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何建明，是2002年的7月，他的《根本利益》获《人民文学》特等奖，我的《鹰击长空》获《人民文学》二等奖，我们共同在人民大会堂领奖。他还和他的主人公梁雨润为我在现场购买的《根本利益》签了名。

       何建明的问题报告文学《根本利 益》,通过扎实细致的调查采访,以很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直面黑恶势力下的农民的苦难,站在人民的同一地平线上,为基层民众说话,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 并成功塑造了一位时刻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的"百姓书记"梁雨润这一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作者浓厚的百 姓情结,可贵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人民信念,该作是新时期人民报告的"急先锋".

       山西运城市纪委书记梁雨润在央视“２００３年十大年度人物”颁奖仪式上，再次成为注目焦点。而首先曝光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本利益》则连获全国八项大奖。

       《根本利益》是作家何建明２００２年创作的一部力作，这是他“中国农民问题”系列报告文学的第一部，也是新世纪第一部把视点关注到当代农民生存状态和共产党如何为农民寻找出路的报告文学作品。该作品２００２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且连获全国八项大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广播长篇连播文艺奖、年度文学作品排行榜“报告文学”第一名、“中国作家”优秀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特等奖、２００２年百姓最喜爱的十大图书和全国电视新闻奖等。

       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一支笔可以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这是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报告文学家何建明意识到这一点后，写作的起点和使命开始变得与以前不一样。 “国家叙述”在他眼中，是何等宏大又何其沉重的事情。在他看来，一个作家的表达技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文学之外了解中国社会，由表及里地进入时代的最前沿和最深层，并由内而外地把最核心的部分传达出来。

       其人身材高大，落拓不羁。永远背着大包、拿着电脑，永远神色匆匆。从1978年写作第一部报告文学《湘西探险记》至今，这种艰巨的工作，何建明已经进行40年：2000年，《中国高考报告》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命运的承诺》，两度编入日本大学教材；2002年，《根本利益》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被改编成电影《信天游》；2004年，《部长与国家》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特别奖”，被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奠基者》，成为中央电视台国庆60周年献礼片；2008年，24集电视连续剧《国家行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落泪是金》同时被改编成22集电视连续剧。

       何建明的笔触涉及教育制度、官场腐败、石油精神、三峡移民，以及执政为民的新时期共产党员典型、汶川地震时地方政府的救助和建设工作。与其他作家相比，有过军旅生涯的何建明更像一名战士，持续多年保持着高度的激情与战斗力。他以笔为旗，指向中国当代社会状况的最前沿阵地。

       这位冲锋在前的报告文学家认为，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歌颂，一种是批判。批判固然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歌颂也是对人民和大众的真诚，关键是：要接近真相，要讲真心话。秉持着这样的创作观念，何建明以敏锐的视觉和高涨的热情，不停地记录和颂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以及忧患意识，批判和揭露那些在变革中呈现的丑恶现象与不正之风。他的笔成熟而老辣，如刀，挑开社会顽疾时如刀剜斧凿，然而内驱力却是源于一味单纯的赤子之心。他由衷地期待这个国家更好，并愿意身体力行、为之奋斗。关键是，这是他的真心，他的信念没有改变过。

       “我从来不是一个每天可以支配时间的写作者。在我记忆中，我最长的写作时间是春节长假、国庆长假、‘五一’长假。我太羡慕那些整月整年可以有自由时间的专业作家。”他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怕劳动。”他又说。何建明的劳动是什么概念呢：30年里，写了40多部书，其中有8部改编成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如果摞起来，快到他胸口那么高。

       他数不清自己到底采访过多少人。“一千？一万？我想肯定是有。”何建明说。为写《落泪是金》，他跑了40多所大学、采访了400多个当事人；而写《东方光芒——东莞30年改革开放史》，他仅采访本就用了6本，前后去了5次东莞。采写《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纪实》，走一次三峡工程沿线，就得用10天时间，他去过3次，采访移民不下百人。《根本利益》的主人公只有一个人，但与之相关的受访者有70多人，座谈会就开了12次。何建明笑称，“这30年里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两天——电脑和采访本、手机，成了我亲密爱人。”

