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进拴

       一连两个春节，我从家里背来了一袋过年剩下的干馍，中午和晚上啃点干馍，好省下时间多写点稿子。白天谁不来了，我就坐在人家的办公桌前看报、写作，人家来了，我就赶紧让座。只有到了晚上，我才能一个人自由自地在办公室写作，往往写到第二天上班，再接着打扫卫生、提开水、正常上班。一次为了赶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只好躲到工人文化宫的乒乓球室，在这里三天三夜没眨一眼，写了18000多字。后来一位文友到平顶山市委党校读书，我就要了他的钥匙暂住他屋。正好我爱人也带着儿子进城来看我，她怕儿子乱跑乱动，影响机关办公，就把他关到屋里，捉住手脚，不让他乱说乱动。一天夜里，团县委办公室被盗，我们住在办公楼上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被审来问去，并要求说清几点几分在干什么?何人为证?此时，又有有来头的人要占领这间房，不由分说，把我们赶了出来，还把朋友的家具扔到了办公室一角。我和我爱人只好拉着才刚刚几岁的孩子，背着被子，含泪又回到了乡下……

       这期间，县文联张进才主席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写一份《自传》《工作总结》，并让同时誊抄几份，分别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他的多次奔走、呼吁，终于感动了有关领导，我才于1988年春天，正式调到临汝县文联。我以每月12元的价钱在前火神庙街租了两间随时都有倒塌的破房。一次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吴功勋老师到我家约稿，看着我住的阴暗潮湿、四面通风、屋顶露着天的从清末留下来的房子，差点流下泪来。可我就在这间破屋里，写出了4部著作，现已出版了3部。也算我命大，两年后我前脚刚刚搬出这两间破屋子，后脚便四角落地，成了一堆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