透了一个信息，创造了一个机会。结果他们上报的名单没有郭进拴的名字，张久益老馆长明确表态：“临汝镇如果不让郭进拴干，指标就收回，这个文化站先不建，啥时候定住让郭进拴干了再建。”

  我从此也转变了策略，不光写作文学作品，隔几天就到公社采访一次，“三夏”、“三秋”、抗灾等中心工作都被我写成报道，在县广播站播出。屈江北老师还专门交待广播站的马全胜站长：“进拴现在正在难处，以后他的稿子你多播点，以便引起公社重视。”

  到了1980年，范振斌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他每天早上吃饭时，就端个碗坐在饭场挂的有线广播喇叭下，边吃边听。由于屈江北老师的精心策划，有一段时间里，《本县新闻》节目接连播了我写的几个头条消息，范书记边听广播边笑：“又是郭进拴报道，这个孩还怪捣蛋哩！”范书记还在一次全公社干部会议上表扬道：“青年人都要向关庙大队的郭进拴学习，多动脑子，多写文章。”

  1980年8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山被任命为临汝县文化局局长，一天早上，他到文化馆吃饭，张久益馆长向他汇报说：“临汝镇文化站地区已经批了，我们想让郭进拴去干，你看咋样？”高山局长说：“这个孩子我了解，我在他们村住过一年多的队，他不怕吃苦，勤快得很。他可以免试，破格录用，你直接和临汝镇公社的范书记联系，就说我已同意让郭进拴去文化站了”。

  吃过早饭，我见了张馆长，他说：“你的事刚才高局长也表示同意，你们公社范书记也说要开党委会研究一下。”

  得住这个消息后，我立即跑到县委宣传部找到了通讯组的刘会昌老师，他说我明天上午一上班就给范书记打电话，就说宣传部和文化局都同意让你去干。

  第二天，我刚到公社办公室门口，就听通讯员喊到：“范书记！县委宣传部的电话！”只见范书记进办公室接过电话，听了几句后说：“我们公社党委开会研究也是让他干，这事你放心，我们马上就通知让他来上班。”

  范书记出门时看到了我，说：“小伙子！你的事刚才党委开会定了，你去找宣传委员高彦同志，马上办手续来上班。”

  就这样，我的命运在两天之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这个农民的儿子，终于成了端公家饭碗的文化专干。

  得知这个消息后，最高兴的还是我那苦命的母亲，她拿出了她卖鸡蛋一角一分积攒下来的5元钱，用颤抖的手将这一把零碎纸币硬塞进了我的口袋，又包好新衣被，将我送到大路口，说：“我娃终于熬出头了，娃子可是老不容易啊！以后你多操心公家的事，家里还有我哪！”

  1980年9月，我用我第一个月发的27元工资，给家里买了几袋化肥，又给母亲买了几袋她一辈子连见都没有见到过，只有城里才有的糕点，可我的母亲连尝也没尝一口，她把这些糕点全部分发给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换回了一句话：“进拴这娃不简单，有出息了！”

  初到文化站，我仍到处投稿、送稿，有时听到地区或县里有名作家讲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工作就去参加学习班，一次还陪同著名作家张一弓、叶文玲在寄料、小屯、温泉、县城采访20多天。公社宣传委员又到县文化馆反映，说：“这孩子不行，不务正业，到处乱跑，我们准备开除他。”

  张久益老馆长说：“写作也是文化站的正业，正是他能写，我们才决定让他干的，要是不能写，没专长，我们还不要哩！你要不要他，我们就把他调到县文化馆，你们的文化站指标我们也收回！”这才保住了我的饭碗。张久益老馆长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到死都忘不了。

  在我的文学起步阶段里，县委宣传部高山副部长、县委通讯组刘会昌老师，县文化馆屈江北、李自平、姚金成、王维周老师，县广播站揭传芳老师、马全胜老师，省文联张一弓、徐慎老师，《河南日报》社李长华老师，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吴功勋老师，《洛神》主编许桂声和副主编张文欣老师等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令我终生难忘。

  尤其是屈江北老师，他不但手把手地教我学写作，还在生活上对我无私援助。1982年初夏我结婚时，他将我们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抓阄分娘》的105元稿费就给了我100元，还领我到烟厂找熟人批发汝河桥香烟。结婚那天，他带着李自平、马全胜、贝晓明几位文友，从临汝镇下车，又走了18里山路，新衣服上全是煤灰，直到下午1点才赶到我家。这些城里人也到山里参加我的婚礼，当时轰动了小山村!

  在临汝镇文化站工作的几年里，我也办了几起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次，公社派我到宜阳县运化肥，我在宜阳县委门口看到一对农民妇夫抱着一个死孩子在哭闹，原来是他们抱着急病的孩子到宜阳县医院救治，几次都敲不开医生的房门，后来急得没办法了，就一脚跺开了医生的门，医生怒气冲冲地说：“滚出去！我正瞌睡哩！”又把农民推出了门外，结果孩子不治而亡。我了解情况后，立即愤笔嫉书了《宜阳县医院见死不救，激起群众极大公愤》的读者来信，寄给了《河南日报》社，很快在《读者中来》内参上登出。结果院长被撤职，主治医生被判刑，农民得到了经济赔偿。宣判大会上，却怎么也找不到作者了。后来两农民专程到临汝镇文化站向我当面致谢。

  一次公社开会，邓禹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小山说：“你成天写这写那来，俺村的老婆们把卖鸡蛋的钱都兑出来建成了提灌站，可现在陆浑水库不放水，几千亩玉米眼看都要全部旱死了，你也不替俺向上级呼吁呼吁！”

  我连夜给《中国农民报》写了《救救这些庄稼吧！！！》的稿子，时隔几天，国家、省、地联合调查组现场办公，说是因上游的水渠横断面小造成的，国家立即拨专款连夜加深加宽了横断面，邓禹人喝上了救命水，粮食大丰收，《河南日报》派记者来采访，张小山说：“是文化站郭进拴的一篇文章救了俺全村男女老少的命！”到了年底，张小山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到公社给我送锦旗，并要求公社党委给我记功奖励。

  有一天，关庙大队第一队的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领着有病的老婆到镇上找我，他说：“孩子，老叔的责任田叫干部们强行没收了，你婶子又有病，以后我可咋过呀！”我一怒，当即拉着他来到邮电所，自己掏钱，给省委刘正威书记发了一封加急电报：“我的责任田被队干部强行没收，乡村干部都不管，没法活了，盼救命！”三天后，地、县工作组进驻临汝镇，经调查，情况完全属实，当即将干部们侵占的责任田又退还给了这位农民。那位农民含着热泪到处说：“拴娃这孩子还真能为咱穷老百姓办事哩！”

