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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孟宪玉 张利（孟宪玉（1968-），男，山东梁山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利（1973-），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原题：《论张永德的军事才能及对宋朝建立的贡献》

学界论及张永德，多是作为宋太祖之陪衬，大都论及张永德作为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又系皇亲，受到周世宗的猜忌，而罢点检之职，赵匡胤接任，从而掌控禁军，发动陈桥兵变，登上帝位。对于张永德的军事才能，张永德对赵匡胤称帝暗中给予的支持帮助，张永德入宋后的境遇，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本文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三方面作些说明，从而对赵氏王朝的建立提供新的解读。张永德作为五代入宋将领的典型代表，处于历史新旧王朝的转型交替之际，对于他的研究，也有利于把这种历史转型时期的其他政治、军事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周太祖之婿禁军高级将领

（一）特殊机缘成为周太祖之婿

张永德成为显贵的较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下，皇权至高无上，与皇帝结亲无疑是升官发财的捷径，也往往是个人获取权力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对于张永德怎样成为周太祖的乘龙快婿，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以《宋史·张永德传》为代表：

张永德字抱一，并州阳曲人。家世饶财……父（张）颖事晋至安州防御使……周祖初为侍卫吏，与（张）颖善，乃以女妻永德。

此记载是说明张永德出身显贵，和周太祖门户相当，他们的婚姻系父母之命，周太祖选中了张永德，因许之与女。另一说法是：

初，周祖兵征淮南，过宋州。宋州使人劳之于葛驿。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从来，转客于市，佣力以食。父老怜其愿也，醵酒食、衣服，使相配为夫妇。及周祖至，市人聚观，女子于众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驱之去。周祖闻之，使前，问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将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复呼其炙视之，曰：“此亦贵人也。”乃俱挈之军中，奏补供奉官，即张永德也。

两种说法有关张永德的出身差距很大，笔者倾向于后者。其实张永德之父《旧五代史》有传，其父是在张永德成为周太祖的驸马之后，因和周太祖的亲家关系被提拔为安州防御使的，在晋为防御使无从说起。薛居正在周已任重要官职，所以他的记载应是可靠的，《宋史》或许为尊者讳，皇帝女儿的婚姻应是既合于礼又合于法，但不管怎样张永德成为周太祖之婿，从此踏上了向上的阶梯，走上了发达之路。

（二）临变生智，免遭杀戮

张永德成为郭威的女婿，当了供奉官（属小使臣行列，是级别较低的武官），刚刚任职不久，他因和太祖的亲戚关系的缘故险些被杀，但张永德随机应变，逃过这一劫。事情是这样的：汉隐帝看到郭威势力迅速发展，对自己威胁很大，于是就密令杀掉郭威，郭威得知消息后被迫起兵造反，汉隐帝就杀掉了郭威的亲属。当时张永德押送朝廷的生辰礼物，在后汉节度使常遇（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为常思）的军营中。常遇亦接到汉隐帝命他杀张永德的诏书，张永德探测到诏书的内容，面临祸患，他沉着应变，主动去说服常遇：

（张永德）谓（常）遇曰：“得非莅杀永德耶？永德即死无怨，恐累君侯家耳。”（常）遇愕然曰：“何谓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郭威）誓清君侧，愿且以永德属吏，事成足以为德，不成死未晚。”（常）遇以为然，止令壮士严卫，然所以馈之甚厚。（常遇）亲问之曰：“君视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几，周祖使至，（常）遇贺且谢曰：“老夫几误大事。”

张永德对常遇晓以利害关系让常遇不要杀他，并说自己的岳父一定会起事成功。事情的结果正如张永德所说，郭威成功，张永德因此保住了性命，常遇因功受赏。张永德凭其才智，随机应变，逃过了厄运，在“周氏亲戚尽诛”，的情况下，张永德的存在对周太祖来说就显得非常珍贵。周太祖登基，张永德的妻子被封为晋国公主。授张永德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周太祖即位第二年（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提拔张永德为殿前都虞候，领恩州团练使，成为禁军的高级军官，殿前司的第三号人物；不久又升为泗州防御使、殿前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对于殿前都虞候及殿前都指挥使的职掌，胡三省注曰：“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挥使之下，与都、副指挥使同掌殿前诸班直。”所谓殿前诸班直系皇帝的宿卫亲军，周太祖让张永德统领皇帝的亲兵卫队，表明了周太祖对张永德的信任与重视，对出身低微的张永德来说，无疑是平步青云。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时的年龄只有24岁，是禁军高级里最年轻的将领。

