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的历史长河里，文人画有着辉煌而灿烂的一页，留下许多传世之宝，一直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画的典范。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不必在画中考究艺术上的工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的感想。文人画是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历史现象，是上层建筑中政治、哲学、艺术、宗教等因素交相作用的产物。
        我国历史上的文人画家多是一些仕途困踬、命运坎坷的士大夫。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便是深感世道险恶；在他们身上差不多又都有一种“欲有所为而又不能为”和“好名、负气”的特性。不是借书画以陶情、自娱，便是发泄其闷懑与怨恨，这是文人画产生的历史根源。道家的人生观和处世思想，对后世寻求精神解脱的失意文人影响极其深刻，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理想的逃世、自隐的途径，是文人画产生的思想根源。
        在题材方面，唐代以来，由于大量失意文人对现实社会政治的不满，纷纷将目光转向自然，导致了原先以人物为主要描绘对象，歌颂勃勃向上的封建社会、帝王将相、文武百官的中国绘画，出现急剧衰落的局面，随之而起的却是山水花鸟。文人画家以比兴入画，放情山水，寄意花鸟，恣情而为，再造心境，大大开拓了传统的审美视野，促进了中国山水、花鸟的高度发展。到宋、元时期山水画达到鼎盛，画面空无一人的山水和文人们放达、洒落、寂廖的心境相对应，与唐以前金碧辉煌、山水全作人物陪衬的情况迥然有别。花鸟画也摇曵着淡淡的姿影流泻于文人画家的笔端。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历史的逆转，激发了整个汉民族的抗争意识，而当抗争归于失败时，体现在绘画上就是“不欲画人事”，因为“人事”不堪画了。对现实冷漠的结果，是感情的内向，最后凝聚成强烈的抗争意识。借助山水、花鸟、尤其是具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表现出来。
         在绘画风格方面，由于文人画的勃兴并趋于成熟，中国绘画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到宋代以后有了较大的转变。宋之前，主要以再现为主，画画的任务是创作出令人信服的自然景象，画家的目的是巧妙的再现，使观者在画前受到同样的感受。这种“再现”型写实绘画到了宋代，达到高峰。特别是宋院体画，准确细腻的形象刻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以“有形”作为目标的外形一味精致、细腻的刻划，遭到了当时的文人学者的抨击，以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为首的一些文人学者，针对当时绘画的弊端，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议论，在当时起到审美导向的作用。归结为一点，就是强调作者主观情意的抒发。这一点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提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的意境和画的意境应该同一，都是心境的外化，而最高的心境应是“萧静简远”；极力推崇“神似”，甚至以“神似”取代“形似”，以抒情寄兴取代描摹物象，崇尚“象外之美”，认为美的意境应该“萧条淡泊”，贵有“古意”、“士气”、追求“简”、“雅”、“拙”、“淡”、“偶然”、“纵恣”等艺术风格。二是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是针对当时“再现”型绘画风气而讲的有关造型问题，认为造型的“似”与否不能作为论画的唯一标准。宋代文人水墨写意画的勃兴，结束了“再现” 型绘画一统天下的局面。
         由于文人画有浓厚的缘情特质，还往往不求形似，抒写胸中逸气。在绘画中偏重感情与理想的特质，形成了“因心造境”，重心境而轻实境、重理想而轻现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倪瓒画竹，“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文人画家们由于厌世而逃于闲放，为聊以写胸中的逸气，在挥毫泼墨中，总是态度鲜明地把抒情写意上升到第一位，并不与状物必肖为目标。
         在艺术创作形式上，文人画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使中国绘画达到了一个有文化气质的、形式更为臻善臻美的艺术高度，这种艺术形式是文人画家艺术修养的综合体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诗入画。这里有两重意思，一种是画面有诗的意境，另一种是画面缺乏诗的意境而需题诗来使观者产生诗的联想。因此，诗画的结合，首先是画面必需富有诗意，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将大大地扩展有限的画面的境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再就是在画上题诗，直接阐发画家画这幅画的意思，加强主题思想的深度。一些画本身意境平平，但是题诗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画面意境得到升华。由于山水画和花鸟画本身的局限，不是任何主题、任何思想感情都可以用艺术形象表现的。文人画家为了打破这种局限，不能不借助于题诗和志跋。因此，画中的诗、跋就成为表达思想、创造意境的补充和辅助手段。元明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文人画家借题词抒发情怀几成一习见的形式。文人画家从事绘画，尽管说是势不可避，利不可取，但是，为了生计又不得不以卖画为业，靠卖画糊口又很难保证生活，所以他们大都困顿潦倒。“八怪”画中的题词不乏这方面的描述。李方膺在他画的一幅墨梅图上题了这样的诗句：“十日厨烟断米炊，古梅几笔便舒眉，冰花雪蕊家常饭，满肚春风总不饥”。这首题画诗中，虽未直言其困厄，但诗意实明，旨在通过饶有谐趣的诗句，以排遣其内心的积愫。厨烟所断，未必一定是“十日”，但是，靠卖画糊口的苦况，却是可以想象的。这种生活，通常对一个文人士大夫说来，原是不堪其忧的，而他竟不改其乐。通过题词含蓄、曲折地加深画意、揭示社会内容并紧密结合形象，李鱓《花鸟册》中有一页画的是鱼和翠鸟就很耐人寻味。此画除去一束芦苇之外，只有一鱼一鸟。落笔草草，鱼鸟一俯一仰神情迥出，画中的题词是：“翠羽时来窥鱼儿”。就内容看，它与人事全不相涉；鱼和翠鸟在花鸟画中原是常画的题材。不过，异乎寻常的是作者着力表现了鱼鸟之间系乎生死的利害关系。作者不仅把翠鸟刻画成目光凌厉、伺机待攫的情状，而且显得十分刁诈；正是在刁诈的神情中，露出了祸心和杀机。联系作者所处时代、社会，显然这是对那种以强凌弱的社会现象或某种黑暗势力的揭露和鞭笞，寓意是深刻的。
         书画结合由来已久，因为两者的工具相同，运笔用墨有许多相通之处，画法与书法相通，能书者大抵能画。故古今书画兼长者多，画中笔法与书无以异也。赵子昂论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书画结合有两层意思。一是以书入画，以书法的用笔来作画，线条有书法的韵味。二是画家在画的某一方题词落款，记述作画的时间、背景以及画家当时的心情和作品的主题思想等等，这一段文字不仅是画的补充，同时也是一篇很好的书法。它在画中常常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它，完整的布局就会受到破坏，主题思想也没那么明显。
         文人画家在画完画、落完款之后，都要在落款后面盖上印章，在画面起到调节构图、活跃画面的作用，是一幅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文人画家以篆刻的布白、笔意与刀法味道入画，使画面具有一种金石之气，一时成为论画标准之一，为已在艺术形象上不拘形似的中国绘画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使有为的文人画家虽“寄乐于画”而不流于柔靡。
        文人画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中国画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留下许多绘画珍品和绝妙绘画论著，为中国画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看，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优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文人画仍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