  我写的《顾大庆临危不惧勇斗歹徒，苏厂长贪生怕死闭门不出》，在《河南日报》发表后，顾大庆由信用社的临时工转成了国家干部，苏厂长被免职，恨死了我。

  我创办的《乡音》报，更是惊动了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省委和洛阳地委。被称为当时的“乡音事件”。第一期报纸刚在洛阳日报印刷厂拉回来，《洛阳日报》总编就带车追赶而来，将报纸又全部拉走。我到省委请示，门卫说需有县团级以上证明方可进去，我拿的乡文化站证明，人家连看也不看。我到省文联找何南丁主席，家人说他接见外宾去了，等了几个钟头也没见到他。我又去找徐慎老师拿主意，他说：“你前门进不去，就从后门进，装作去上班的样子，手往后边一背，不要左顾右盼，理直气壮地就进去了。”第二天上班，我果然照此而行，可刚跨出一小步，就被背枪的门卫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

  我说：“上班！”

  “证件”

  “……”

  “没证件？你上什么班？再捣乱就把你抓起来！”

  没奈何情况下，我到花园路给省委宣传部拨了一个电话，说明了原委，人家让到省文化厅新闻出版处去请示。

  到省文化厅说明情况之后，处长说：“刚才省委宣传部已打来电话，我们正在请示中宣部和文化部，你明天上午来听消息。”

  第二天一见处长，他说：“经请示中宣部、文化部，不经正式批准是不能乱办报纸的。你回去让乡党委给县委写个报告，县委给地委写个报告，地委再给省委写个报告，如果省委批准了，你们就可以办。”

  随我来的一位农民企业家听了这话说：“我这次赞助的150元印刷费，你再退还给我100元，算我赔了50元。”到洛阳后，他回家，我继续到地委请示。

  因报纸在印刷过程中，我已拿了几百份连夜给省文化厅厅长、洛阳地委宣传部寄去了，地委宣传部杨书忠部长看到报纸的当天，就带领地委宣传部、文化局的领导专程到临汝镇视察《乡音》报社，当他听说报纸让《洛阳日报》没收了，我已去省委请示去了，杨部长感到非常惋惜。

  我到地委找到杨部长后，他说：“我看了你寄的报纸，办得很好，姚雪垠，何南丁、苏金伞都是顾问，还题了词，要让他们知道报纸被没收了，影响很不好。”他立即让办公室给《洛阳日报》社开了一张按着地委宣传部大红印章的证明，说是以后再办报纸可以按照程序批，这次经审查，没有政治问题，请放行。

  《洛阳日报》总编看了这个证明后说：“这要是省委宣传部这么写还可以，他地委管不了我们市里的事，我还要向省委和洛阳市委再请示一下，你明天再来听结果。”

  第二天我见了这位总编，他说：“我已请示了省委和我们市委，你要在每张报纸上印上‘内部刊物’4个字，才能发行。”结果我又找了“内部刊物”4个铅字，在3000份由著名作家姚雪垠题写刊头的《乡音》报上全部按了一遍，才又搭班车将《乡音》报运回了临汝镇。

  接着，《乡音》创刊号发表的《“黑旋风”女婿》，分别被1984年10月25日的《文学报》和1984年11月15日的《河南日报》转载，《故乡的柿林》被《洛神》1984年第6期选载，引起了省内外文坛的轰动。大作家白桦、《当代》副主编刘茵等纷纷来信，盛赞《乡音》。

  尤其是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处冯天贵同志来信写道：“厅长看了你们的报很高兴，认为你们办的报纸很好，是当前我省文化站中报纸办的最好，水平也很高的一家，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不断总结经验，开创文化站工作的新局面……厅长认为，你们乡的党委书记、乡长是很有战略眼光的领导，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能够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有机会，也一定拜访……”

  我把这封信登到了《乡音》报的总第3期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次我到郑州给省文化厅的新闻出版处处长送报纸时，处长说：“你们的报纸办得很好，厅长支持，我们也支持，随后准备在你们那里召开个现场会，在全省总结推广你们的经验。”文化处处长冯天贵还领我见了彭玮厅长，彭厅长让我把文化站工作写个经验材料，作为内部简报，批转全省。彭厅长还提出要到临汝镇视察工作，拜访乡领导，帮助解决困难。

  1985年的元旦和春灯节期间，我组织了全镇首届戏剧大赛和民间文艺汇演，整个临汝镇人山人海，成了欢乐的海洋。洛阳地区文化局局长一行5人就是在临汝镇过的灯节。节后特邀我和乡党委副书记王丙义到洛阳地区文化局长会议上介绍经验，《豫西文化》也用了整期报纸的版面，重点推出了临汝镇经验。《乡音》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乡音——农民的知音》也被中国报刊协会编入《中国报纸发刊词选编》；《孙转有声声血泪诉冤枉，孙愿军忘恩负义丧天良》也被《河南日报》、《豫西报》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养老敬老”大讨论。河南省总工会洛阳地区办事处、中共洛阳地委宣传部也把我请到了地委大楼作典型发言。就连洛阳地区开的计划生育会议上，地委副书记也在讲话中插了一段表扬“郭进拴创办《乡音》报”的内容。临汝县委、县政府还给我记功奖励，《乡音》还被写入了党史和县志。省文化厅厅长彭玮果然来到临汝，专门提出要看《乡音》报社，并提出有什么困难省文化厅可以帮助解决。而其时我因办《乡音》报出了名，已被洛阳地委宣传部借调到了《豫西报》社编《伏牛》文艺副刊，《乡音》已停办。彭厅长一行感到很遗憾。

  后来，徐慎老师见了我，打趣地说：“你可以把你办《乡音》报的经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办报记》。”

  我曾经历过三次工作调动，一次失败，两次成功。

  第一次是1985年我刚转干，转干考试时，我因到《开封日报》社印《乡音》报，开会传达文件找不到我，屈江北老师专程到临汝镇找到我，见面时我刚印报回来。他说：“人家都复习备考哩，就你不知道紧慢板，到处找不到你，赶紧和我进城复习去。”这次考试规定业务和文化考试各占50分。可文化馆新上任的一位馆长给我的业务分打了全县倒数第一，只有10分；而张久益老馆长给我打了正数第一，满分。屈江北老师领着我连夜找领导反映实情，时任临汝县文化局文化股股长孙福庆老师主持公道，坚持正义，也给我打了高分。一次到地区汇报，约好和那位馆长6点在长途汽车站见面同往地区，结果孙老师提前带着材料，单独赴地区汇报实情，踢开了那位不怀好意的馆长，并从此把文化站收归文化局直管。到地区参加文化考试时，我带去了选载有《乡音》作品的《河南日报》、《文学报》、《洛神》等，还有几百份新出版的《乡音》报。考试一结束，地区文化局文化科科长褚书智就通知全体参考的文化专干，到地委二所开会，会上拿着我送给他的报刊，足足表扬了我两个钟头，并号召全地区文化专干向我学习。会议一结束，禇科长就高喊着我的名字，从3楼一直追到1楼，将他写的一组小品文交给我在《乡音》报发表，参加会议的文化专干都一惊一乍，不知道我有什么背景？