二、南征北战，建功立业

张永德的升迁，裙带关系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裙带关系还远远不够，要建功立业更要靠个人的才能，在五代主要靠个人的武艺以及军事才能。五代的战乱和动荡为武人提供了展现武艺才能的机会，出身低微靠一身的武艺和勇气往往就能出将入相，甚至可以爬上皇帝的宝座。这又是个武人擅权的时代，政治权力的分配靠军事实力做保障，贵不可言的皇帝也被撕去神秘的面纱，“君权神授”也只能赤裸裸地靠“兵强马壮为之”了，治理国家靠的是“长枪大剑”而“毛锥”（毛笔，这里代指文人）无用。在“重武”的社会风气高涨的年代，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定位主要靠军功的大小来定位的，太祖郭威在位三年就去世，新君周世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面临着这位英明的君主，君臣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周世宗用人唯贤，赏罚分明，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在这种政治氛围里，张永德要想保持富贵，取得新君的赏识和信任，就要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为新君效命。张永德是位出色的武将，他智勇双全，随同周世宗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周世宗对他非常器重，当然张永德打的仗比较多，而其中的几次战役尤为出色。

（一）高平之战

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刚即位不久，北汉就勾结契丹联合入侵，周世宗排除了宰相冯道的阻挠，决定亲征。双方在高平展开决战。北汉和契丹的军队占据优势，当时周军的前军分为东、中、西三路，张永德带领殿前的亲军保卫皇帝。战争刚开始不久，周军的两员大将何徽、樊爱能带领骑兵向后逃窜，步军1000多人投降了北汉，形势非常危急。在关键时刻，张永德和宋太祖身先士卒，奋力反击。张永德时为殿前都指挥使，为殿前司的最高指挥官，他的部下擅长骑射，在张永德的带领下奋勇杀敌，给北汉和契丹联军以重创，结果扭转了战局，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对于高平之战，《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书过分夸大宋太祖的功劳。为本朝的皇帝歌功颂德，本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因宋太祖是在高平之战之后，才升为殿前都虞候，领刺史衔，作为普通的军校又怎能和张永德一样统领殿前司的军队呢？如果真和张永德一样立有大功，周世宗定会亲自给予封赏，加官晋爵，但事实上宋太祖的殿前都虞候的官位是因张永德的举荐才被提升上去的，因此宋太祖高平之战的功劳是次要的，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张永德。张永德在决定后周生死存亡的关头，力挽狂澜，反败为胜。为了奖赏高平之战的功劳，周世宗提升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典军如故。对于如何处置何徽、樊爱能以及他手下的庸兵败将，周世宗犹豫未决，因为何徽、樊爱能毕竟是周太祖托付给自己的顾命大臣。张永德说：“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周世宗听了张永德的话，把樊爱能、何徽以及两人部下将校70多人全部诛杀，张永德帮助周世宗整肃军纪，“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此次战役使周世宗看到了张永德所统领的殿前诸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招募天下骁勇之士进京“选炼”，周世宗“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这样张永德统领的殿前司的军队是精兵中的精兵，在后周的部队中军力最强，是一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精锐之师。周世宗把这支军队交给张永德统率，表明了对张永德的信赖，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君臣关系的融洽和谐。

