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693年或694年或701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画家。 

       出身太原王氏分支河东王氏，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王维被责授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王维于上元二年（761年）七月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王维不仅参禅悟理，学庄信道，还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年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其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苏轼评价其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亦存诗400余首，代表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还著有《王右丞集》《画学秘诀》等作品。

       王维的诗的特点风格是：

       1、山水田园诗的意境高远，清淡宁静，有写意传神、形神兼备之妙。王维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在诗坛树起了一面旗帜。

       2、边塞诗明朗清丽，豪迈雄浑。王维作品中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观猎》生动地描写了打猎时的情景，《夷门歌》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

       3、赠友人诗幽愤宛转含蓄，深沉真挚。王维的送别、纪行诗中，也经常出现写景佳句，如“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王维山水诗追求一种空灵的意境，诗情和画意的互相渗透。他把绘画的技法运用到山水诗创作中，他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出发，对于山水的描绘显得更加形象生动。

       读王维的诗句，往往眼前会浮现出一帧帧优美的山水图画，在诗人的笔下，这图卷展现出的是山水的幽深、静寂、精致。

       如《山居秋暝》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如水的月光洒在松林，松林间的清冽泉水，潺潺流泻在山石之上，泉水在月光的辉映下，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闪闪发光。读到这样的诗句，眼前就是一幅幽清明净的松林月光图卷。再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的“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诗人描写的是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苍翠的青山、缓缓流淌的秋水。

       诗人选取的季节和时间，充满浓浓的秋意。秋天的远山极富色彩感染力，潺潺的秋水呈现出流动美。画面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山水画卷。

       王维的山水诗主要是对自然山水幽静美进行描写，他的山水诗在对山水艺术美的创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善于在诗中构图、着色、讲究动静结合，善于将诗情与画意融合在一起来表达景物的幽静美。这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正是王维诗句中彰显出来的画面美，人们在如诗如画、美轮美奂的情境中能感受更丰富的情感。

       “漾漾”和“澄澄”，正是诗人王维抓住隐逸生活中感受到的青溪水的细节加以描绘，诗人闲逸的心情与幽静的环境相融合，人与景融为一体，增强了诗歌的意境。

       诚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维也正是从青溪素淡的天然景致中，发现了与他那恬淡的心境、闲逸的情趣高度和谐一致的境界。

       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因此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

 天宝三载（744），正月，唐玄宗亲自倡导了一次盛大的饯别活动。规格之高，仪式之隆重，参加人数之多，均属空前。

       饯别的主角是写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贺知章。当时他已经85岁高龄，因病恍惚，上疏请求告老还乡。玄宗同志同意了。

       在帝都的高官基本都参加了饯别活动，可谓大咖云集。

       唐朝的规矩，你懂的。但凡送别，一定要作诗，或者折柳枝。于是，有37人当场写了送别诗，流传下来。连唐玄宗都写了。这跟我们现在搞欢送宴会，都要合影发朋友圈一个样，区别可能是逼格有高低吧。

       参加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一年多前，唐玄宗特意下诏书征召进京的，当时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与贺知章喝过酒，都是“酒中八仙”天团成员。

       他叫李白。

       而艾公子今天要写的人是王维。按照通行的说法，他与李白同岁，都出生于701年。

       时年43岁的王维，并没有参加这场著名的饯别活动。艾公子在写王维之前，专门把这个问题丢到几个好友群里，问大家：王维为什么缺席这次活动？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王维从未说过他为什么缺席。我们只能去找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

       一个学国画的师妹说，王维缺席，是因为他躲起来了。一个山水田园诗人，跟这种热闹的氛围不搭。

       这个解释一出来，群里就被一个个大拇指刷屏了。

       但，这个解释看似最符合我们对王维的认识，其实是错的。

       王维没有躲起来，他当时任的是一个叫侍御史的从六品上官职，官阶太低，没资格参加。

       而李白获邀参加的两个要素，王维一个都不具备——他既不是唐玄宗的红人，跟贺知章也不曾过从。

       有些人，有些事，错过就错过了。

       贺知章返乡后，没多久就过世了。王维再无缘与这名旷达、好酒的老诗人相识。

       更大的遗憾是，盛唐诗坛的两个大咖，李白与王维，彼此错过，终其一生，未曾晤面，互不相识。

       他们都曾在相同的时间待在相同的城市，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们肯定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的生命与诗均没有交集。有些学者说，李、王二人不相识，是李白看不起王维，不屑认识这个人。

