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前夕，天气正渐温凉，一场经典作品的跨界之旅也在悄然展开。8月22日，为了进一步推广经典阅读、解读文学佳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主办了大型文化网络直播活动——“文学与电影：说不尽的网格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导演、编剧、制片人贾樟柯，作家、编剧麦家，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参与本次活动，知名主持人陈鲁豫担任活动主持。

人民文学出版社“网格本”系列秉承“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者、一流的译本”的出版原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翻译、出版、介绍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大型丛书。因其朴素典雅的网格状封面，被读者冠以“网格本”的爱称。人文社重启“网格本”项目后，以“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版宗旨，新“网格本”系列共出版147种，172册，涉及二十余个国家的百余位作家。新“网格本”系列的出版受到包括诺奖得主、茅奖得主、翻译家、评论家、文化学者、文艺工作者等各界人士热捧。近年来，市面上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出版良莠不齐，为了在翻译图书市场正本清源，引领市场方向，引导广大读者，人文社在新“网格本”系列出版后，举办了多场大型直播活动，努力将这些被新时代文学爱好者珍藏的译本佳作打造成经典的文学IP。以电影为切入点对世界名著进行解读，这样的大型直播活动还是第一次，对于主持人、嘉宾和广大读者都是一种新鲜的体验，为“网格本”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戴锦华：文学因被阐释而伟大

戴锦华认为越优秀的文学作品越难改编出优秀的电影作品：“比如《老人与海》，不是说它伟大的不可改编，而是它的特征，它的所有成就、所有迷人之处都在你的文字和想象之间，它是很难被视听化的。”她提出“文学经典本身就是国家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典之所以变得伟大是因为在几百年当中它们不断被阐释，而“二十世纪对于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成为我们重新阐释的方式……每个新的电影版本会叠在文学的原著上”。而作家和艺术家尤其是、而且必须是时代的“儿子”“女儿”，他们被时代诞生，同时被时代选中，来作为报信人，来作为言说者，来作为记录、批判的人。她在时隔十几年后重读被多次翻拍的《安娜•卡列宁娜》原著，发现托尔斯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的思想者，甚至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谈到艺术电影中的精神基因，戴锦华认为与孤独密不可分。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孤独有着不同的含义，十九世纪的孤独“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勇敢，是一种特立独行，拒绝与世俗社会和解的英雄主义的姿态。”而到了二十世纪，孤独“更多联系着一种疏离，一边完全无法融入，不论我多么想融入，我无法融入。”二十世纪的电影，某种时候更准确地，或者说更传神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疏离感，这样一个被放逐的孤独者的状态，“绝大多数的艺术电影当中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基因。”

当陈鲁豫问及今天的我们如何阅读经典名著，她说到：“我的建议，或者我一生受益的方式就是，不要把经典当经典读，读小说是一个快乐的、休闲的、享有收获的时间……不论它被赋予多么伟大的名声，你就以寻找快乐、寻找认同、寻找理解，或者逃进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扩大你的生命、扩大你的人生方式去读……作为一个当代人，作为一个未来的大时代的介入者，文学、艺术、电影是生命的馈赠，如果不去拿到它、接受它，是每一个生命的损失。这是在我的角度，我自己走到生命倒计时时候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真实的生命经验。这里不包含矫情，不包含傲慢，不包含偏见，只是我一生受益于此。”

贾樟柯：写剧本是“孤独的长跑”

贾樟柯的生活与创作可以说“无处不文学”，他分享早期阅读经典名著的受益：“我的最近两部电影都是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比较多的人物，怎么把那么长的时间结构起来，那么多的人穿插起来，某种程度上会受到过去那些大部头作品的影响……无论是乡愁还是复仇，从高中时候的阅读开始回过头来影响我。”

对于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贾樟柯认为：“我觉得文学非常重要，包括我们今天谈的经典外国文学，它的重要不在于我们直接把它作为改编的素材，由《悲惨世界》产生《悲惨世界》，由《红与黑》产生《红与黑》，不是这样的。文学思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进入创作之前的一个思维方法……这种经典文学带给你的一种要求和视野，它会影响到你的电影思维、你的视听思维。包括我们对人性或者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新出现的问题的敏感度。”