（二）同刘仁瞻的较量

刘仁瞻，南唐勇将，多次为南唐立下战功，在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刘仁瞻就已是南唐武昌节度使，率南唐的战舰200艘攻取了湖南的岳州，他在湖南境内“扶纳降服，人忘其亡”，因此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周世宗讨伐南唐，刘仁瞻自然就成为后周的劲敌。刘仁瞻善于坚守城池，打持久战，寻找机会进行反击。而对周世宗来说打南唐就要速战速决，长期的消耗战对后周很不利，因此要取得对南唐的胜利就要打败刘仁瞻。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冬，周世宗亲征南唐'周军渡过淮河进攻南唐的军事重镇寿春（隶属寿州），当时刘仁瞻为南唐寿州节度使，带领士兵坚守寿春，周世宗命令周军分几路向寿春发起进攻。周军填平唐军挖掘的壕沟，凿墙登城昼夜不停地攻打，但刘仁瞻带领唐军顽强地抵抗，使周军伤亡很大，连续几个月的攻打，寿春依然不能拿下。在此情况下，张永德决定智取，消灭城内的有生力量：“永德出疲兵诱之，傍伏精骑，每战阳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夹攻，大败之，（刘）仁瞻仅以身免。”把城内的唐兵引诱出城，然后假装战败，引诱唐军进入周军的伏击地，加以歼灭，此战显示了张永德出色的军事才能。

（三）击败南唐水军

显德三年（956），周世宗又一次亲征南唐，南唐派其名将林仁肇应战，林仁肇擅长水战，周世宗第一次征南唐围攻寿州时，林仁肇率领南唐军队给周军以沉重的打击。从唐周双方军力对比来看，周军的陆军实力胜过南唐，而水军却远远不如南唐，南唐的造船技术先进，建造了巨型的楼船战舰，士兵又有丰富的水战经验，这就使后周同南唐进行水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后周的水军船小，数量少，士兵又不习水战，如何在此情况下击败南唐的水军，是摆在周世宗面前的巨大难题。林仁肇凭借其水军的优势：“乃大发楼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师颇不利。吴将林仁肇帅众千余，水陆齐进，又以船数艘载薪，乘风纵火，将焚周浮梁（浮桥），周人忧之。”当时周军的浮桥是周军的粮道，如果被焚，切断了粮食补给线，周军就会输掉这场战争。在这关键时刻，风向发生变化，张永德抓住这有力的时机进行反击：“俄而风反，吴人稍却，永德进兵败之。”到了晚上，张永德为了彻底打败南唐水师，想了一个好主意：他派擅长游泳的士兵，趁夜里潜入敌方战船的底部，在每个战船的船底系上“铁鏁”使敌船不能移动，然后用小艇发起猛攻，南唐的水师大败，士兵被杀及淹死者不计其数，林仁肇单骑逃走。张永德夺得敌人的巨舰几十艘，为了奖赏那些游泳士兵，张永德解下周世宗赐给他的金带，把它赏给他们。为了保证浮桥的安全，张永德“乃距浮梁十余步，以铁索千余尺横截长淮，又维巨木，自是备御益坚矣”。不久又在淮河的北岸再一次击败南唐的水军，缴获战船几十艘，张永德立下赫赫战功，周世宗下诏褒奖，此次战役，张永德不仅谋略出众，而且武艺非凡：“周驸马都尉张永德猿臂善射，发无不中，人皆神之。”正因为张永德的征伐之功，周世宗特设了殿前都点检一职授予他，位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这时张永德年仅28岁。

张永德南征北战，为后周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加之周世宗对他的赏识和信任，使他位高权重，事业在这时达到了顶峰。

三、张永德对宋政权建立的贡献

张永德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后周的禁军经过周世宗的改革，军力已有很大的提高，而禁军的殿前、侍卫二司中殿前司的军力又在侍卫司之上，因此张永德掌握着后周最精锐的军队，加之他又是皇亲，深受世宗的信任，况且他南征北战，战功赫赫，爱护士卒，推恩于下，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些因素使张永德在政治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难能可贵的是张永德发现了赵匡胤的才干，尽其所能给赵氏以政治、经济上的支持，扶植赵氏的势力，为建立赵宋政权立下了功劳。张永德对赵氏的支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对赵匡胤的支持

早在张永德任殿前都检点时，就利用自己的特殊的地位，为赵匡胤称帝暗中做筹备工作，这方面的史料是很多的，据《长编》所载：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阳曲张永德，徒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方士私谓永德言上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