  由于我的语文和作文分考了全洛阳地区第1名，再加上办《乡音》报的业务分，顺利过关，正式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又一次到地委送新出版的《乡音》报时，遇到《豫西报》副总编马凤超，他说：“地委要办《豫西报》，想把你先借调过来帮一段忙，随后再和地委领导说说，把你正式调过来。”县、乡领导当时也同意借调。

  借调那段时间，乡里又提出停发我的工资，另安排人干文化站的工作，《豫西报》就给我发工资。干了几个月，报社领导认为我不怕吃苦，热爱新闻工作，就决定正式把我调过去。这时，临汝镇方面又提出：“调动可以，把干部指标留下，你的指标让《豫西报》再给你解决。既然地区这么看重你，解决个指标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嘛！”乡里又派人找到《豫西报》领导说：“郭进拴是我们这里难得的人才，你们要把他调走了，我们的《乡音》报谁来办？文化站的工作谁来干？”

  洛阳地区文化局的领导也听说了《豫西报》要调我的消息，专门拿了文化部的文件，找到地委有关领导说：“文化部有文件，这一批转干的文化专干，5年内不准调离文化站。你们要是把郭进拴调走了，开了这个口子，其他人都要求调动我们怎么办？”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妻子怕一头出捋，一头抹光，就直接找到《豫西报》社领导，要求让我还回临汝镇。马凤超副总编为我写了鉴定，并代表报社亲自坐小车把我送回了临汝县文化局。

  可从此社会上又流传着：“郭进拴水平太差，又犯了错误，《豫西报》又把他给退回来了，这回他孩子不能啦……”

  从《豫西报》回来后，乡里让我把文化站从街上租的房子里又搬回了乡政府大院，并分工让我主编有线广播自办节目，我开设了《本乡新闻》、《致富信息》、《文学园地》、《农业技术》等专题节目，在全地区组织的乡办节目观摩评比中，又被评为了第一名。乡领导亲自到地区广播电视局登台领奖，回来说：“你甭说，进拴这小了干工作还真是一把好手，弄啥成啥！”可有谁知道，我这是文化站干了广播站的活，县文化局又开会点名批评说我“不务正业”。

  这时候，团省委书记郭国三在临汝县视察工作，听团县委的同志反映了我创办《乡音》报和自学写作的事迹后，专门接见了我，并让我连夜写了一篇《我走过的文学路——谈谈我是怎样自学写作的》 文章，刊发在1985年12月6日的《青年导报》第6版头题，报社还插了图，加了《编后》：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谁能怀疑他的苦斗，他的最后成功呢？当我们读完这篇浸着汗与血的文字，看到了一位青年，微笑着从充满荆榛与刺玫的文学小道上向我们走来。

  是否，这是一个公正而残酷的规律，用以弥补人类的缺憾，使一切都变得稍如人意而不尽人意呢？物质的匮乏往往伴随着内心的富有，苦苦的追求又常常遭到失败的痛击？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可是成功又是什么呢？是挂满泪珠的微笑吗？是一千次跌倒后的一千零一次爬起吗？他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文学，是一种充满诱惑的事业。

  多少人为之欢笑哭泣，多少人为之如痴如醉，相信举足文学道路上的青年朋友，一定会从郭进拴走过的脚印中发现点什么。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封来信，大部分是初学写作的年轻人，有不少人还寄来习作让我修改、推荐。陕县一个叫聂光玉的中学生还专门跑到临汝镇来找我，他参军后我们还长期保持通讯联系，我也编发了他不少作品，引他走上了文学路。

  我的厄运也又来了，起因是我在《新春演唱》1986年1月号发表了《抡板斧的人》和《追求，是她永恒的主旋律》两篇文章中没指名提到的反面人物对号入座，联名到县文化局告了我的状，其中一个调离了临汝县曲剧团。时任文化局局长暴跳如雷，在一个公众场合对我大发雷霆：“你把我的导演都给写跑了，我立即停发你的工资，将你开除回家！”可这两篇文章也是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亲自陪同我到正在南阳新野剧院演出的临汝县曲剧团采访后写出的，当时他们审看了稿子后还表扬我：“进拴不愧是大手笔，写得很感人！”县文化局领导还签字盖章把材料上报县委，两位主人公也都被评为县劳模，佩红戴花地参加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为他们颁发大红证书的庆功表模大会，可现在一切又都成了我的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要开除我这个“不务正业”、“满天飞”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公社宣传委员如今调任文化股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扬言：“老子干事的时候，他还在他娘的腿肚里没有出来哩！我如今想回县城就调回了城，郭进拴他孩子恐怕这辈子连城边也进不来！”每次文化站开会，他都变着法子找我的毛病，鸡蛋里头挑骨头，我是立着不是坐着歪。

  有一天，他突然宣布把我调到最边远的山区寄料乡文化站，将寄料的冯武杰调到杨楼，将杨楼的史建政调到临汝镇。那两个同志对调后离家都不太远，都去报到了。我有点情绪，想找领导反映反映。可这位领导使出了杀手锏，对我发出了最后通谍：“两天之内如果还不去报到，就开除公职。”我想着我这个放羊娃转个干老是不容易，万一真的被开除回家了也老丑气，就忍气吞声去寄料报到去了。一个管文化的副乡长一见我，“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怒目圆睁，怒气冲天地说：“你来干啥来了？为什么不带工资关系？不带户口？为什么不背被子？”上来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我还得点头哈腰，面带微笑说：“今天来得仓促，先报个到，明天再将手续一并转来……”那位副乡长连理也没有理我。

  出了乡政府大院，我躲到后山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真是感到举目无亲，遭人暗算，窝囊透了。

  当晚，我找到恩师屈江北，哭诉了原委。他领我来到县一高，找到了他舅爷——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王泉水老师。他说：“舅爷！这孩子从小没爹，老是可怜！现在他们是在设圈摆治他哩！你的学生都在组织部、文化局、人事局当家哩，你无论如何要找找他们，真要不中把他调到县文联也行。”

  王泉水老师连夜逐个找了他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学生，连在临汝县挂职当副县长的徐慎他也找了，而其时他自己的儿子、女儿还在家待业，他自已连住房还没有，一家老小就挤在他的办公室里。为自己的事他没向任何人张过一句嘴，可为了我的事老人跑细了腿，磨破了嘴。

