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时代周报》2010年9月2日 作者：樊树志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文字：“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直觉反应那肯定是道士的名号。有所不知的是，拥有这个头衔的并非一般道士，而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史》对他的评语还算比较客气，称他为“中材之主”。孟森《明史讲义》对他的评价是：“终身事鬼而不事人”。在这点上简直无人能及，岂是“中材”而已。

读者诸君可能会说，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皇帝崇信道教似乎不必非议。其实史家非议的并不是宗教信仰，例如谷应泰对于“世宗崇道教”有这样的说法：“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举……及其末年，犹饵丹药，盖游仙之志久而弥笃。”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痴迷于道教斋醮，一味向玉皇大帝献“青词”（写在青藤纸上的颂词），不但自己痴迷于此，还鼓动大臣专心致志撰写“青词”，培养了一批精于此道的“青词宰相”（如夏言、顾鼎臣、严嵩、袁炜、李春芳等）。二是在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之流的指导下，为了自己的“养生”，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热衷于“采阴补阳”（即与童贞处女相交的“房中术”）。

道家“养生”理论在明中叶的上流社会风靡一时，《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不过和朱厚熜相比稍显逊色。为了延年益寿，他把豆蔻年华的宫女作为“采阴补阳”的工具。日复一日的“采阴补阳”，必须不断服食道士们为他炼制的“房中药”（春药）。这种药称为“红铅”，它的奥秘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说：“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无怪乎历年陆续进宫的少女数以千计，原来她们既是“采阴补阳”的工具，又是“供炼丹药”的原料，最终都成了朱厚熜的“药渣”。

受到朱厚熜双重蹂躏的宫女忍无可忍，终于导致震惊朝野的“谋逆”事件。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日，朱厚熜夜宿端妃曹氏宫中，宫女杨金英等人，乘朱厚熜熟睡之机，用绳索套上他的头颈，想把他勒死。或许过于紧张，或许操作不当，打了一个死结，并未致命。参与此事的宫女张金莲知道事情不妙，溜出来报告皇后。皇后火速赶到，解开绳索，朱厚熜得以苏醒。皇后立即命令太监张佐等人逮捕宫女，严刑逼供幕后主使人。其实那是宫女们的自发行动，并无主使人，皇后却假公济私，以“首谋”罪牵连宁嫔王氏，以“预知”罪牵连端妃曹氏，把端妃、宁嫔以及杨金英等，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她们的家属，十人斩首，其余的发配功臣家为奴。

朱厚熜大难不死，说起了风凉话：“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嘴上讲着“天地鸿恩”，内心深处却惊悸得很，朱厚熜匆匆忙忙搬出了大内，移居西苑。此后更加潜心玄修，一直到死都执迷不悟地和道士们混在一起。

最早获宠的是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在乾清宫便殿接见他，一见如故，命他专门负责斋醮的祈祷、祭祀，封他为“真人”、道教总管，官居二品。嘉靖十五年（1536），皇子诞生，朱厚熜以为是邵元节“祷祀”有功，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享受一品俸禄。道士出任尚书，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三年后，邵元节病死，朱厚熜派太监为之护丧，按照伯爵规格抚恤。

嘉靖十九年（1540），道士段朝用打造银器送给皇帝，说：用来盛饮食或上供，“神仙可致”；但必须深居简出，不和外人接触，才可以炼成“不死药”。朱厚熜大喜过望，当即向大臣们宣布：朕休假一两年，由太子监国（代理皇帝职权）。

为了“不死药”，皇帝居然要休假一两年，满朝大臣惊愕得不知所措，却没有人敢于阻拦。在此紧要关头，太仆寺卿杨最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他说：听到皇上这一谕旨，“始则惊而骇，继则感而悲”，尧舜汤武这些圣贤以为“修养成仙”之事不易得，因为不易得，所以不学。希望皇上“不迩声色，保复元阳，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寿而自寿。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说得入情入理，朱厚熜听了竟然暴跳如雷，把他关入镇抚司诏狱严刑拷讯，致使杨最瘐死狱中。

迫于舆论压力，朱厚熜不得不放弃休假一两年的想法，却耿耿于怀。不久监察御史杨爵支持杨最，批评皇帝“经年不视朝，日事斋醮，工作烦兴，严嵩等务为谄谀”。朱厚熜压抑的怒气顿时爆发，命锦衣卫镇抚司严刑搒掠，打得他血肉狼藉，几次濒临死亡。户部主事周天佐、陕西巡按浦铉为杨爵申辩，也先后被他的御用特务机构活活折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