       这个理由，确实道出了两人的性格差异：一个狂放不羁，藐视一切；一个谨小慎微，服从流俗。个性张扬的人，往往会把内敛平和的人看得一无是处。

       但从现存的诗作来看，两人应该有在暗暗较劲。

       比如，都写思念，一个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个写“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都写送别，一个写“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一个写“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都是唐诗细分类别的扛把子之作，几乎难分伯仲。

       现在，李白的诗名比王维盛，但他们的同时代人殷璠则认为，王维与王昌龄、储光羲才是开元、天宝诗坛的代表人物。

       即便到了后世，说唐诗，李、杜以下，一定要说到王维，而且很多人私底下更喜欢文人味十足的王维。不仅因为他的诗，最关键是他的为人更符合大众审美——他的个性与经历不难模仿，但李、杜的就很难。

       比起李、杜单纯以诗人身份扬名，王维的才艺也更为全面。在古代文人所能精通的领域，他都玩得很溜，耍出了新高度。他的书画、音乐与禅理，几乎跟他的诗一样出名。

       这样的全能型选手，恐怕只有后来的苏轼能跟他拼一下了。不过，在后世读者的眼里，贴在王维身上最主要的标签还是山水田园诗人。

       说王维是唐朝诗人中山水田园诗写得最好的，应该没有人有异议。就连被李白夸作“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也要排在王维后面，世人都以“王孟”并称。

       孟浩然是王维的朋友。开元十七年（729），孟浩然到长安考进士，没考上，做了一年北漂，看不到出路，遂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南下，返回襄阳。走前，给王维写了一首诗：

       寂寂竟何待，
       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
       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
       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
       还掩故园扉。

       诗中充满了怨愤和牢骚，一会儿说当权者没一个肯提携他，一会儿说世上知音太难觅。这么痛的倾诉，显然没有把王维当外人。

       王维回赠了他一首诗：

       杜门不复出，
       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
       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
       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
       无劳献子虚。

       全诗都在鼓励和安慰孟浩然，劝他回乡隐居，没必要辛辛苦苦跑到帝都献赋求官，就差说出“不要像我一样苦逼”。

       其中，有多少王维自己的心声代言，有多少他自己渴望而不能及的隐居梦想，赠诗的人和受赠的人何尝不清楚？

       王、孟这两个当朝最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恰是最矛盾、最纠结的两个人。也许，只有他们理解彼此的痛苦。

       简单说，王维一生都在做官，却拼命想归隐田园；而孟浩然一生归隐田园，却拼命想做官。

       王维大半辈子的仕途很不顺遂，孟浩然却比王维还坎坷。可以说，王维是被生活逼着做官，孟浩然则被倒霉气儿逼着归隐，连做官的机会都没有。

       这次分别后12年，王维经过襄阳的时候，老友已经过世。他的伤心，化成了《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见，
       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
       江山空蔡州。

       王维是个才气逼人的人，17岁就写出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样的教科书级别的名诗。

       但他的性格远远配不上他的才气。

       一般来说，才气爆棚的人都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和自负，比如李白。王维不一样，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很丧的才子。一生软弱无力，谨小慎微，与世无争，却又不甘放弃，不敢对抗。

       他被称为“诗佛”，倒很贴切。这就是个佛系诗人嘛，都行、可以、没关系。

       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他是家中长子，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遗下几个弟妹，很早就需要他担起家族重担。

       15岁，他带着小一岁的弟弟王缙到帝都闯荡。凭借一身才华，很快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岐王李范，李隆基的弟弟，一个热心的文艺赞助人，很欣赏王维。