《宋史》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张永德和睢阳的一位书生来往密切，睢阳书生劝说张永德拥立宋太祖：“睢阳书生尝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潜意拱向。”类似的记载又见于《隆平集》、《东都事略》等。以上材料充分说明，早在显德三年张永德就为赵匡胤的称帝暗中做筹备工作，至于张永德这样做的目的，是真受书生的影响，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正是因为张永德在军队中的地位，使军中诸将团结在赵匡胤的周围，赵匡胤就是靠军中诸将的拥戴而黄袍加身，因此作为殿前最高统帅的张永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宋太祖对张永德尊敬，恩宠和礼遇。喝酒、谈心、游园，一起回忆过去的乐事，君臣关系自然而和谐，仿佛依旧是老朋友关系。太祖除了为张永德还清债务，又一次赐给20万，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一个叫高进的恶霸，多次为非作歹，被张永德依法严惩。因此对张永德怀恨在心并诬告张永德将要谋反，宋太祖派人把高进捆起来，交给张永德处置，张永德只是用竹条打了他几下，就把他给放了，当时的人称他有长者之风。此次事件，使宋太祖更加地信任张永德，终太祖一朝，一直没变。公元976年11月，宋太祖去世，宋太宗登上皇帝的宝座。和其兄相比，赵光义更加地多疑、残忍、独裁。虽是这样，张永德毕竟有恩于太宗，对张永德还是比较优待。太平兴国六年（981），晋封张永德为邓国公。雍熙北伐失败，宋太宗开始重用张永德，张永德先后作沧州、镇州、定州的知州，这些地方都是河北防备契丹的军事重镇，又拜张永德为安华军节度使，不久任命张永德为河北两路排阵使，屯定州。此职为河北前线非常重要的军事长官，表明了太宗对张永德的信任。张永德没有辜负太宗的期望，“尝与契丹战，斩获甚众”。太宗在淳化二年（991），拜张永德为泰宁节度使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这一职务为河东路的统帅，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职责之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从大体上来看，张永德在宋太宗时期还是比较受重视的，他在太宗朝的中后期被寄以军事重任，这对宋太宗这样多疑且独裁的君主来说，已是非常不易。公元997年，宋朝的第三代君主宋真宗即位，张永德此时已经70岁，真宗一即位，就晋封张永德为卫国公，咸平初，又授以他太子太师的官阶，这在宋朝已是非常高的官阶。成平二年（999），契丹南侵，真宗亲征到大名，出发前特召见张永德，向他询问边防事宜，又希望张永德陪同一起去巡边，张永德因年老的缘故不便从行，于是让张永德留守东京，任命他为东京内外都巡检使。此职关系到京城的安危，尤其在皇帝出行之时，尤显重要，只有皇帝的亲信之臣方可授予。咸平三年（1000），又授张永德检校太师、彰德军节度使、知天雄军，又一次任命张永德担任河北的军事要职。不久因年老，真宗让张永德归本镇养老，这一年的秋天张永德去世，享年73岁。宋真宗遣官护丧，任命张永德的孙子五人为官。

张永德受知于宋朝三代君主，入宋后保持40多年的富贵，这对五代入宋的将领来说非常少见。

（二）张永德入宋后受信任的原因

张永德作为五代的元老宿将，入宋后备受宋朝君主的礼遇和优待，这固然和他对赵氏政权的建立立有大功有关，但是光凭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开国功臣不得善终的已不在少数。作为开国功臣，如果不是功成身退，而仍能取得皇帝的信任，是非常难的，而张永德却能够如此，笔者认为以下的几点原因非常重要。

1.安分守己，对宋没有不臣之心

张永德作为前朝的皇亲国戚，元老宿将，宋太祖的老上司，却少有开国功臣的骄气、傲气、霸气，为人谦恭有礼。像张永德这样的身份，宋初的君主不乏怀疑和防范之心，但张永德的行为和表现使他们释去嫌疑，对张永德又加以信任和重用，主要是张永德对宋政权忠心不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张永德前朝勋伐，夙识太祖，潜怀尊奉，虽有桥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宋史》的评价很到位，尽管张永德也带有五代军人的一些缺点，如贪财，纵容部下搞贩卖获利，但人无完人，张永德的这些缺点对宋君来说是可以容忍的，而张永德的忠心却难能可贵。张永德虽然贪财，一旦发现对国家有利之事，却毫不吝啬。公元975年，宋太祖征南唐，征伐南唐的将领中也没有他，但张永德倾其所有为朝廷做事：“永德闻王师南伐，出家财作战船数十艘，运粮数万斛，自顺阳缘汉水而下。”自己出钱为国家造战船，运粮食，这种行为深受太祖的称赞。此外，张永德还积极地向朝廷献言献策。宋太祖向张永德询问对付北汉的策略，张永德建议：“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臣愚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契丹，先绝其援，然后可图。”宋太祖听后，对此建议大加赞赏。张永德在太宗朝和真宗朝也恪尽职守，因此受到宋初三朝皇帝的宠遇。