  在老人的四处奔波、八方呼号下，临汝县文化局同意把我调到县文联，可此时文联编制已满，我的国家干部的工资发给了临汝镇又找的一名临时工，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工资关系在文化局，户口在临汝镇，人在县文联。时任县文联主席张进才用《风穴文艺》拉来的赞助款，临时给我发着工资，张主席今天让我写个自传，明天让我写个工作总结，找书记、找县长、找组织部、找人事局，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将文联的办公室主任调到了土地局，空出一个编制，于1988年元月正式将我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县文联。这算是我的第二次调动，费尽周折，终于柳暗花明，调动成功。后来升任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原临汝县县长全葆银见了我说：“你能调到临汝县文联，应该感谢人家张进才，我当时根本就不认识你，他老说你是个人才，还把你办的《乡音》报，发表的作品拿给我看，才促使我最后下决心把那个同志调到土地局，那土地局更难进，要不是这个单位好，人家那位同志还不走哩！一开始就是说了几个单位不中人家的意。”吃水不忘挖井人，领导们为我操碎了心，我万分感激，永世难忘。

  1987年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时，张一弓老师给我写信说：“根据你的表现，我认为入会是没有问题的，待主席团研究时我会如实介绍你的情况的。”1987年7月23日，我正式被中国作协河南分会批准为该会会员，成为临汝县第一位省级作协会员。

  我不管走到哪里，爱搞阵地，爱办刊物。李国现在《沧桑》1997年第3期发表的文学评论《<沧桑>——可喜的丰收》一文中这样写道：

  〖HTK〗本刊执行主编郭笑（郭进拴）是我市知名度很高的一位高产的作者。从《风穴文艺》到《沧桑》，风风雨雨的十年，他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出力最大流汗最多。——这又是一位终生许身文学的痴心人。《沧桑》创刊号载其自叙传《我的作家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求道者所经历的坎坷、痛苦、辛酸、冷落、清贫、寂寞……这种夸父逐日般的精神，使人想起屈原老夫子《离骚》中的句子：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共将暮，”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屹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殚精竭虑、九死未悔、上下求索的精神，值得每一位无私奉献者学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郑州《百花园》杂志社金锐老师在《我与＜风穴文艺＞》一文中写道：〖HTK〗“坦率、真诚是感情的粘接剂。《风穴文艺》的诱惑和郭进拴先生诚挚的话语、如火的激情的感召力，终于打破了我生活怠惰的坚冰，疗救了我嬉戏无度的顽症，开始步入小小说理论研究的领域，写出了《小小说面面观》，比较集中地在《风穴文艺》上发表了。”

  攀枝花大学教授李立功在《他乡遇故知》中写道：“平日，只要翻开《风穴文艺》就会浮想联翩，那些追叙往昔故事的文字确乎引发游子的乡思乡恋与乡情，那大量描绘故乡腾飞的情文并茂的篇章，更展现出旧貌换新颜的绚丽画卷。譬如郭进拴同志的报告文学，具体地真切地反映了各条战线上改革开放的壮举，确实令远离家乡的游子精神振奋。这些作品描述了故乡建设的巨大成就，表现了汝州人在新时期勇于开拓进取的风貌，自然赋予我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陈凝在《此情悠悠》中写道：“编辑我的稿子的，还有一位郭编辑。那时我谨慎而尊敬地称他‘郭老师’，后来称他‘进拴哥’，再后来我称他‘郭大侠’。他是个作家，人长得很有乡土气息，即便他从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归来，穿着那年特流行的花衬衣，依然让我感到他是淳朴亲切的乡下大哥。每次到《风穴文艺》编辑部，只要郭大侠在，他总要给我倒上一杯白开水。编辑部穷，但是白开水也同样让人心里暖乎乎的。”

  席怀恩在《实话实说——读〈沧桑〉有感》一文中这样写道：先说进拴。1980年，我在洛阳市大路口锅炉厂当民工，在白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之后，晚上爬格子到深夜。后来厂里一位青年工人告诉我，临汝镇一个小伙子此前也在这里当民工，也是白天干活晚上写东西。当时我一惊，天下还真有和我一样“神经”的人！因为一直无缘谋面，对这位和我一样的“神经蛋”也渐渐淡忘了。1985年4月，有一天马凤超副总编给我一张临汝镇文化站办的《乡音》小报，那编排质量和印刷质量吸引了我。走马观花读了几篇短文之后，我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比一些地市级报纸都在上！”马副总编问：“让这个主编当我们的文学编辑怎么样？”我说：“呱呱叫！”没多久，进拴就到《豫西报》社主持文学副刊。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在大路口锅炉厂当过民工的那个“神经蛋”。

  ……

  两期《沧桑》在手，倍觉亲切，倍觉欣慰。

  时任平顶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于天命给我写信说：“刊物封面已使我爱不释手。栏目活跃，异彩纷呈，令我大开眼界。篇篇皆文学，无钱仆之嫌。在下心悦诚服，《沧桑》不失文学本分。”

  鲁山县政协袁占才来信说：“若不把《沧桑》与汝州联系，说是全国大杂志社主办也不为过。真是格高意远，有大气、大风格，文章篇篇耐读，一流矣！”

  时任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平顶山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禹本愚也在《平顶山日报》发表了《寄语〈沧桑〉》的文章：

  《沧桑》这个杂志，令人耳目一新。初拿到手，我还以为是外地外埠的刊物，细看才知是原来的《风穴文艺》。

  ……

  《沧桑》就是商品社会中一片清纯的园圃。我在其间漫游，感受到了大家的赞美……

  我的另一个感觉是《沧桑》很生动，文学刊物本身渍透着感情色彩，生动不起来怎行？《沧桑》的栏目既有《名家新作》，又有《文坛新星》，也就是说，既可见大作家纵横捭阖的手笔，又可见习作者稚嫩的幼芽。此外，既有汹涌澎湃的反映改革的《大潮风流》（纪实文学），又有作家与读者、作家与编辑的《去雁来鸿》。粗犷与委婉、“大江东去”与“杨柳岸晓风残月”编织出了经经纬纬。生活是诱人的，我们的文学园地也该是诱人的，而且该格外诱人才好……

  农历年底，天命君从《沧桑》处回来，谈了谈他的想法，并嘱我写点文字。“《沧桑》和读者贴得近，办得有生色”——是同感。是以写下这些话，算是新春寄语吧！

  不久，于天命老师又亲自送来了时任中共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裴建中的题词：

  繁荣文学艺术

  促进精神文明

   ——祝《沧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裴建中

    一九九七年元月三十日

  我把裴部长的题词刊登在了《沧桑》1997年第2期的封二上，对大家鼓舞很大。

  我还在《沧桑》上新辟了《点将台》专栏，李西萍、孟令福两位已搁笔十余载的老作者的创作灵感也被我热诚真挚的举动激活了，他们先后送来了新作，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我将他们的信、稿一并发表，以飨读者。我还开辟了《请你参加》专栏，有意扣下了中篇小说《蒹葭苍苍》的结尾，让读者来续写，再从几十个结尾中选了四个，连同夏春海先生的原结尾一起发表。一篇小说，五种结尾，色彩纷呈，非常好看。作为执行主编，我的责任大、任务重，我积极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在刊物上次第登场，使读者既可见大漠孤烟，又能赏春风杨柳；既仰叹阳刚铁骨，又领略情丝绵绵；既陶醉阳春白雪，又乐见下里巴人——众志铸沧桑，沧桑铸精神！