       他的性格基因中有一种叫做奋斗不息的东西。这种基因使他不能停歇，不甘平静。他必须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进入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他才感到：在活着，在工作，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情。

  有两篇作品，对何建明有着终身的影响。其中一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一直是我的偶像。在我的性格中，很多东西都是跟保尔学的。从当兵、当作家，甚至恋爱，都跟保尔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他说。另一篇是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木屋》，读了这篇作品后，何建明开始向往成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

  他最终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报告文学这一文本更加完美和成熟，并更多地影响读者、影响今天。他认为，“报告文学作家一是不要怕吃苦，二是不要怕担责任，三是不要怕写作的难度。‘国家叙述’实质上是要承担大使命。报告文学家既是国家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人民心志的呼吁者。要勇于把自己打磨成肯担国家叙述大任的作家”。

  2009年，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何建明，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这让他更多地在思考：作家是干什么的？作家无非是要写出自己满意的和大众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了吗？我们写了，我们自己满意甚至是陶醉了，然而大众却对作家不能满意，甚至因失望而疏离。

  “真正的作家，就该多写作品，写出好作品，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长项。我们可以期待公众原谅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幼稚、弱势甚至是狂妄自大或天真无知，但我们不能原谅自己拿不出好作品贡献给自己的读者和社会。”他说，“人民需要我们这样的生命：永远充满活力，饱含深情与忧愤，展现独特思谋和见解，爱得彻底，恨得干净。”

      论职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他是我的上级领导；论交情，我们是相识相知20多年的老朋友。

       我最先知道何建明这个名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在《中国作家》杂志读到了他的《落泪是金》和《中国高考报告》。2002年7月，他的《根本利益》荣获《人民文学》特等奖，我的《鹰击长空》获《人民文学》二等奖，我们同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时相识，他还和他的主人公梁雨润共同为我在现场购买的《根本利益》签了名。2013年，我们又在沙家浜全国报告文学年会上见面，他送我走时，我们合影留念，我提出：“下一次会议在我们河南平顶山市举办！”2014年我们又在鲁山年会重逢，由于我事先在网上对鲁山年会进行了炒作，全国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特别多，何建明在讲话时称鲁山会议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可以载入中国报告文学史册。2015年我们在山东济南年会见面，2017年我们又在浙江湖州南浔年会第五次重逢，2018年我们又在贵州习水年会第六次见面，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湖州和习水年会我听了他特为当地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举办的专题讲座，收益匪浅。从1978年开始创作报告文学至今，何建明已累计发表和出版作品达上千万字。其间，他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创作与实践经验，创立了“报章报告文学”，特别是在书写国家重大题材、塑造典型人物等方面推出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除投身文学创作之外，他还不遗余力地为我国报告文学事业的发展和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培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在多所高校开设关于报告文学和创意写作的课程，一批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迅速获得成长进步。在何建明看来，一种文体的理论建设，既要有专业理论家、评论家的参与，同时又需要有作为创作实践者的作家介入，这才是完整的文本理论体系。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著名作家何建明报告文学的专著，包括何建明的创作谈、他为自己的报告文学写的序言和评论文章，以及他与一些专家学者针对自己作品的对谈。本书全面剖析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创作思路、文学价值、精神内涵，并着重分析了他的数部报告文学代表作的创作缘起和艺术价值，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价值。

        “报告文学（中国传统中的纪实文学）文体所追求的，是客观现实中那些具有现场感的生动的人和事件所组成的精彩‘故事’。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的报告文学文体充分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文体艺术魅力。”何建明说。

  何建明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八、九届驻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长。从1978年创作第一部报告文学至今已有40年，发表和出版作品上千万字，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次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其中有10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20余部作品被翻译到世界各国。他也成了作家中唯一一位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