2.恪守孝道，友爱兄弟

儒家伦理认为：孝悌为“仁”的情感基础，也是仁的根本。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是儒家竭力奉行的崇高社会理想，推行仁道，最要紧的是要培养人的血缘亲情。西汉以来，儒家思想逐渐为各朝君主所尊奉，宋朝鉴于五代儒学衰微，道德沦丧，传统的君臣父子之义的淡化，臣弑君，子杀父之事不断发生。因此宋朝建立后，以儒治国，提倡孝道：“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张永德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

永德生四岁，母马氏被出，育于祖母，事继母刘，以孝闻……永德出母，后适安邑刘祚。及永德镇南阳，祚已卒，迎母归州廨，起二堂，与继母刘并居。刘卒，马预中参，时年八十一，太宗劳之，赐冠帔，封莒国太夫人。同母弟刘再思，署子城使，于市西里起大第，聚刘族。

张永德对亲生母亲和继母同样地对待，难能可贵的是，张永德对异父同母的兄弟也非常友爱，提拔他为官，并且建房聚集其宗族，此举深受皇帝和士大夫的称赞。不仅如此，张永德对其他人对父母不孝之事也深恶痛绝：

唐、邓之俗，家有病者，虽父母亦弃去弗省视，故病者辄死。武胜节度使张永德请严刑禁止，又请以节度推官代牙将领马步都虞候事。上喜其意，降诏褒答。

对于家人有病就弃之不顺，即使父母也是如此的坏风俗，张永德奏请皇上严刑禁止，受到皇上的嘉奖。正因张永德对父母兄弟的友爱，符合宋“以孝治天下”政治伦理，故此深受宋君的信任与优待。

3.博览群书，礼贤士大夫

众所周知，五代是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时代，不仅文官集团的地位低落，而且皇位也时常受到威胁，皇权式微，帝王的威信扫地。宋太祖是从五代过来之人，对此有切肤之感，因此建国之初，实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推行文治，重用文臣，公开宣称：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且自己也是“广阅经史”。不仅如此，宋太祖也要求武将读书：“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宋太宗继承其兄的以文治国的思想，重用文人，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对考中者直接授予官职。经过几十年的文治，科举出身的文官占据了宋官僚系统中的显要位置，文人士大夫广泛地加入了政权中来，形成“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以后的宋代诸帝以此作为“祖宗家法”遵之不易。按宋人的话说：“国朝待遇士大夫厚，前代之所无。”在这种崇文的社会风气中，作为武将就要潜心向文，和士大夫合作，才能保持政治经济地位。张永德在五代人宋的将领中，其文化水平和士大夫的关系方面无疑是做得较好的：

永德涉猎群籍，好吟咏，宾礼士大夫，故太宗尝有诏云：“方今天下诸侯，贤明知书者，惟永德一人而已。

文学家曾巩在《隆平集》中赞道：

永德涉猎经史，颇善吟咏，礼贤下士，故士大夫多从之游。

宋人王称亦云：

永德涉猎书史，颇善吟咏，礼贤乐士，故士大夫皆推尚之。”

张永德博览群书，礼贤十大夫，使得皇帝下诏称赞他“贤明知书”，士大夫“多从之游”且“皆推尚之”，在“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中，在整个社会的“崇文”的风气里，张永德获得朝野的称赞，皇帝的信任与礼遇也就不足为怪了。

结语

张永德是五代入宋具有代表性的将领之一，在这政治风云的不断变幻，由崇武到文治的社会转型中，张永德是成功的，他深受后周和宋初诸位君主的信任，为宋朝的建立立有大功，入宋后又保持富贵40年。笔者认为关键是张永德能够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积极地适应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尽其所能地和新政权合作，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