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9期 作者：史宗义

核心提示：

王振本来是明朝前期的一个失意文人，为了寻功名、求富贵，他从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宦官发迹以至擅权的事例中，找到了一条富甲天下的捷径，从而获得了自我阉割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像急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以肉体和人格作为赌注，孤注一掷，用自我阉割的残酷代价，为自己铺就了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

为求富贵而自阉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小时候读过一些书，也算是一个文化人。他早年在家乡教过私塾，日积月累，成为当地稍有名气的儒士。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振成为当地的学官，负责管理教育。大概是他缺乏应有的能力和水平，忙忙碌碌地干了九年，却毫无建树。按照明朝制度的规定，这类学官如果没有显著的政绩，不仅要免去官职，而且要发配到边陲效力。在这种情况下，王振原来希望以学求官而达到富贵的路子明显走不下去了，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等着被处罚吗？难道就这样一辈子心甘情愿地贫穷下去吗？

王振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痛苦之中。

作为一个很有心计的文人，王振知道历史上有很多位高权重的宦官，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尽了荣华富贵，如赵高、张让，还有高力士、李辅国……一想到此，他的心就砰砰乱跳。如果自己也是一个太监，是不是也能像赵高他们一样走上富贵之路呢？经过几次痛苦的抉择，王振终于作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更难以做到的决定：自阉入宫。

“宫刑”是古代一种残酷的刑罚，受刑后还要被迫进入宫廷服役，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受“宫刑”的人不是自愿，而是一种强制行为，但王振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却自愿受宫刑，不能不令人咋舌。

自残之后，王振并没有屈辱感和自卑感，反而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他已经将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决心不计一切代价出人头地，干出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

然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宦官做了非常苛刻的限制，如大大减少宦官人数；规定许多戒条，如不御外臣冠服，不兼文武官衔，不许干预朝政，不许读书识字等等。朱元璋还特地将一块写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铁牌悬挂于宫门之上，目的就是要避免宦官专权的闹剧重新上演。

朱元璋限制宦官专权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他当上皇帝以后，不仅暴风骤雨般地废黜了宰相，还滥杀功臣，用专制和屠刀树立起了古今中外最独裁的统治形象。在这种形象的威慑作用下，中央和地方、内宫与外宫、王府与都司等再也不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是互相监督、彼此防范，明朝帝国进入了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泱泱帝国，朱元璋仅靠几个亲信来处理每天的军国大事是根本不可能的。据统计，仅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全国各种机构呈送的奏札就有1660件，各种事务3391桩，平均每天207件奏札，411桩事。这样繁重的工作量，在没有了宰相之后，朱元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有些手忙脚乱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为身边的宦官开启了参政的大门。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宦官曾多次被派出传达诏令、汇报军情、观兵阅胜、犒劳将士、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处天下税课、市易马牛，甚至出使周边少数民族地区。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实行了“半印勘合”制度，就是外廷及王府重要政务必须到内府勘合才能处理。这样一来，宦官就合理合法地凌驾于朝官之上了。

如果说朱元璋使用宦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他的儿子朱棣即位后，则有意提高了宦官的地位。他把宦官的名称由监正改为了太监，虽是一字之差，但意义却非同一般。从此以后，大明帝国开国之君精心设计的防范宦官专权的清规戒律被他和他的子孙们破除得一干二净，唯一剩下的仅仅是悬挂在宫门之上的那块孤零零的铁牌。

那么，王振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富贵之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