作为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的电影导演，他谈到文学与电影中一种有趣的存在——翻译体：“有时候我们批评一个作家写的翻译体，因为感觉不接地气，或者感觉跟本土格格不入，就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而这个东西在当代电影里也存在。比如法国电影导演布列松的电影中，他一直在追求零度，一种渐离，好像整个电影是用翻译体写的一样。你不能说电影语言跟文学语言一样，但是从感受上、味道上来说，它们有一种一体性，它带有一种物理性的美感。当你把那些我们常用的熟悉的修饰性的中文修辞改变之后，形成一种新的本质——就好像沙子吹走之后露出地板的纹路一样，就是那样一种本质感。”

在多年的导演生涯中，贾樟柯导演觉得虽然这是一项热闹的工作，但是写剧本则是“孤独的长跑”，写剧本的过程对他来说“有点像穿越，不痛苦，只是孤单……通过写剧本去跟一些理想中的人见面，去观察或者描述你理想状态中的，或者想象中的世界、想象中的人……跟这些人见面，把它们描述出来，那个过程有点像穿越。”

麦家：阅读经典是个人拥有文学的捷径

麦家谈到，孤独对于文学创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孤独是一种勇气，它也是一种能力，你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可能也不会亲近文学，因为孤独可能和思想连在一起，文学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从思想出发的。没有哪个写作者仅仅为了表达一个故事，大江健三郎说的‘报信人’，是一种思想传递的欲望开始的经历，这就是写作。由于这个原因，作家心理是孤独的底色，所以在文学作品当中有大量孤独者的形象，甚至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就叫《百年孤独》，布恩迪亚上校被女人、被权力拥戴着，可以说什么都有了，但他内心仍然孤独。”

当与陈鲁豫谈起作为读者走向文学的途径，他说：“因为有些人内心需要文学，有些人内心不需要文学，有各种各样的人，不要去苛求每个人。但如果你想接触文学，从经典开始阅读，一定意义上说‘网格本’是经典的代名词，你如果真希望生活当中拥有文学，让文学陪伴你，从阅读经典开始是一个捷径，比较保险的一个措施。”

而对于“网格本”，他特别感谢将这些经典译介到国内的初代翻译大家们：“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进入狂欢，这种狂欢来自于外国文学的涌入，可能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学的精神，对文学的真正需要的那种语言、叙述的艺术都来自于这些网格本，这些外国文学。所以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心里最尊敬的地位是给了这些翻译家。我也写过不少向这些翻译家致敬的文章，他们不但把我引向文学，同时也让我知道怎么去尊敬一个人，他们值得我尊敬。”

董强：经典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时代

董强曾旅居法国十二年，师从米兰•昆德拉研究小说，翻译了大量艺术史著作和法国现当代诗歌。他不仅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同时也是资深电影爱好者，对于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电影跟小说肯定有竞争，但是最终我认为是姐妹一样，两者之间可以互补。小说改编成电影以后像插上翅膀一样，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衍生的东西，进入一个新的想象空间，这个想象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满足度或者丰富程度是不亚于小说本身带来的满足度和想象力的丰富性。”

董强谈到经典文学之所以被不断翻拍的原因：“塞万提斯自从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个形象以后，这个人作为虚构人就存在了，你怎么改编，总脱不了这个原型，这是很了不起的，文学为什么能达到那么高的地位？我们手中拿到的每一部作品，它是真正扎根于当时的时代，任何改编后来都是用一种现代的东西试图还原那个东西，而网格本里面经典的作品就是长出来的，就像古董一样，它本身就是这个时代。”

作为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他强调了身为翻译者的孤独，在他的眼中，像傅雷这样的翻译大家就是一位“深深的孤独者”，因此“我会竭尽全力推广翻译，推崇这些翻译家……作家是在长跑，你如果把一个厚厚的莎士比亚的东西翻下来，也是在长跑，也是在黑暗中摸索……翻译家最重要的是眼光，作品是他发现的……他敢于走出国门，他碰见一个人，他见到罗曼•罗兰，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进入他全部的内心世界，这个工作跟一个导演、跟一个作家没有任何差别，他还会费劲力气把它再转到自己的母语来，让我们作为读者，包括作为艺术家们可以继续去改编得到滋养。所以我由衷的想向这些翻译家们致敬，尤其老一辈的翻译家，他们像在众多的黑暗当中找到火的普罗米修斯。”

直播的最后，四位嘉宾和主持人在现场分别朗读了来自“网格本”《安娜•卡列宁娜》《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中的精彩选段，与观众一起直观感受文学经典的力度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