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汉武帝刘彻独具慧眼，听取董仲舒等人的意见，推行“更化”政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生的遭遇宛然新旧两重天，“换了人间”，其身价地位就像当今股票市场的“牛气”似的，一个劲的往上猛蹿。

其中最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齐地菑川人公孙弘在“耳顺”（六十岁）之年，以白衣而为博士、内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封平津侯，风光无限，显赫一时，成为普通儒生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撞开利禄大门的一面旗帜，使天下读书人在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苦难，无赖皇帝刘邦拿儒冠当作尿盆使的屈辱，窦太后逼着辕固生赤手空拳搏斗野猪淫威之后，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冬去春来的希望，扬眉吐气有期，弹冠相庆可待，于是乎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准备到官场上一显身手，大展抱负，用东汉大历史学家班固的话来说，就是“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

公孙弘仕途腾达，官运亨通，当然是际会风云所致。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也包括他自己有几把刷子的因素。首先，处事谨慎，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从不做出头鸟，更不和汉武帝抢镜头，“其行慎厚，辩论有余”，“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汉书·公孙弘传》）；“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同上）。总之，为人做事十分低调，收敛锋芒，宁可犯政治错误，也决不犯组织错误，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生活比较俭朴，能比较高明地展示自己道德上的优点，符合朝廷“以孝治国”的基本原则。如对待自己的后母，奉养尽孝，胜于亲出，自是人子的典范，堪为社会的楷模：“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同上）。又如生活上清廉自律，乐于助人，将俸禄都用来安顿亲朋好友的生活，常堂堂丞相居然毫无积蓄：“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同上）。积德行善，有口皆碑。尽管汲黯等人辛辣指出公孙弘这么做动机不纯，是狡诈的表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同上）。可在公孙弘太极推手式的表现面前，汲黯等人的指责根本不能动摇汉武帝对公孙弘的信任：“上然弘言”；“上益厚遇之”；“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能在风波险恶的官场上如此游刃有余，进退从容，公孙弘的能耐不可不谓极大，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第三，谈吐颇有幽默感，为人不乏亲和力，史称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就是明证。这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是调节气氛，改善关系的有效润滑剂（就像今天的官场里，能信口便来“段子”的哥们儿，始终要比整天拉搭着一张苦瓜脸的家伙受到欢迎的情况一样）。公孙弘具备这方面的天才，无疑对其在官场上立足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因此《汉书·循吏传》称道他“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缘饰吏事”。正是他不同于一般“迂远而阔于事情”的陋儒的地方，为“天子器之”也就十分自然了。可见汉武帝将他树立为学者从政的典型绝非是无的放矢，心血来潮。

公孙弘虽然不乏才干，也有政绩，所谓“居官可纪”，可是却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心地十分狭窄，心理相当阴暗，患有无可救药的“红眼症”，“文人相轻”、“官场倾轧”到了极端的地步。史称其“性意忌，外宽内深”；“多诈而无情”，这就是说，他小鸡肚肠，大奸似忠，大恶如善，表面上一副谦恭和顺、彬彬有礼的正人君子形象，实际上城府极深，自我中心欲膨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同僚当中凡与他有隙怨者，“无远近，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汉书·公孙弘传》）真可谓台上握手叙欢，脚下却猛使绊子，怀恨在心，睚眦必报，迟早让人家吃不了兜着走，稀里糊涂撞个头破血流。

主父偃也是朝廷重臣，同样颇得汉武帝的信任，“上从其计”，“岁中四迁”（《汉书·主父偃传》）。尤其是他提出“推恩”削弱诸侯王实力的建议，深得嗜权如命、专意独裁的汉武帝的欢心，成为武帝身边的大红人，恩宠有加，权倾朝野。主父偃的得势，让公孙弘在一旁瞧着十分的不爽，他遂与主父偃结下很深的梁子（“有隙”），时刻等待着报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