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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天下·追问变法》 作者：《休闲读品》杂志社   出版社：陕西休闲读品杂志社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如下：

1.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收入。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卷332)；熙宁九年免役法的收支情况为：这年全国共收免役财赋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匹石两)，支用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匹石两)，宽剩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匹石两)；神宗逝世的元丰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八千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三百(贯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贯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贯石)。

2.裁汰了军队冗员，节省了军费，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根本的提升。熙宁五年(1071年)军队改革，将全国禁军缩编为五十七万人，厢军缩编为二十三万人，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裁减到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应该说裁兵幅度与军费节减幅度都很大。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提升。后来，神宗虽然主动出击西夏，但并没有获得胜利。

3.变法剥夺了原来从事商业批发和信贷业务的商人的收益，使之转为国家收益。

4.变法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市易法、青苗法等只是把原来由商人集团获得的利润转归国家所有了，百姓的负担没有减轻。而募役法等又给百姓增加了新的摊派，所以说百姓的负担增加了。

至于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变法派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之类的说法，纯属现代人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的杜撰，与变法本身毫无关联。

关于变法的争论与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公认的有德君子，他们两个人对变法的不同看法，确实出自不同的政治理念，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国家的职能上。司马光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因此朝廷不生事、少给百姓增加负担就是最好的国家。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不作为、不生事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王安石认为，国家必须积极进取，国民均应为这种进取承担义务，所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简言之，有作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自现代的眼光看来，司马光的观点未免空阔迂腐：你不进取，不强大，人家西夏、辽国、蒙古就不进取、不强大？人家就不打你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人们无法接受的。而要进取，就得让全体国民都承担义务，就得向全民敛财，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去干什么，又干得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观点：以效果论对错。在王先生看来，王安石变法向全民敛财，这无对无错，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干了什么。如果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家强大了，平辽灭夏，那么，敛财就是该敛的，人民的牺牲和付出也是值得的，可王安石的变法除了敛财之外，并没有使国家强大，人民白付出代价了，所以变法总体上应受到否定。

变法为什么没有使国家强大

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有使国家强大的动机，都希望国家先富后强，而且，富了之后，宋神宗还真发起了对西夏的主动进攻，但是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富裕并不意味着强大，富裕与强大是两回事。而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曾说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之急。”他把国家不能出兵扫平辽夏归结为财用不足，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试问：宋太祖时兴兵平定天下，其财用有仁宗朝、神宗朝多吗？难道西夏、辽、金、蒙古人的崛起与强大是钱多了之后才做到的吗？事实上，历史上的一切强国几乎都是从一无所有中崛起强大的，而不是有了钱才强大的。恰恰相反，那些富裕了的国家往往耽于生活享乐、不思进取，被新兴的贫穷国家所灭亡。王荆公先富后强的理论要么是昧于历史事实的瞎说，要么就是为其眼下敛财编造美好远景的空话。总之，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真理：当一个国家把军队不能打胜仗归结于缺钱这个原因上时，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永不会再打胜仗了。

什么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不怕牺牲、敢于无条件付出生命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宋朝自仁宗以后就从来没再打过胜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帝和大臣都舍不得牺牲，每一遇败仗，死上万把人，就哭天抢地，想着花钱买和平，长此以往，军队怎么还有作战的意志？宋神宗虽然发起五路伐夏，主动进攻，但他本人也没有牺牲的勇气，并没有御驾亲征、亲临前线，更没有犁庭扫穴，不灭敌国绝不收兵的勇气。在一个方面遭遇了失败就全线撤退，这怎么能打胜仗！事实证明，没有一位身先士卒、以死相搏的皇帝，就不会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这，应该成为历史常识！

回顾宋朝军事史，其荒唐可笑令人震惊。当时宋朝的军队总人数在一百二十万左右，已经超过了西夏全国的总人口，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有坚强的作战意志，数量上的优势一定会形成战场上的优势。可这支庞大的宋军在皇帝的无能与文官集团的胆怯笼罩下，除了消耗军饷，就一无所能，在后来金兵大举进攻时，反而沦为散落在各地的兵匪。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司马光为何尽废新法

平心而论，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有些内容，司马光也是同意的，比如他就曾提出过由官府出钱雇人服杂役，这与王安石免役法的作法基本相同。可他一旦当政之后，为什么尽废新法、丝毫不留余地呢？难道不能讲一讲“辩证法”，按苏东坡的要求，保留一些新法的合理内容吗？

不能，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的实际规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错百错。他不能给对立面留下任何余地，因为一旦给对立面留下余地，很可能就是给自己留下被攻击的把柄，所以只能全盘否定。当然，聪明的政治家也许会名义上否定对手，而实际上仍采用对手的一些有合理性的政策，但司马光不是这样的人，他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从容考虑这些问题。他执政时，已是耄耋老人，只短短地当政了一年左右时间，他只能以如此不讲道理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新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定位

明代学者王夫之曾言：“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此言过矣。北宋灭于徽、钦二帝手上，并不是司马光教唆那么荒唐的。从远因上讲，有宋一代之衰落，其实自仁宗朝就出现了，也算不到司马光头上去。

王夫之有些以偏概全的习惯，而且他的这种思维方式还很容易被人接受，比如，我本人在深入了解王安石变法之前，就曾持有一种假设：王安石这种王朝中期的变法，能否拯救已步入衰途的北宋王朝？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

这一问题的潜在前提是，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宋史的全貌，知道王安石变法是其“中期改革”，进而又提出，这次变法能否影响整个宋史发展过程的问题。其实，将振衰起亡的使命赋予王安石变法头上，或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于司马光身上，其潜在的思路是将历史视作一个既定的完整发展链条，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是这个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但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是在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之后的看法。可历史本身不是一个完整有序的链条，而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偶然性构成的，设使后来继任的皇帝不是轻佻浮薄、有轻微精神病症状的宋徽宗赵佶，而是雄才大略的赵光义的话，那么宋史完全可能改写。

以这种历史观来观照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对宋史以及对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作用。他没搞强一个国家，也没搞垮这个国家，他让这个国家富了，也给官员腐败胡闹提供了物质条件，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对这个王朝后来命运的影响，还不如仁宗朝积累下了的一百多万冗兵呢！司马光的影响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号称能让人明智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有些书呆子气地坚持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当政时间，虽然尽罢新法，但在他去世后，变法派又卷土重来，新法又恢复了一阵子。此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拉锯战仍持续了好一阵子。他本人对宋代政治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就其实际效果而言，还不如开封灭亡时的骗子道士郭京。说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言过其实了。

说到底，王安石变法及司马光的反对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没有亡宋、也没有兴宋。

可是，对这么一个实际作用并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后世给与这么大的重视呢？

这也许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国家的使命与职能这一更为持久的问题。每当那些雄心勃勃、有强烈进取心的人物当政后，就要寻找历史根据，就要拿一切历史上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据，于是，就提出了王安石变法，高度肯定并按自己当下的要求拔高变法的意义。而一旦那些只图安定、不思进取、维持现状的人当政，便会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抬出来，司马光便成为先知先觉的圣贤，王安石则作为反面对象出现。

说到底，历史没有变化，变化的永远是活人的现实需要，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读历史，包括我们自己。而未来的历史，永远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偶然性，我们不会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