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简介：

本文摘自中新网 作者：刘诚龙

李渔好像没有做过太大的恶事，虽然身为“导演”，能够利用职权，与演员干些苟且之事，但李渔凡属与他有绯闻者，他都对她负起责任来了，娶为房室，并不曾始乱终弃，按唐朝宰相房玄龄说法，田舍翁多打了三五斗，都可娶房小，作为著名作家兼导演的李渔，三房六妾，那时制度是容许的，我们无可置喙；况且，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作人妻，也算是谋生一途，李渔多娶妻妾，也有安排富余人员就业之功，养了人嘛。但李渔一直饱受清议家非议，时人讽他“善逢迎”，更厉害的是，骂他“性龌龊”。

一般论李渔“善逢迎”，指的是李渔带领其妻其妾其媳其女其奴婢组成的戏台班子，专往富贵人家去唱戏，设若我们解放思想，这点事其实也不算什么，送戏上豪门与送戏下乡镇，都是发展文化产业。乡镇缺文化，豪门也缺文化，缺因不尽相同，情景没甚区别，都是给他们去补文化，再错也错不到哪去。然则，骂李渔“性龌龊”，虽过分，但说李渔“善逢迎”，却是的评。李渔上豪家送戏，不算太逢迎，而其向官家征稿，才是真逢迎。

摸不准李渔心态算健康还是不健康，李渔既不仇富，也不仇官。士林人物，很多以仇富划阵线，更多的以仇官做标杆，以检验士子德行。不仇富，那你就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不仇官，那你就是官僚阶级的真奴才。李渔上豪门打秋风，不说了，李渔向官家做文化生意，很有意思。

李渔编过一本《资治新书》，题目真大，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肩；从书名看，立意彷佛也挺高义，似乎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给各级政府以“资治”；李渔没当过官员，没进过政研室，做为士子，他也没搞过行政学研究，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专家，他凭甚么去“资治”呢？《资治新书》不是李渔专著，他只是当编着，干的是鼠标加复制之活计。正如养猪的不如杀猪的，专著的不如编着的，李渔借编着《资治新书》，大赚了一笔细软银子。他搞这部著作，老实说，用意不在给政府“资治”，用心的是给自己“资助”。

李渔编着《资治新书》，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市场经济眼光。他先是打印了征稿启事，印制成千上万份，只要是政府机关，他都寄送广告去，高至中枢之总理衙门，低至七品之县治首长，一一派送。省部级以上领导，只要书稿，不要银子；知府及其以下，除了寄达讲话稿外，还得寄达出版赞助。

省部级以上领导，当然更不差钱，如李渔要钱，说不定也汇款来，但李渔可能有点把握不准，生怕这么搞，被领导视为勒索，他索性不要钱。在李渔看来，巡抚以上官员，是一笔无形资产，把他们拉来出文集，那号召力没得说；而知府县官，看到自己与领导同列一本文集里，那心态就跃跃跳动，兴不可遏了，出多少银子都愿意：我与省长排名了，我与宰相同榜了，省长宰相看到自己除了会做官之外，还会作文，谁说不会被领导看上？由此连升三级也未可知。

编着这本《资治新书》，李渔与官员各取所需，在李渔那里，“借士大夫以为利”，在官员那里，“士大夫亦藉以为名”，一得利，一得名，推想起来是双赢，其实不然，李渔是实实在在得了利，他做书商做了大贾；官员真真实实出了名吗？未必！知道《资治通鉴》的多又多，知道《资治新书》者有几？官员出文集，厚重如砖，在缺乏卫生纸时代，多半被人如厕揩屁股去了；有卫生纸的人家，也只是以之覆酒瓮。

袁枚是文学大家，由他担任主编，在官员看来，那档次好比是获鲁迅文学奖，荣誉极了。他征稿函一发，立刻得到广泛响应。时任方面大员的毕沅与孙稆田，从财政里拔了巨款，编辑印刷费用全包；其它官员，“求入选者，或三五金不等，虽寒门学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三五金不等，显然说的是最差情形；最佳情形，三五百金，三五千金，也是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寒门学士，而是官场豪贵。袁枚这次征文，收录六十万字，归拢在《随园诗话》里。

诗歌不是小说，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每首有几字？累计这么多字数，得有多少官员参与？官员除赞助外，再买一包几包，一车几车，分赠属下亲邻，分赠上级客商，那发行量肯定惊人。袁枚后半生并没正当职业，但其生活水平之高，让人咋舌，经济来源从何而来？一次征稿官员，则成百万富翁吧。做官员文集生意，历来利润空间巨大，虽有文化垃圾之讥，但这生意一直是可持续性产业，专以此做稻粱谋者，代代相传，从业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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