  有一次开会，我在主席台上出示了一支旧笔头，充满激情地讲道：“我们画的版样，是从别处找来的旧刊物，画版用的笔，是一支用了8年的劈了杆的旧蘸笔，我们安了一支复写笔芯，用透明胶粘住一头，用旧纸蛋填进去，坏了修，修了用。为了节约开支，我们连一盒彩笔也舍不得买，有时版画坏了，我们就用白纸贴住重用这支笔画。同志们！今天我把这支笔带到了会场，就是这支笔，帮我们办了8年的刊物。你们现在读到的各期刊物，都是用它画的版样，用它改的错别字，它为《沧桑》出了大力！它是我们杂志社的功臣！这支笔一不多贪，二不多占，不发一言，光讲奉献！”

  会后，土地局、烟厂等社会各界的领导和文艺家纷纷到文联捐款，赞助《沧桑》。

  命运有时也很会捉弄人。1995年，汝州市委组织部让我参加了后备干部培训班，年底又对我进行了考核，我的票很高。可宣布的结果是我曾经热心培养过的一位业余作者当了文联副主席。这时候，社会上议论纷纷：“郭进拴这小子出力不小，啥也不啥，看他以后还干不干了？”实际上是新领导上任后，我的干劲更大了。

  1997年年初，我们筹备召开汝州市首次作代会，一开始定的是我为作协主席候选人。待我把前期筹备工作全部做完，讨论修改工作报告时，我中间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就发生了“政变”。一个同志说：“我们刚才研究定了，你不能当作协主席，你要当了，我们以后再来连饭也混不出来了。你得当秘书长，为我们服好务。”

  我说：“好吧！就按你们定的办！”

  中午我又将大家安排到汝州宾馆，好酒好菜美美吃了一顿。下午送大家回家后，我又到市委文印室校对、修改文件到夜里12点多才回家。然后又与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人民文学》、《诗刊》社、《中国作家》、《文艺报》、鲁迅文学院等取得了联系，全国各地发来了贺信、贺电80多封，又接连联系了几家赞助单位，使会议开得热烈、隆重。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等也专程回乡祝贺。

  中午聚餐时，我的恩师屈江北端着一杯酒，眼里闪着泪花说：“来！祝贺你这个中国作协会员当选为市作协的副主席……”

  另有几位作者，以对我的安排不公正，私下串联要找市委书记集体上访，为我讨回公道，我发现后立即进行了制止。时任市文联主席陈建国拍着我的肩膀，动情地说：“你这几天的表现令我感动！”

  作代会闭幕后，我请了半年创作假写出了长篇小说《天地人心》，9月份背着稿子又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几个月。当时我都写有书面报告。可一位文联领导竟到汝州市委宣传部找到部长说：“郭进拴8个月没上班。”

  从北京回来后，汝州市市长批示财政局解决了我的学习费用，可市委办公室因修水管挪用了这笔款。我又给市长送了1份报告，市长说：“这笔款已经批过了。”但市长对我的工作极为支持，还是又批了一次。这次款到位后，文联一位领导说这款是给文联的，你不能花，报销时，拒绝签字，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看不下去了，专门打电话将文联主席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人家进拴是咱们市的特殊人才，这笔款连市长都批了两次，第一次咱大楼水管坏了，用这笔款修水管没给人家，这次应该给人家。你缺资金可以打报告，我协助你找市长再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学习费用才报销了。

  可文联一位领导又说：“市长也是混蛋，没水平，他8个月不上班，还给他报销学费哩！”

  这期间，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平顶山市文联研究让我到磊裕公司挂职深入生活，平顶山市文联党组书记宛芳卿同志亲自将文件送交汝州市文联主席。可汝州市文联有个别领导亲自到组织部、宣传部打招呼：“郭进拴就爱到处活动，他的水平很差，就是挂职也轮不到他，比他水平高的还有好几个。他是自己跑的指标，不能让他去挂职。再说了，他要是去挂职了，《沧桑》谁来办？我们办刊物也离不开他呀……”

  我的挂职深入生活，也就此被挂了起来。

  当然，汝州市文联的领导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说：“我的处女作就是进拴为我编发的，包括《乡音》发的，《豫西报》发的，进拴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引我走上了文学路……”听了这话，我心里热乎乎的。

  时任汝州市文联主席陈建国还推荐我参加了河南省第四次文代会，申报我为平顶山市优秀宣传干部、汝州市拔尖人才等，办了很多好事。

  我在汝州市还发动了一场反腐败斗争，追回了几万元被贪污私分的赞助款，一部分用于办《沧桑》杂志，大部分被市纪委追收。个别人恨我恨得连牙都咬碎了。

  一次，平顶山的一位朋友见了我，说：“你这几年写了那么多报告文学，从《风穴文艺》到《沧桑》发在头题的报告文学全部都是你写的，手里不弄个几十万？”

  我说：“我写的报告文学，最少的一篇得了5元稿费，最多的是一篇写了近50000字的报告文学，得了180元的稿费。后来办《沧桑》，拉不来赞助，就完全取消了稿费。”

  朋友不相信，又说：“你别哭穷，怕我问你借钱？”

  我说：“你要借钱，算是找对人了。不瞒你说，我住的70平方米的小房子，是给了人家3000元预付款偷偷住进去的，中间人家停过我的电，没电我晚上就点蜡烛写作。断过我家的水，我就到附近的井里掂水吃，反正我浑身有的是力气，权当是锻炼身体的。有时人家逼得急了，我就找朋友们借点先给人家；房产公司老板一见我就头疼，我一见人家就胆怯。”

  朋友不可思议地说：“你官没弄住，钱也没弄住，还干得恁性，也不知到底图的是啥？不待大家都说你是‘神经蛋’！”

  但我有苦也有乐。省作协把我评为“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平顶山市委宣传部授予我 “优秀宣传干部”称号，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授予我“优秀宣传干部”称号；曾连续三年考核优秀；出席了省四次文代会等等，这也是上级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肯定。

  1994年3月，我背着一大包发表的作品和获奖证书，第一次到北京，两条腿站得肿成了虚糕馍。我不知道中国作协在哪里？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给你拉到沙滩的文化部问问吧！”

  当孙德全老师看了我的一大包袱作品和获奖证书后，说：“小郭，你这7本书就够条件了，其它作品和证书你还拿走，填到表上就可以了，你给10元钱，领张申请表吧！”

  孙德全老师为我发了编号为5840的《中国作家协会入会申请表》，又极热情地把我送出文化部大院。我连夜返回汝州，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填了表，让单位盖了章，又到省作协见了王秀芳秘书长。

  秀芳大姐说：“光你这种精神，也能打动中国作协的领导！”

