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漫长的情书，也是一代人的半生飘零史。

今年5月，小说家姬中宪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花言》。在这个故事里，曾经的初恋于十七年后在微信上重逢，男人每天在朋友圈发出一封加密的情书，仅女人一人可见。情话越写越长，逐渐成为人生困境的倾诉。男人和女人从线上来到线下，从城市回到故乡，他们试图从眼前的困局中挣脱，努力寻找和确认各自的出处……

《花言》其实和姬中宪过往的一本小说《我不爱你》有关，那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但他更愿意把它当作一本结构奇特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男主叫马哲，还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女配角叫米小奇。在《我不爱你》诞生七八年后，姬中宪扩充了这个惊鸿一瞥的小插曲，让米小奇成了女主，为他俩补齐了“前世今生”，于是就有了《花言》。

7月23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组织的“姬中宪长篇小说《花言》研讨会”以“逸远学园·青年批评论坛”为阵地在线举行。姬中宪与《上海文化》编辑木叶、深圳市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洪霞、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赵天成、上海大学讲师谢尚发等二十几位青年学者围绕新书展开深入对谈。“

调动了记忆的角角落落

《花言》不仅有文本出处，也有现实出处，那就是姬中宪身边人、同代人以及他自己的经历。

“我1978年出生，所谓的改革开放同龄人。小说里一直写到2018年，男主四十岁的前夜。人近中年，我发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有很大的同质性，有一个共同的大的流向或走向，大家都背井离乡，从十八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靠拢，到了四十岁前后，大家似乎都到了一个临界点或折返点，这其中有很多让我感慨的地方，所以我集中了身边同代人的最大公约数写成《花言》，希望借一场久别重逢的爱情写出一个人内心所感受到的世事沧桑，山河巨变。”姬中宪坦言道，《花言》调动了记忆的角角落落，也征用了同学、发小、家人的经历，“即使捕风捉影，也因为我感受到了风，看到了影。可以说，《花言》的每一个点都有现实的出处，但是合在一起面目全非。”

“姬中宪所构造的小镇‘周城’的文学风景来源于生活的记忆与经验，这些都是他创作的源泉与基点。但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对于小城的叙述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一切，更有他看完世界之后对小镇的重新审视，那已经是一种更加丰富、开阔、多元的视角，有了更加深沉的思考。 ”刘洪霞捕捉到《花言》背后的中国城镇发展史，提出姬中宪在《花言》中不断审视着自己和小城的成长与变化，又能自如地穿梭在周城、济南、上海、厦门的角角落落，以当代人理解当代的方式，成为中国当代精神史的表述者与建构者。

姬中宪回应道，自己确实是想拓宽小说的空间，呈现一个三维立体的四十年。这部小说等于从中国最基层的农村一直写到了“北上广”：“这代表了我的切身感受，这四十年是一个时空高度压缩的过程，人在时空中腾挪闪转，我希望写出这种巨变。但是最终，这些外部的巨变都集中在一个人内部的细微感受上，集中在人的记忆中，好像把海量数据蚀刻在一块一毫米的芯片上。”

对笔下人物和时代的有情与慈悲

《花言》中的情感表达也深受学者热议。姬中宪曾认为三十五岁之前的自己也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写作者，接受了“冷静”“节制”“不动声色”这一整套文学的规训，但是写《花言》的时候，他好像第一次有了“感情”，甚至有些失控和失态。“我在《花言》中尽可能地保留了这种失控和失态，《花言》不是一部修修补补、力求安全的作品，我按艺术品而不是商品的标准来打造它，商品是永远都不会失态的。”

小说故事主要以微信为媒介展开，赵天成对媒介变迁与情感表达方式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借由“情书与情诗”这一类比提出如何处理私人性与公共性的问题。“爱尔兰诗人希尼说情诗是写给所有人的，它具有公共性，但是情书是写给一个人的，它是一个私人性的写作。我觉得这个界定很好。《花言》这本书是用一个写情书的方式来写情诗。”在赵天成的感受里，《花言》的前半部分是非常强烈的情书式写作，一种“兀自的”、“自毁式”的写作，从写作呈现上是有些失控的，但小说的后部控制性明显加强了。

“相较于姬中宪之前的作品，《花言》中的情感更浓厚、更丰富。”木叶提到，《花言》将爱情作为一种方法，通过爱情去书写这个时代和世界，本身是具有野心的，但这种野心还有进一步实现的空间。

“一个作家对笔下的人物既要有情又不能太有情。太有情，作家可能会被人物和情绪牵扯甚或淹没。人物和作家之间其实是一种博弈的关系。作者要努力将或实或虚的人物无情打碎，然后给它重塑金身。”木叶进一步指出，“作者对自己、对时代的无情与严苛，是对笔下人物和时代的另一种有情与慈悲。“

“先锋性”并无预设，而是出自写作的本能

在学者们看来，姬中宪的写作总是带有一定的挑战性及先锋性，此次他蛰伏已久推出的长篇小说《花言》更是如此。谢尚发称，不管是《花言》“微信体”的写作形式，还是“恋人絮语”式的深度剖白，或是“时空跳跃”中的命运确证，以及背后宏大的社会心理变迁，都带给读者极新奇、别致的体验，也给当下文坛带来了新风气。

对于小说的先锋性，姬中宪回应他在写作中并无预设，只是出自写作的本能：“我在动笔写一部小说的时候，小说的结构或者样貌原本就是最先被我考虑的因素之一，它跟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我没办法抛开形式想内容，也没法单独为小说选择一个外形，我只能合在一起来思考，所以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这样写？很简单：既然我写的是记忆，那我希望尽量尊重记忆的本来面目，尽力模拟记忆该有的样子，而记忆在我看来就是前前后后，前言不搭后语，各种穿插、嵌套、闪回，但是关键事情一个都不会少，轻重缓急绝不会乱。记忆是最好的创作者，我只是在学习它，模拟它。再放大一点，如果说生命就是以记忆的形式存在的，那么这也是我眼中生命本该有的样子。”

他还表示，写《花言》时自己也有一些目标：能不能稍稍触碰到一些人的心灵，能不能在所谓心灵的层面上有所作为，“如果说野心的话，这是我唯一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