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广州日报》2010年7月14日B12版，作者：刘黎平，原题：《隋炀帝自信能中状元》

近日，关于学历问题又起了一些风波，对此事尚无公断，我也不说拭目以待，怀着这种看把戏的心理是不厚道的，在这里只能说祝大家最后都平安，都没事。

唐代宰相的学历情结

中国人重文凭，重学历，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其实早已有之，至少隋唐时期就有例子。

有个叫薛元超的，唐高宗时期的中书令，也就是宰相。他颇具才干和才华。有一回唐高宗说：有了薛元超在中书机构，其他人也就多余了。唐高宗离开长安去洛阳，还特意留薛元超在长安辅佐太子。

这么一个位极人臣的事业成功者，却常常心怀不足，有一回对左右说：“哎，虽说我荣华富贵，却有三桩遗憾。第一，虽然做宰相，却不是进士出身；第二，老婆不是贵族出身；第三，不能参与编写国史。”三大遗憾中，把不是由进士出身摆在第一位。因为薛元超在朝当官是承袭父亲勋位而来的，也就是说，薛丞相是顶职上来的，不是考上来的。所以薛元超对自己不能由科举出身而耿耿于怀。学历的位置，在当时天下人的心目中可谓重矣。

做大臣的如此，甚至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有这种心理。隋朝开创了中国科举取士的局面，将其摆到了很高的位置。隋炀帝有一次对大臣们说：“我的学识才华，不比你们差，哪怕参加科举考试，也能夺第一名，也是应该做天子的。”瞧瞧这语气，似乎不拿到进士这张文凭，连做皇帝都名不正言不顺。

孟子为什么生气？

正因为这种心理作祟，所以此次“文凭”事件才引起轩然大波。但这也不全是坏事，这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士”来管理社会。“士”并非贵族，不管他们出身如何，但只要能通过公平选拔考试，就能进入国家的管理层。通过严格考试挣出来的学历，当然是值得信服的，这当中，蕴含着中国人对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期望心理。只是后来这种心理渐渐走火入魔。

所以，此次国人注目的不仅仅停留在文凭上，而是对英雄来路的关注，对公平选拔人才体制的关注。英雄可以不问出身，但不可以不问来路。来路不正，可能搞得你没有归路。

中国人一向有英雄不问出身的优良传统，但也有英雄要问来路的习惯。前者是鼓励穷小子建功立业，后者是对穷小子发达后的监督。

例如有人问孟子，百里奚是通过养牛做奴仆的手段认识秦穆公的吗？孟子很生气，说：百里奚靠的是真知灼见打动秦穆公，他那样的人怎么会通过那样的手段去结识秦穆公呢？这看来似乎是孟夫子的迂腐，其实是他对英雄来路清白的执著。

当你还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没人对你那些杂碎感兴趣，但当你成为英雄时则不然，那些杂碎你不记得，自然有人帮你记得，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具备新闻价值和娱乐价值。

英雄何必问出身，但记得来路要早早交代清楚，免得后来应付起来很辛苦。所以，现在老总们都开始忙着修改学历，清理来路，能如此，善莫大焉！

国学档案

做做看能答多少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部分试题

第一场，史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

“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