  她提笔在省作协意见一栏写道：

  郭进拴同志已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纪实文学集七部，有的作品在省内多次获奖，在文学组织工作方面也有突出成绩，获我会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同意推荐。

   河南省作家协会

   1994·3·4

  1995年2月23日，我收到了中国作协正式通知，说我已于1994年12月27日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研究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后，中国作协为我颁发了编号为4481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

  这也是我此生最开心的一件大事。

  一次平顶山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去参加重点文艺家座谈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裴建中看到了我，对着市委副书记侯玉德的面介绍道：“我认识郭进拴的时候，他还是个农民，穿着又破又旧的衣服到郑州送稿。可他有毅力，有志气，今天就终于成功了。我们搞创作，就得有他这种不怕吃苦，不怕失败的精神。你们《新城》杂志，下一期把郭进拴登到封面上，农民作家嘛，戴上草帽，挽起裤腿，下秧田劳动，这比那些美女图有说服力。”

  中午在宾馆吃饭，裴部长又有意把我拉到侯书记坐的这一桌上，侯玉德书记敬酒时，特意说：“来！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碰一杯！”此时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饭后，曲令敏老师打趣地说：“农民作家！”

  杜耀磊老师接着说：“戴上草帽。”

  黄昌之老师说：“挽起裤腿！”

  张黑吞老师接道：“下秧田劳动！”

  我说：“人家裴部长说了一句，你们就记住了！”

  会后不久，平顶山市文联党组书记宛芳卿找我谈话：“你的事裴部长有交待，让我们想法把你调过来。可现在文联没编制，党组已给市领导、市编委打了报告，正在千方百计解决你的编制问题。你要好好工作，多出作品，不能辜负裴部长和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支持。”

  到了1999年初的一天，宛主席又给我打电话说：“裴部长调到市纪委当书记去了，临走又交待了你调动的事。我向唐部长又作了专题汇报，唐部长想见见你，你今天过来一趟。”

  我赶到了当时在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办公的市文联，宛主席说：“和唐部长约定下午上班见面，中午由智民主席陪你吃工作餐。”

  中午，菅智民副主席领我到宾馆吃了自助餐，还倒了酒，与我共同碰杯。

  事后有朋友捣住鼻子骂我：“说你是‘神经蛋’!你还真就是个‘神经蛋’！人家文联领导为你的事跑前跑后，你不但不请文联领导的客，反而还让文联领导请你吃饭。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死心眼的货……”细想想，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我这个人就是心眼太实。

  下午宛主席领我见了新任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全国。唐部长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郭进拴？对！我在温泉笔会上见过你！你的事我和邓市长说了，邓市长原则上同意。抽个时间把手续办过来。你要好好写作，多出作品！”

  在赴平顶山的途中，我被平顶山人民万众一心，治理湛河的热火朝天的场面所感动，就把我写的《我的作家梦》获全国金奖的2000元奖金捐给了湛河工程。唐部长特浱办公室主任陈建中亲自把我送到资金组，平顶山电视台、平顶山人民广播电台、《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纷纷发了消息。

  春节过后，唐全国部长又安排我到湛河治理工地深入生活。一次我从工地采访回来，发现住地门口放了两箱方便面，一张字条上写道：“专程来看你，等了半天你没回来，只好留下两箱方便面供你急用。赵俊杰”原来是汝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俊杰来看我来了。别人是给领导送礼，我却是部长给我送礼。这两箱方便面派上了大用场，我也从中感到了来自组织上的亲情和温暖。

  我在采访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永俭时，他说：“现在主要是全省干部冻结，要搞公务员体制改革，如果光调你一个人，怕别人提意见。你放心，等过了这一段时间一定给你办！”

  有了邓市长这话，我等于吃了“定心丸！”就在启蒙路租房住下，后来干脆把汝州的房子也卖了，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汲取了第一次往洛阳地区调动，家属先动摇，拖后腿又让我回来的教训。

  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平顶山市不少领导的案头出现了匿名信，说“郭进拴是不安定因素，少才没德，到处惹是生非，在汝州就写过《从市长到死囚》的大毒草反党作品，千万不能用。”就连《新城》执行主编任流潮老师也收到了“郭进拴此人不可用”的匿名信。当然了，字迹似曾相识，可发信邮戳却是宝丰的、市郊的，就是没有汝州的。看来，有人又躲在暗处，向我下毒手了。我又一次中了暗箭，被整得身心交瘁，那些整惯了人，尝到整人甜头的人，总是窥伺着，找机会下手，想起来真叫人心寒。

  汝州市文联先是停发了我的工资，然后是命令我限期回去上班，如不回，将按公务员条例，以旷工为由将我就地开除工职。

  我写的《湛河大决战》初稿送给邓永俭市长、邹积余副书记和唐全国部长看了，他们都说“写得很好，尽快出版。”

  作家出版社也派出责任编辑来平商谈出书事宜。市文联当时主持工作的菅智民主席亲自和我一道找到邓市长落实出书资金，邓市长批示让肖新明副市长与市财政局协商解决。

  第二天，菅主席又派岳书敏副主席和我一道找到肖市长。肖市长看了邓市长批示，说：“进拴，他们都是书商，要价太高，你和他们再搞搞价，花不了这么多钱。报告先放下，我们市长办公会还要统一再研究研究。”

  岳主席又带我见了市委副书记邹积余，邹书记认真审看了我设计的版式和彩页照片，还当场纠正了我写的一个错别字。我们临出门时她又交待岳主席：“书敏！这是咱们市的人才，你们要尽快把他的手续办过来！”

  这期间，菅智民主席又给编委打了一个报告，我送给邓市长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我当着你的面批，不严肃，也不符合组织原则。你自己不要跑了，让组织上出面按程序办理。”

  由于作家出版社要的资金较多，出书经费一时没有落实下来。我只好先把我卖房子的钱垫上，将《湛河大决战》先印了出来。一时间，报纸上登，电视上播，我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我把书分送给了市四大班子领导，然后找到唐部长说：“唐部长!我把汝州的房子卖了出成了《湛河大决战》，现在汝州市文联又停发了我的工资，昨晚公安局又清查户口，我一家4口都成了黑人，孩子们上不成学，转不了学籍，这可咋办呀？”

  唐全国部长说：“现在邹书记还在她办公室等我，专门研究解决你的问题。”我紧忙拿出包里装的的一份菅主席签发的给市编委的报告交给了唐部长。后来唐部长说邹书记已签字同意，报告已交给李昆武副部长，部长办公会分工让他负责找邓市长落实你的工作调动和出书经费两件事。

  我又找到李昆武部长，他说：“我找了几次邓市长没找到，这样吧，你明天上午再来，我给你一个准信。”

  第二天我又见了昆武部长，他说：“昨天邓市长和肖市长共同在场商定了你的事，邓市长已签了字，你赶快拿回去让智民同志给你办手续。”