  “有人发出报告文学‘已经过时’甚至‘被自由自在写作的非虚构逼得快要消亡’的言论，着实有些可笑。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出现过一部可以超越《史记》这样的‘非虚构’作品。”何建明说。

  何建明认为，真正的报告文学决不允许任何虚假的“自我感受”，报告文学文体的艰巨与优美、艰难与精美，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不能虚构、不能“自我”、不能随心所欲基础上的艺术创作，具有“戴着镣铐而舞”的磨难之美。

  何建明30年来创作的40余部报告文学作品，从《中国高考报告》到《根本利益》，从讲述利比亚撤侨的《国家》，到天津爆炸事故的《爆炸现场》，堪称一部报告文学的史记。《那山，那水》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浙江安吉一个小山村余村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后发生的巨变，仅在2017年国庆假期，全县旅游收入就达28亿元。

  除了投身于文学创作，何建明在发展当代中国报告文学事业和培养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等方面，也做了大量艰苦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何建明的传帮带下，一批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迅速获得成长。

  近年来，何建明还在多所高校 开设报告文学、创意写作的本科、研究生和博士课程。“一种文体的理论解构，既要有专业理论家的参与，更需要有创作的实践者介入，这才是完整的文本理论体系。”何建明这样认为，也在身体力行地做着。

       著名作家何建明的创作专论集《何建明报告文学论》，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创作谈、访谈、评说论道、作品评论等四个方面，汇集了何建明40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共70余万字。既是作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领军人物的何建明对报告文学文体创作的自我经验总结，也是他对新时代报告文学文体建设深入思考与架构的理论探索，同时也收集了专家们对何建明部分优秀作品的解读，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此次结集出版的《何建明文集》三十卷本，收录了何建明近40年创作的报告文学精品，伴随着改革开放雄壮步伐，成为十分重要的共和国文学书写的“史志”内容，代表了当代中国纪实文学、非虚构创作的高峰水平。

       评论家白烨认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一个作家创造的文学史记。当今的报告文学及时地反映国家进步、社会变迁、英模人物，涉及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对社会生活做了及时的、全息的、灵动的反映。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报告文学走在时代的前面，何建明走在了报告文学前面。他的作品具有时代的激情、国家的情怀、文学的情愫，有文学性，感人。在评论家李炳银看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视野开阔，格局宏大，时常能立足一个真实的基点上通过个性深入的洞悉，发现其沟通全局的普遍的社会内容，使单一的对象富有全局的价值力点，是一种根基深厚而思虑宏大的社会叙述。何建明的作品是来自中国社会生活沃土的文学生长，是现实中国社会生活环境和矛盾事件人物的激情鲜活书写，是现实中国的重要侧影和“史志”记述。评论家李朝全认为，何建明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创作对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有借鉴意义。

       何建明曾在一次给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讲课时讲到了“现场”，在他看来，报告文学特别讲究“现场”，优秀的作品就是作者抒写和叙述“现场”的本领出色，比如人物的性格、语言和动作等。但有的作者没有掌握好这一本领，写出来的作品就会像“广告文学”“宣传品”。

       “除了客观存在的事物称之为‘客观现场’，作者内心和价值判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观现场’，而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还应完成第三‘现场’——‘本质现场’，即作品的思想和精神。”何建明说。

       现实中的真实一旦“不合时宜”，是规避还是迎合？何建明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报告文学遇到‘合时宜’的时候并不太多，越遇到‘不合时宜’反而越是正常。最好的选择就是尊重客观现实、尊重自己内心独立价值意识，从更高的立场和更远大的方向去处理那些‘不合时宜’。要让读者喜欢、老百姓满意，这是强调作家的良心、正义感、道德观的意义所在。”

