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第4期，作者：岳纯之，原题：《唐朝“官二代”的不同结局》

“官二代”问题并非始自今天，可以说由来已久。唐代贵族后代中有卓荦不凡之士，也有猥琐平庸、为非作歹之徒。为什么同样生在崇尚诗书礼乐的贵族之家，日日锦衣玉食，最后走上的却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我觉得首先与家庭环境、社会影响、政治因素等有关系

“官二代”是相对于“富二代”和“贫二代”的又一个网络新词。其实，“官二代”问题并非始自今天，可以说由来已久。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古代尤为严重，我们在史书中最常见到的，便是官员后代打着老子的旗号升官发财、纵情声色、欺男霸女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官二代”的身上，但追根溯源却或多或少与官员本人有关。一些人混迹官场多年，沾染了一身坏习气，这肯定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官员，他们几代都可谓是贵族，官居显赫，清正廉洁，但是后代子孙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家族蒙羞。这种现象既让人义愤填膺，又让人唏嘘感叹。

唐朝三百年，曾经出现过几百位将相（指宰相、三师、三公以及两唐书所列的地位崇高、品级在六部尚书以上的武将），他们叱咤一时，一度成为左右唐朝命运的关键因素，称得上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处庙堂之上，左右朝政。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朝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价值取向影响下，这些贵族的后代们也都先后步入仕途，取得大小不同的各种官职，成为惹人注目的政坛现象。那么，这些贵族后代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仕途的呢？他们在政坛的表现又是怎样，最后的命运又如何？

李德裕：唐代贵族后代中的旗帜

在唐代政坛的贵族后代中，有一部分人特别引人关注，他们奋发有为，凭借顽强的努力和强大的实力，建功立业，出将入相，取得了无愧先人的成就。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应属唐朝后期的李德裕。

李德裕是唐文宗、武宗朝宰相，是唐武宗最为倚重的大臣。李德裕的父亲是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皇权不振，唐德宗时期曾力图矫正，结果反叛频起，最后只得姑息容忍。宪宗上台后，决心改变现状，重振唐朝雄风。李吉甫一向主张加强中央权力，反对分裂割据，于是受到宪宗重用，先后两次被任命为宰相，成功地辅助宪宗抑制了地方势力的过分膨胀。

李德裕步入仕途是在27岁那年，当时靠着父亲的荫庇，被授予了一个校书郎的小官。但李德裕能够位极人臣，则主要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据历史记载，李德裕少年时代，就“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和《左氏春秋》”，“年才及冠”，已经“志业大成”。李德裕写得一手好文章，唐穆宗时期，“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长庆年间，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此前浙西曾发生过兵乱，其时“军旅浸骄，财用殚竭”，李德裕到任后，“俭于自奉，留州所得，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如此两年之后，军事力量就恢复了。可以说，正是自己非凡的能力和突出的政绩，使李德裕最终脱颖而出，登上相位。

而为相之后的李德裕，其所表现出的才干和魄力更是庸碌之徒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李德裕第一次为相在唐文宗大和年间，仅一年多便被排挤出局。文宗去世后，唐武宗登基称帝。武宗对李德裕一向非常赏识，迅即提拔他为当朝宰相。武宗上台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其先祖唐宪宗一样，都是藩镇割据。当时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其侄刘稹不经朝廷同意就擅自掌握泽潞军政大权，企图通过“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迫使朝廷授予他节度使的官职。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中央的权威，如果开了这个先河，各个藩镇都来效仿的话，中央的威信也就消失殆尽了。因此，李德裕不顾部分朝臣的反对，力主讨伐。为了坚定唐武宗的讨伐决心，李德裕还向唐武宗表示：“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请不累李绅、让夷等。”即愿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承担失败的责任。这种为了国家利益置自己的个人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但在古代官场上极为罕见，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当然，历史还是垂青李德裕的，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唐朝顺利平定了刘稹的反叛，加强了中央的权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