  我接过文件一看，邹书记批道：“拟同意，请邓市长最后审定。”邓市长批示只有两个字：“同意！”两天内办完了全部调动手续，汝州市委组织部一位同志说：“你一个一般干部调动，市长、市委副书记都给你签字，我在组织部干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种事。”

  菅智民主席带领文联党组全体成员把我送到了《新城》编辑部，中午与编辑部全体人员共进午餐。编辑部一个人说：“郭进拴这货啥来头？竟惊动得文联全体领导都出动了。”

  调到平顶山市文联的19年里，我参与了《新城》到《三月》的改版、编辑工作，任执行主编出版了3期《新城》增刊，上交了25000元的承包款，我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基石礼赞》大型获奖报告文学集和《平顶山手册》等。在财政没拔1分钱经费的情况下，参与组织、编印了64期铜版纸彩色印刷的《文艺界》。还参与了平顶山市首次文代会和二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创作并出版了《陈宝泰传》、《鹰击长空》、《洪流滚滚》、《鹰城理财人风采》、《壮歌风云路》等40多部文学专著。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原市委书记邓永俭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进拴很勤奋！”

  刚到平顶山时，汝州有人打市长热线，说郭进拴是个腐败分子，在汝州市和平顶山市两头领工资，欺骗人民欺骗党。经市长热线核查落实，事实是我调出后，我的人头工资汝州市财政局已拔付到了2001年底，而我于2000年4月正式调出，平顶山市从5月份才给我发工资，等于1至4月份汝州市文联没有给我发1分钱工资。谁知这样一告，汝州财政停拔了我的人头工资和所有费用。个别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还我以清白。

  我在汝州市文联工作时，一次接待平顶山电台的一位领导，因他傍晚才到，没法办手续。晚上吃饭时我亲自跑到文联主席家里，他说：“我刚喝完剩饭，晚上就不陪了，你该咋接待就咋接待。”我给宾馆签了字，只用补个手续就行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已调到了平顶山，汝州宾馆的服务员还天天把电话打到我家里问我要账，我说：“这是因公接待，当时已请示了文联主席，只用他补办个手续就行了，咋到现在了还问我要账哩。”

  服务员说：“人家说根本就不知道此事，这钱必须问你要……连你的电话也是人家告诉我的，我们讨不回账，就要扣工资，你说咋办？”

  ……

  汝州市文联个别人，真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想起来，真是叫人寒心啊！

  《新城》增刊是平顶山市文联和编辑部领导再三催促我办的。2002年第1期出版后，有关领导说因没审我的稿子，再加上页码较多，违犯了规定，让我交了承包款后，开的是一张罚款的收据。个别人又四处打电话，说郭进拴这一期刊物出了问题，你们的宣传费都不要给他了。结果我去要账时，我的主人公们都说：“你们单位打电话说不让给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还有一家收了1000元的票答应给钱，后来又躲着不见。我把一次会议照到那里吃饭，钱数大体相当，这下他们又天天问我要账，还扬言要上法庭。

  时任文联党组书记一连到编辑部开了几个星期的会议，对我进行批判。并多次逼我写出书面检讨，说是要装入个人档案。有一次他竟捣着我的鼻子怒吼道：“你是怎么来的，你是找着邓市长给你签的字，全平顶山就你一个人才了？没人了？你这中国作协会员就这水平？我还把你交给邓市长，从哪里来还退回到哪里去。”

  我说：“我脸就恁白，找到邓市长人家就给签字了？邓市长的字是签在文联党组打的红头文件上的，你可以去查查档案嘛！”

  书记更恼火地说：“《湛河大决战》的钱是市里拔给文联和编辑部的，你给它花了？”

  我说：“那是我把卖房款先垫上出版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事？”

  ……

  我说：“这一期增刊是为了迎接十六大出的特刊。”

  书记说：“你这就是十六大？”

  我说：“我这是迎接十六大……”

  书记说：“上次批评你，你不服气，你到宣传部、市委、市政府到处找了一圈。告诉你，如果刊物因你出了问题，再停办了，我先把你开除回家……”

  实际上是我们这一期迎接十六大的专刊送给市长邓永俭时，他问我：“这是哪里办的？印得这么漂亮？”我说：“这是咱文联办的！”邓永俭市长惊奇地说：“文联还有《新城》？我过去怎么没见过？”他一边认真翻阅，一边接连说了三个“不错！”我又把这期刊物送给了市委宣传部的各位领导和各个科室，唐全国部长、刁培江副部长还表扬说：“文联工作又跑到前头去了，这一期办得好，质量高。我们正是要开会动员各单位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你这一期《新城》图文并茂，又出到点子上了。好好干吧！”

  我一边挨批评，一边受表扬。

  在筹备市二次作代会期间，为了副主席候选人的排名，我又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训，这个要按姓氏笔画排，那个要按成就大小排，还有要按职务高低排；我起草的工作报告，把这个的作品点得多了，那个的因不了解情况，点得少了，没点到了，名字排列靠后了，随时都会招来批评、埋怨、指责，真是立着不是坐着歪。

  作代会结束后，我又和作协主席于天命忙着给向作代会发贺电的全国各地作协写感谢信，在新华书店后二楼布置作协办公室。当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已听到了迎接春节到来的声声鞭炮……

  我刚回到租住在启蒙路的家里，于天命主席冒着雪给我送来了各种年货。他知道我连日来和他一起不分日夜地忙着作协的工作，连年货也没顾上置办。

  望着于主席冒雪送来的年货，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那一刻，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在我调动工作和在湛河治理工地采访、写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每隔一段，市电台的刘炳超老师就带着师母去看望我，问寒问暖。刘老师还在他主编的《七彩虹》栏目里，分5次连续播出了我写的《我的作家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2000年的春节，我这边没调过来，那边又停发了工资，走又走不了，回又回不去，处在人生和事业的低潮。这年的春节，我觉得孤独无助，寒冷寂寞。正在这时，刘炳超老师放弃了全家的团圆，带着师母，带着年货，来到了我租住的家里，拉家长，说宽心话，出谋献计，一直谈到零点以后才离去。

  望着两位老人远去的身影，我感到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丝丝温情。这真是两位雪中送炭、善解人意的老人啊！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我挨批挨训无数次，但也受过三次表扬。一次是2001年10月在一次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于天命主席拿着新出版的《平顶山作家通讯》说：“以后大家都要向郭进拴学习，这一期《作家通讯》他下了很大功夫，编得比省作协的《作家通讯》质量还高。”另一次是在2006年底的一次《文艺界》编辑会议上，岳书敏副主席说：“今年郭老师出力最大，成绩最突出，大家都要向郭老师学习，多作贡献。”在2007年春节举行的一次书画笔会上，市文联党组书记程贵平端了一大茶杯酒走到我跟前说：“你去年干得很好，成绩最突出，我都看着来，你是个实在人，来！干了这杯！”领导们这么尊重我，这么理解我，又这么看得起我，我工作起来也更有劲头了。