       唐代科举制，试卷上不糊名，主考官不仅评阅试卷，主要还参考考生平日的诗文和声誉来决定弃取。所以，准备应试的士人提前结交、干谒名人显贵，向他们投献作品，争取他们的推荐和奖誉，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

       王维不能免俗。据说正是岐王的推荐，王维21岁就中了进士。

       这时的王维意气风发，颇有功名事业心，不过很快就被现实痛击成了佛系青年。王维刚做官没几个月，人生遭遇了一次暴击，在太乐丞任上被贬出京城。

       事情源于一次有僭越嫌疑的舞黄狮子活动。

       史载，王维在别人的唆使下，让属下的伶人舞黄狮子。黄狮子当时是一种“御舞”，非天子不舞。

       结果，王维和他的上级、太乐令刘贶都遭到严重处理。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替儿子求情，也遭到了贬谪。

       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更为致命的是，这次事件使得王维被唐玄宗列入了黑名单。整个玄宗朝，王维的官运都很黑，这几乎摧毁了他在官场上的所有信心。

       唐玄宗为何下手这么重？

       根据陈铁民等学者的分析，这跟唐玄宗与诸王的权力斗争有关，王维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政治牺牲品。

       唐玄宗为了巩固皇权与皇位，担心他的兄弟们形成有威胁的势力，颁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出仕之前就是岐王、薛王等诸王的座上宾，又犯了黄狮子案，刚好戳到唐玄宗的隐痛，此后都得不到这个皇帝的好感。

       承受着与理想渐行渐远的苦楚，王维离开了长安。

       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他波折人生的序幕而已。在此后的20多年间，王维基本是帝国政坛的一个零余人。他长期在诗中自称“微官”，真不是自谦，是事实。

       尽管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他膜拜张的人品，跟张写诗“跑官”，得了个右拾遗的官职，很是振奋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李林甫的上台，张九龄的被贬，把他的这点光芒也扑灭了。

       他是一个心中有是非，但不敢公开对抗的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挤出朝廷，王维还给张写诗，倾诉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几年间，王维仍做着他那可有可无的“微官”。他并非没有擢升的机会，李林甫的亲信苑咸曾言及王维久未升迁，言外之意，王维如果有意向，他可以帮忙操作。

       不过，王维以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拒绝了。

       他在回赠苑咸的诗里说：“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表面是称颂李林甫大公无私，禁绝走后门，实质是表明他与李不是一路人，不屑去趟浑水。

       这件事，可以看出王维的底线。

       然而，他既然不屑李林甫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干脆辞官呢？是啊，王维不是一直向往田园生活吗，为什么不学陶渊明辞官归隐呢？

       开元十五年（727），王维在结束了济州的五年贬谪生活之后，到了淇上当小官。此时，才26岁的他已萌生了归隐心志。

       经过一番衡量，他认定陶渊明的活法并不可行。

       说到底，父亲早逝，长子代父，他不忍推诿全家生计的重负。他在诗中说，“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所以“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不敢抛开这个包袱，自己一个人逍遥去隐居。

       他还批评陶渊明，认为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成全了自己的勇气与尊严，却把眷属带入了生活极度清苦的境地，实际上是一种纯粹为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因此，即便深深感受到吃朝廷这碗饭吃得很辛苦，很痛苦，王维也不敢效仿陶渊明的活法，拂袖而去。

       他很现实地明白，隐居是要花钱的，为了隐居得起，他不得不为官。

       中年之后，他已无意仕途，纯粹为了俸禄和家族责任而在官场待着。身在朝廷，心在田园，过起了时人称为“吏隐”，即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退而其次求的选择。

       生活不仅有田园与诗，还有眼前的苟且。紧接着，命运跟王维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在他人生最苟且的时候，突然迎来了最戏剧性的转折。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未能逃离长安城，被乱军俘虏到了洛阳。一番威逼之下，他出任了安禄山授予的伪职。

       唐军收复两京后，新帝唐肃宗对投降安禄山并接受其伪职的官员，进行逐一处理。王维作为典型的“陷贼官”，本应处死，却出乎意料地被唐肃宗免了罪罚，而且还升了官。

       《旧唐书》对此的解释是，王维在出任伪职期间写了一首诗，表明他对李唐的忠心，唐肃宗读到后对其产生原谅心理；此外，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职务，为哥哥赎罪，所以王维最终得到了宽宥处理。