       在写反映天津大爆炸事件的《爆炸现场》时，何建明有这样的体会，本来创作是要写消防队员英雄形象的，但他有强烈的意识：不能简单地去写好人好事，必须去关注事件本身的、尤其是对生命和生命本身的“现场”那些真切的认识与体味，这才是根本的。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跨越40年，构其对时代精神的深入洞察和全面把握，产生了强烈而持续的社会反响，形成特有的“何建明现象”，直接参与并推动着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落泪是金》引发了全国性的关爱贫困生热潮；《中国高考报告》掀起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浪潮;《共和国告急》引起国家决策层的重视……19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特有的以干预社会承担道义为己任的人文精神，在何建明这里得到良好弘扬和传承。

       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何建明集中创作了《那山，那水》《死亡征战》《爆炸现场》《山神》《时代大决战》等重要作品。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正是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以余村人的故事，讲述了习近平在何种情形下阐述了“两山”思想、余村人又如何按照习近平的“两山”思想一步一步地实践，获得了“生命之树常青”和“生命之树”上长出“金山银山”的生动故事。对此，何建明说：“我要保持对时代、民族、人民、党的主流精神的深刻认识，保持作品与其紧密贴切的关系。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整体，我们的书写要关联时代。”

       《国家》是何建明创作的一个高峰，通过“利比亚大撤退”的国家行动，展现了一个大国在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处理国际性危机的能力和水平。《死亡征战》是《国家》的延续，描写中国医生们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病魔的纪实，真实反映了一个大国对世界的责任担当和中国人民的情怀境界。

       何建明说：“在现在的电子声像时代，用文字繁复地记录一座房子是什么样，一张旧桌子是什么样，房檐上雕刻的花纹是什么样，树木的年轮是什么样，是把它们保存下来的一种方式。纸笔之后是有耐心的观察者，与机器相比，也许不那么准确无误，但是有良知和温度，这是文字存在的根。”专家指出，何建明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塑造时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真实记录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

       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在继续。每个人都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也都是这场斗争的参与者。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是积极的抗疫者，更是自觉的文学记录者。他因疫情滞留在上海，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转向严峻的抗疫斗争一线，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医生护士、专家学者、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机场检疫工作者、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士、普通群众以及恢复健康的患者。他就此写出了《白玉兰的春天》《“战争”风云》《上海抗疫的第一时间》《首场出击》《青年“抗疫”近卫军》《“疫”中小夜曲》《闪着泪光的最美记忆》《一声“妈妈”好甜美》等作品，真实记录了上海面对新冠病毒突然袭击的严峻局势，生动反映了上海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艰难斗争，热情讴歌了上海人民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伟大精神。这些作品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轻骑兵”的社会作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在《上海抗疫的第一时间》里，作家写到上海虽然没有象武汉那样突然成为病毒阻击战的最前线和主战场，但武汉“人传人”的疫情已经向外地扩散，上海作为一线城市，防控形势也很严峻。实际上，由于新冠病毒的强传染性，一旦出现感染病人，危险就近在眼前。每个没有防护好的个体随时都会被击溃，每座没有准备好的城市随时都会面临医疗体系崩溃的危机。上海这样一个二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一旦病毒流行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上海市委市政府紧急决策，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一边向武汉派出医疗专家救援队，一边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一级响应。全市人民紧急动员，各大医院进入战时状态，医疗物资及时到位；全市公共场所、饭店酒楼、大型商场及时调整营业时间，甚至暂停开放营业；所有的社区都采取了紧急措施，社区防控工作精细到位，居民自觉居家隔离，最大可能减少外出，减少人际聚集交流；各个机场、口岸、车站、码头建立起坚实强硬的防控屏障，严防死守，保卫大上海。在这篇报告文学里，作家写出了决策层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担当意识，工作有条不紊的安排体现出我们的制度优势，彰显了国际大都市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同时，作家更深入地写到上海人民的战疫精神。他们自觉响应政府的安排，以一贯精细、耐心而隐忍的生活方式，“宅”在家里，一点点逼退病毒。人民群众的精气神，是报告文学不竭的动力。何建明这批反映抗疫斗争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立意都在这个思想“硬核”上。