  我调到平顶山后，又三次搬家，光房租就花了好几万元。其中有两次我上大学的儿子从北京回来都找不到家了。第一次是启蒙路的房东要回来住，我搬到了建西建材大世界对面的工行家属院，儿子暑假回来找到了西高皇。到了2006年6月，房东儿子要结婚，我们在新城区的房子还没交工，只好又搬到了西高皇的农村去租房居住，儿子暑假回来又坐车找到了焦店。

  在西高皇这几个月，我家院里兔子跑，鸡子叫，我每天下班割草喂兔，挑水浇菜，领着小狗溜湛河，吃菜不掏钱，鸡蛋不用买，卖兔能换钱，杀鸡能吃肉，身体又健康，倒也快乐、自在、逍遥。直到2006年10月，我正式搬到了新城区湖光花园的新家，才结束了长达7年的租房串房檐的流浪生活。我母亲、我岳父临终时都为我负担大，没房子居住而发愁，现在他们可以在九泉安心了。

  当然，租房、买房，再加上我妻子没工作，我一个人供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这幕后的辛酸苦累，作的难、流的泪，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道不明的。

  我这一生注定就是流浪的命。我出生在伊川县白沙乡焦沟村，11岁搬到临汝县临汝镇关庙村的老家，我母亲这一辈子共搬了8次家。我从参加工作算起，在临汝镇上就搬了7个地方，在汝州城搬了3次家，1992年又泪别老母、妻儿到复旦大学读书，1997年又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出生在临汝镇的出租屋里，一个出生在汝州城前火神庙街的出租房里，后我前脚搬出，后脚便房倒屋塌，四角落地。直到我48岁这一年才终于搬到了自己的房子里。

  我也曾三次被告上法庭，第一次是与人合作了一部反腐败的长篇纪实文学，文中点到的反面人物对号入座，将我告了；第二次是我与人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磊裕烽火》中的对立面又将我告了，法院通知开庭时才知道，这两次当被告结果都不了了之。第三次是我在《文艺界》一先一后宣传了两个典型人物，第一个说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将写他的事迹又写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这个告我的人，我从1978年就开始对他跟踪采访，多次宣传他，曾先后在《豫西报》、《沧桑》、《平顶山日报》、《新城》、《大河报》、华泰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新世纪之声网站等发表了十几万字歌赞他的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还执笔撰写了介绍他的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2004年他作为我写的报告文学的主人公，走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接受国家领导人颁奖并介绍经验，一下子名扬全国。现在汝州市法院已受理此案，因案件现在没有结案，怕引起新的侵权纠纷，此时此刻，不便多说。但这三次当被告的教训还是要记取的，今后写东西一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再犯“错误”。但事情也是一分为二的，说明这几篇作品引起了反响，有棱角，有人看。

  我也有过三次失败的经历。第一次是报国家二级作家时，将《文艺报》、《文学报》评论《磊裕烽火》的一段话抄到了申报表上，评委评审时，一位女报告文学作家说：“没有这么大影响吧？”其它评委都没发言，结果表被扔了过去。中国作协人事部的一位女同志也可能觉得很惋惜，电话打到单位，又问了我的电话，打到家里问我以前为什么没参加评职称，我说以前在县级市工作时没人通知，现在调到地级市里得到了省文联的通知，女同志说这次就算了，你明年再报，我们每年都要评。事后省作协主席张宇告诉我：“本来你的报告文学《人民文学》都出了专集，已达到了二级作家条件，可你填表时不谦虚，太口满，把个二级作家也给打洒了。张一弓给你签了字，人家评委把电话也打给了张一弓，他也检讨说当时没细看。兴常说，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你得可怜巴巴地求着人家才行。你近几年就不要再报了，人家已经对你有了不好的印象，停停再说吧……”看来是你自己不要说你自己行了，够条件了，你越这样说，人家评委越不给你批。我也申报过两次平顶山市的拔尖人才，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批。第三次申报时，有人说：“你只要拿个茅盾文学奖啥都有了!”一听这话，我干脆弃权，不再报了。现在人也过了半百之年，对这些名利也都看得淡了，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也就无所谓了。

  但我也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在我48岁那一年，本来早已过了提拔晋升的年龄，可这一年，经群众推荐，市文联党组考核，市人事局批准，我又被破格提拔为市文联创研室的副主任，工资一下子 “蹭”地长到了2500多元，2012年9月又经群众推荐，市文联党组考核，市委宣传部批准，任平顶山市文联创研室主任。说不高兴是假的，我夜里做梦还笑醒了好几回哪！

  我也有过光荣与体面的时候。自2001年以来，我曾8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颁奖，我的多篇作品被评为特等奖、金奖，一等奖等，十几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化工作者”称号，六次在主席台介绍经验。其中一次结合自己走过的文学路谈创作心得时，引起与会代表共鸣，掌声经久不息，散会后被团团围住，签字留名合影达1个多小时方散。我当了一回明星，感觉很好。

  我也有三大遗憾。一是我爹1974年去世前没给他照一张像，到现在只有在梦中见他了；二是我母亲2005年去世时，我因忙于工作，临终没和老人说上一句话；三是我岳父2005年9月去世时，我正在北戴河参加笔会，临终没有送老人家一程。

  64年了，教训很多，啰啰嗦嗦写了这些回忆文字，也不知此文又会得罪哪方神仙？

  但我是真诚的，真诚感谢那些帮助、支持过我的人，也真诚感谢那些“收拾”过我的人，因为他们使我懂得了生活，认识了人生，激发了我向上的力量。没有他们给我“使反劲”，我老是在顺境中平安度日，就没有了斗志，没有了激情，也就没有了动力，也就没有了我的2000多万字作品的发表，也更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真诚地向各位说声：“谢谢！谢谢！再谢谢！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美女山，美人河》《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命运》《天地人心》，散文集《六十岁说》《童趣儿》《汝州风貌》《乡情老更深》《人间真情》《新城美韵》《月是故乡明》，长篇报告文学《磊裕烽火》《湛河大决战》《从市长到死囚》《运锦之路》《岁月芬芳》等共60余部，累计发表作品2500多万字，有194篇（部）作品获奖。其中《湛河大决战》获全国庆祝建党80周年优秀报告文学一等奖，剧本《无品乡官》获《中国作家》一等奖，《鹰击长空》获《人民文学》二等奖，长诗《寒夜哭母》获《文艺报》一等奖等。1992年获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2005年被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宣传干部荣誉称号。2011年被世界科教文卫组织聘为“世界科教文卫组织首席艺术家”，2013年被世界科教文卫组织评为金奖艺术家，业绩被收入《大不列颠艺术家百科全书》大型社科文献典籍，发行全球。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化工作者。个人传略还被收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