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文摘自《大明帝国的叹息》 作者: 包瑞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朝臣们除了对万历狂吠以外，相互之间也咬得不可开交，斗争由来已久，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万历登基的第一年，就发布诏书告诫廷臣：“近来士人风气不正，官员道德败坏，老实人被诬蔑为无用，调皮捣蛋被认为是有才，以至于朝廷的赏罚沦为臣子打击报复的工具”。万历要求大臣们改过自新，否则就严惩不贷。

《明史？神宗本纪》中关于告诫廷臣的记载，不绝于目：十六年“冬十一月辛酉禁章奏浮冗”；十七年“十二月己丑，谕诸臣遇事勿得忿争求胜”；十九年“秋七月癸未，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然而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参与人员也越来越多，并出现了结党乱政的局面。

关于党争兴起的源头，明人自己有一个高度的概括：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党争，党争起于东林，东林起于顾宪成。

顾宪成是江苏无锡人，他是东林书院的创立者，而东林书院是东林党的发源地。顾宪成的一生都在和人事打交道，他成为东林党的创立者，有其必然性。

万历四年（1576年），二十七岁的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高中解元。在那次考试中，他的文章就阐述了选人、用人与治理国家的关系，可见他对人事的热忱，源远流长。万历十年以后，顾宪成的大部分时间在吏部工作，在此期间，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并深度参与了当时的人事斗争，这为他后来走上组党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那个时期的政争，主要是“阁部之争”。张居正死后遭到了清算，他生前独揽大权的局面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朝中吸取经验教训，有限制内阁大臣权力的倾向和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各部与内阁展开了权力之争，尤其是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在人事权利上与内阁的矛盾十分尖锐。

人事斗争主要集中在人事考核时期。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六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三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加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终身不再起用，政治生命就此结束，由于“京察”的致命性，使之成为官僚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合。

作为吏部的官员，顾宪成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斗争，其忙碌的身影频现史书：万历十五年京察时，顾宪成上疏言事，因“语侵执政，被旨切责”，并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他又被“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人事工作岗位上。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争斗，比六年前那一次更为激烈，其情形就像是十头猪在一个洗脸盆里抢食吃，场面很壮观，因此被认为是明末门户之争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史书记载：“门户之祸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

在这场战役里，顾宪成再次脱颖而出，《明史》记载：“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顾宪成虽然职务并不高，能量却很大，作为一个小小的主事，竟然能够在幕后左右他的上级，去修剪首辅的羽翼。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差事，顾宪成在这个岗位上，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与内阁进行斗争，其胆大程度令人惊奇。虽然他只是一个司长，但却能决定部长的任命。

《明史》记载：“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从这段史料我们看到，首辅（王锡爵）想用一个部长（罗万化），但是司长（顾宪成）不同意，于是只好任用他人（陈有年）。顾宪成不仅可以左右他上级和他上级的上级的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不仅明目张胆地和首辅对着干，甚至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不久，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万历命令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等人违背皇帝的意思，几次提名的人，都是万历所厌恶的。在封建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皇帝对臣子更是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然而这种情况到了顾宪成这里就完全颠倒过来了，顾宪成为什么会如此大胆呢？

思前想后，只能有一个原因：他有自己的组织，因此有恃无恐。有组织做靠山，一切都不在话下。即使有危险，组织会出面保他；即使跌倒，组织会让他东山再起；即使爬不起来，组织仍能保障他的利益。

万历对于吏部抗旨不遵的行为十分恼怒，并认为顾宪成在“徇私”，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矛头直指顾宪成。关键时候，组织的作用显现了，许多大臣上疏申救，奏疏上百封。

然而这一群体性事件，并没有吓到万历，他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加大了处罚的力度，他以“忤旨”之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并给予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等处分。很显然，万历已经认识到吏部已成为一个“独立核算”的小团体了，因此对其进行了一次大手术。

回到家乡以后，顾宪成在人事方面的热忱不减，他不仅没有就此止步，反而开拓出一种新的途径。短暂休整之后，顾宪成就开始以讲学为名，广交朋友，四处活动。

他想“请进来”，就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专供来人居住；他想“走出去”，经常奔赴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地，与吴中士绅聚会。

伴随着活动量的增加，顾宪成感到有必要建造一个固定的场所，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增强社会影响力。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过多方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东林书院。九月，工程告竣，共用了一千二百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他还发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很大力。在软件方面，顾宪成也亲力亲为，他审订了书院讲会的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

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而是一个政治意图明显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它由一批心有不甘的在野人士发起成立，主要活动是学术搭台、政治唱戏。

明代官场各种复杂关系不断在东林书院交汇凝结，东林书院很快就发展成为各种关系的总部基地，编织了一个隐秘而庞大的关系网，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积聚了很大的政治能量，并逐渐由在野拓展到朝堂，吸引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其中，逐渐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破坏势力平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漂亮的对联，也不能掩盖结党的消极方面。事实上这副对联是有毛病的，在封建社会中，一个人要知所进退，尤其是在工作中要守“本分”，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关心的事不要关心，不能“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伴随结党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使这些斗争看上去高深莫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人际关系。东林党成立以后，引起了连锁反应。由于东林党人对政治生态平衡的破坏，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一开始双方尚未在朝堂上公开交手，而是利用京察互放冷箭。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他们借机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也斥逐东林党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