       怎样纪录这场严酷的斗争，文学关注的是什么，怎样给时代留下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报告文学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有思想、有丰富他作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早已经做出选择，多年来一直坚持并积极倡导。而面对这场灾难，他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那就是要去表现那些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拯救生命的人们；那些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牺牲自己的人们；那些温暖别人，给人以信心、以力量的人们。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人，同时也是城市的脊梁。他们是这座城市的英雄。因此，作家把目光坚定地投向上海的医生护士、防控专家、社区工作者以及众多志愿者，在他们身上寻找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灵魂。多年前有过抗争“非典”经验的作家深知，此时此刻，文学需要“在场”；“宅”在住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抗疫者，而走出去，找到那些真正的抗疫英雄，他才是一个作家。于是，就有了作家笔下上海抗疫的许多“第一”。

       《上海抗疫第一时间》写上海市在第一时间的判断与决策：拉响警报，坚定了在疫情面前保卫上海的决心与意志。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上海同仁医院救治上海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来龙去脉。《一声“妈妈”好甜美》写的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生护士们救治第一例病毒感染婴儿的故事。《首场出击》披露了上海防控专家们完成上海第一份疫情报告的工作细节。《白玉兰的春天》率先描写了上海国际社区的防控过程。《青年“抗疫”近卫军》《“战争”风云》写的是上海第一次参与世界抗疫斗争，转而成为抗疫前线的机场海关奋力严防死守的紧张战斗。作家以敏锐的眼光、深沉的思想，通过这些“第一”，捕捉到这座城市跳动着的时代脉搏，传递出鼓舞人心的思想信念，反映出上海人民抗疫斗争的精神风貌。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重在写情写人，透过人物动人的细节描写去烘托主题。这批反映抗疫斗争的作品中，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一声“妈妈”好甜美》描写护士长夏爱梅带着年轻护士张洁、王锦精心呵护小患者，突出表现了医护工作者的敬业和爱心。这个只有七个月大的婴儿，把她们当成了“妈妈”。这种在艰难中建立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真情实感，让人动容。《上海抗疫的第一时间》中的青年医生接诊了上海第一例来自武汉疫区的病人，揭开上海抗疫阻击战的序幕，他“医者仁心”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首场出击》中，上海疾控中心专家潘浩和同事们每天负责排查社会上的疑似病毒携带者。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很单调，不厌其烦一遍遍问询，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问题。然而，这种单调的工作，同样是在护卫这座城市的安全。这篇作品带我们走入疾控专家们的日常，让我们近距离感受他们精湛的专业技能和高度的责任心。《青年“抗疫”近卫军》《“战争”风云》则塑造了机场口岸海关检疫员们的群像。新冠疫情在世界蔓延，上海的浦东和虹桥两座机场当时每天都有数十例境外病例出现在国门之外。数以万计的海关检疫员在从未遇过的难题面前开展工作。

       这些作品对上海人民抗疫精神的观察，浸透了作家对上海的感情。何建明对这座城市很熟悉。在长篇报告文学《那山那水》中，他专章描写了黄浦江与绿水青山的深刻联系。不久前，他又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全方位讲述上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奇迹。最近，他又在着手准备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历史的报告文学，其中上海的革命斗争史，是这部作品要表现的重点之一。作家的情感与上海紧紧相连，无法割舍。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呵，我已无更美的语言赞美你，唯有每天热的心，热的泪，随你而动，而动。《闪着泪光的最美记忆》是一篇深情之作。作家站到全球抗疫斗争的高度，写下了自己在上海的所见向闻，他用动情的笔，刻画了上海人民热爱生命、从容应对的精气神，表现了上海人民必胜的乐观精神。

       世界范围内的抗疫斗争，可以预见将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深刻影响。这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报告文学不能缺席，报告文学作家不能沉默，应该去观察、去体会，力争写出时代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