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读书人没有“高考”，全凭“一篇文章定终身”，但科举考试的竞争，远比今天的“高考”激烈、残酷，许多故事也因此而发生，这从前人的“科举诗”中就可略见一斑。
    唐代孟郊的《登科后》一诗写道：“昔日龌龊不可夸，今日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以看出，孟郊一旦登上进士榜，多年的艰辛顿时一扫而空。他春风得意，一日之间，就将长安花看尽，何等愉悦而轻狂！
    与此鲜明对照的则是落第者垂头丧气。宋代的温宪因屡试不第，就曾写过一首《不第诗》，抒发心中的抑郁悲哀：“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不第人。”此诗写得极其沉痛，主考郑延昌读后，顿生同情之心，总算破格录取了他。明代有个叫陆世明的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他落第后只得乘船回家，在经过山东临清时，却又被误当商人，责令其缴税放行，他忍不住写诗诉苦：“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收税的关吏还算通情达理，阅后生了怜悯之情，放过了这位颓丧的落第者。
    科举考试既然能神奇地转变人的命运，金榜题名自然也就成了读书人梦寐以求事，但真正幸运儿能有多少？宋代的韩南，一直考到七十三岁，才勉强考中。登科后，他写诗解嘲说：“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这首诗通过数字对比，展示了读书人在科场上的艰难挣扎，饱含着沉重的忧伤和叹息。
    为了能在科举考试中胜出，顾不得斯文，各耍花招，不择手段的大有人在。诉苦，希望博得主考官同情的是一种。唐代的刘虚白就是一例：他与裴坦从小一块儿读书，裴后来中了进士，当了大官，而刘仍是名生员。有一年，刘虚白应考恰逢裴坦当主考官。刘想起３０年前两人一起应考的情景，就写了一首诗：“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几许，犹着麻衣待至公！”裴坦看了刘进呈的诗，还真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便录取了他。采用迷信手段，企求神灵保佑自己能够考中，又是一种。清代乾隆末年，某县举行秀才考试，考场内忽然发出蝉鸣，监考官揭开考生张某的帽子一看，发现内有几只蝉。张某交代，这是父亲特意放的，预兆“头鸣”（头名）。监考官听了啼笑皆非，以违犯考场规则为由取消了张某的考试资格，并挥笔写下了一首诗：“头鸣不是这头名，皆因老父好功名；秋蝉识鸣不识名，迷信兆头失功名。”监考官以诗代言，幽默而风趣，一时传为笑谈。设法作弊，冒名顶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找枪手”，这在科举考试中也是“早已有之”。明代弘治年间，有个叫金泽都御史便买通有才无财的穷书生龙霓为儿子金逵代考。靠别人代考，金逵先是中了举人，后来又中了进士。纸包不住火，有人得知内情，写诗抨击曰：“金泽财多儿子劣，龙霓家窘试文长。有钱使得鬼推磨，无学却教人顶缸。”结果被朝庭知晓，废去金逵功名，重责金泽舞弊行为。至于贪官求财，试题泄密，更大有人在。清朝康熙年间此风盛行，有人做诗曰：“只识金钱不认人，一张试卷百两银，功名原是阿堵物，愧对苍生落骂名。”
    科举考试使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拥挤在狭窄的小道上，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各种故事于是便层出不穷，读一读前人留下的诗句，不禁令人顿生感慨。相形之下，今天的“高考”制度，与昔日的科举考试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考试程序严密，但在少数地方仍传承了作弊遗风。想来，老祖宗地下有知，又要高歌一首，吾辈岂不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