       这时，一直很敬重王维的杜甫，也站出来写诗为王维辩护，赞扬他忠于唐室，能守节操。

       关键时刻，是诗和弟弟救了他。

       然后，他在仕途上竟然转运了，做到了尚书右丞，正四品下阶。这是他一生所抵达的最高官职了。

       越是官运亨通，他越是不能心安。他无数次进行自我反省，开展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一生的软弱，痛恨自己出任伪职的经历，说“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许多话都说得极其沉痛。

       这个时候，官位依然不是他热衷的东西，归隐之心更重了，佛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旧唐书》说他“晚年长斋，不衣文采……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61岁那年，王维逝世。临终之际，弟弟王缙不在身边，他要了一支笔给弟弟写了告别信，又与平生亲故作告别书数幅，敦厉朋友们奉佛修心。

       写完了，舍笔而绝。

       到唐代宗时，王缙应代宗的要求，进呈了哥哥的诗文集。代宗作了批示，肯定王维是“天下文宗”，诗名冠代，名高希代。

       王维的诗名，在他死后达到了巅峰。

       唐代宗还说，他想起很小的时候，在诸王的府上听过王维的乐章。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王维从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他自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过去时代不少人推崇王维此类诗歌，一方面固然由于它们具有颇高的艺术技巧，一方面也由于对其中体现的闲情逸致和消极思想产生共鸣。明代胡应麟称王维五绝“却入禅宗”，又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便是一个明证。王维其它题材的作品，如送别、纪行之类的诗中，也经常出现写景佳句，如“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

       王维作品中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陇头吟》《老将行》则抒发了将军有功不赏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观猎》生动地描写了打猎时的情景。《夷门歌》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少年行四首》表现侠少的勇敢豪放，形象鲜明，笔墨酣畅。

       还有一些诗歌，如贬官济州时所作《济上四贤咏》以及《寓言》《不遇咏》和后期所作《偶然作》六首之五《赵女弹箜篌》，对于豪门贵族把持仕途、才士坎坷不遇的不合理现象表示愤慨，反映了开元、天宝时期封建政治的某些阴暗面。《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竹里馆》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还有抒写妇女痛苦的《息夫人》《班婕妤》等，悲惋深沉，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一些赠送亲友和描写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诗，如《送别》《临高台送黎拾遗》《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江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杂诗》等，千百年来传诵人口；《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在当时即播为乐曲，广为传唱。 

       王维的诗，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人们常用“诗中有画”来评论王维的诗作，这的确概括了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指高度的形象性，即用语言描绘出一幅仿佛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图画。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在诸多诗歌中均得到了体现。例如《终南山》，诗人首先运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终南山的大轮，而这一轮廓只可远观，却不可近视，不然将使终南山丧失云雾缭绕的神秘美感；然后诗人身处终南山中，描绘了仿佛走在云端的景象；接着诗人又置身于终南山中，眺望远处景色已经发生了变化，阳光照射下若隐若现的景象尽收眼底；最后诗人笔锋急转去找寻投宿的居所，并找寻到对岸山间樵夫的身影。诗人与樵夫的出现，与终南山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烘托出诗作的层次美。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用于创新，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例如《积雨辋川庄作》，诗人将大片浓绿的“漠漠”与葱葱浓绿的“阴阴”作对比，表现出极强的色彩对比效果。

       王维诗歌音律随着内心态度的转变而转变，即不断由边塞诗歌的意气风发转向山水田园诗的自然幽静。例如《使至塞上》，通过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实现了对大漠场景恰到好处的描绘，展示了一幅大漠苍茫浩瀚的景象，同时又仿佛可听到大漠上空掠过的雁群及长河奔流向前的声音，波澜壮阔的景象尽收眼底。又如《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描绘了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山泉在山石上流滴的动静结合景象；而紧接着“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出现，伴随竹林中传来的洗衣少女的欢声笑语，使得山林的清幽被打破，渔舟的划过也打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动静相宜的画面绘声绘色。王维山水田园诗歌引入了诗、画、乐等一系列艺术元素，诗人凭借自身对层次、色彩、音律的巧妙处理，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山水田园风光独特的自然灵动境界。

       王维是禅宗的众多追随者之一，由于仕途不顺，过起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禅宗与世无争的生活情绪、自然诗意的人生哲学启发了诗人的审美智慧，他的山水田园诗表现出高度的空灵美，流露出禅机哲理思想，并且还凸显了诗人深厚的文化素养。

       王维将禅意渗透进诗作中，构建起空明的禅意风格，这同样是王维对山水田园诗作出的一大贡献。王维营造出”空”“静”的意境，重传神、轻迹象，他创作的各个细节似乎都在服务于完整的境界。例如《鸟鸣涧》，依托对鸟鸣春润灵动画面的描绘，彰显了诗人被大自然意境所陶的高尚情操。又如《竹里馆》，表面上看用词造句平铺直叙，然而却通过对“独坐”“弹琴”“长啸”与“幽篁”“深林”“明月”等词语的对照应用，在一片死寂的氛围中营造出人物一体、空灵寂静的禅境。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浸透着若隐若现的禅机哲理。这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一大美学艺术力。 

       王维是中国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传统，还吸纳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平淡醇美，进而将山水田园诗推向了新的高度，所以在中国诗歌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王维的山水诗大都写于后期，与前人比较，他扩大了这类诗的内容，增添了它的艺术风采，使山水诗的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突出贡献。

       王维的诗在其生前以及后世，都享有盛名。唐代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以至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维的影响。直到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实际上也是以王维诗为宗尚。 

       王维还是出色的画家，他在唐代早已画名流传。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同时王维也找到了较为合适的笔墨语言来描述这种意境，禅宗不可言传之意，一经诉诸视觉画面，境界则自然清新。 

       最能代表王维书画成就的，是山水画。王维所处时代的山水画坛，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占据主流。青绿山水是先用线条勾勒出山石树木的外形轮廓，少有墨的皴擦，用青绿颜色填之，画面观感富丽堂皇，犹如仙人之境，故深受达官贵人的推崇喜爱。与其相对峙的是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写意山水风格，特点是用线的粗细变化表现山石林木，风格可称为“有笔无墨”。而王维擅画平远景，在重色的青绿山水和重线的写意山水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的新技法，“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这也就是后人常说的“破墨”山水，破墨即是以浓墨加水，多用以表现山石的阴阳向背。这种渲染之法，丰富了画面的层次与表现力，是王维对山水画的一大贡献。 

王维接触惠能的弟子神会禅师之后，被惠能“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所折服，参禅方法从“渐修”转为“顿悟”，从而开创山水画南宗。 

       王维不是靠画生存的专业画家，他作画的出发点和目的完全是抒发个人性情，可以说，至王维伊始，绘画的功能在逐渐转变，从“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教文宣功能转向面对自我，专注于画家个人的心灵与精神。他的画作多为山林小景，多用水渲染，自然平淡，清新雅淡，其平远的构图传达出空寂无声的静观之态，形象与笔墨相得益彰，从平和清疏的意境之中透出独特艺术底蕴。但是王维并没有可靠的真迹流传下来，现仅存的《辋川图》《雪溪图》《江山雪意图》等均为后人摹本或伪托之作。同时他还著有绘画理论著作《山水论》《山水诀》流世。

       王维开启了文人画传统。他的画体现了文人士大夫向往超然、闲适的情怀，追求更多观照内心的与禅宗精神相契合的“自然”境界。其文人画鼻祖的追加定位是始于后人宋代文坛领袖苏轼等人的极力推崇，并随着文人画大兴オ真正开始得以确立。宋代以降，王维绘画的地位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他的画风、绘画思想対中国山水画发展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至少，后世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系统，都接受了王维的影响，明代董其昌更是明确地在《画旨》中云：“文人之画，自右丞始”。由于董其昌的大力推崇，王维被尊为中国山水画的“南宗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