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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华夏地理》2008年4月号第70期，作者：李永适，原题：《郑成功在日本也被尊称为民族英雄》

郑成功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也是联系两岸的重要历史人物。他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曾经控制了中国东南半壁江山；他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被奉为“开台圣王”。但他为何死于壮年？为何在日本也被尊为民族英雄？他的塑像遍及各地，真实面目却鲜为人知。我们走访海峡两岸，并远渡日本，深入发掘国姓爷壮烈奇诡的一生。

在1661年4月30日，历史转了个弯。上午9点，庞大的战船舰队出现在海平面上。荷属东印度公司长官揆一接到守卫的紧急报告，连忙走出，取出千里镜观察来犯敌军。海上，高高耸立的桅杆与迎风飘扬的旗帜连绵不绝，400多艘大小船只首尾相连，把海面铺得密密麻麻，有些船上似乎还能看见士兵金光闪闪的盔甲。即使不识得那猎猎飘荡的帅旗上“招讨大将军”五个字，他也清楚地知道，忌惮已久的明朝郑成功的远征大军终于来了。

在中国大陆东南海上的岛屿边缘一片名为“大员”的沙洲上，荷兰人建造了一座城堡：热兰遮城，作为经营东亚海上贸易的据点。近几年，揆一听闻郑成功的部队将袭击大员，因此再三恳求公司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派来支援船舰，可惜支援舰队已因久等不耐，带着满腹对他的埋怨与怀疑离开了。庆幸的是，久闻郑成功大名的揆一毕竟在防守上做了万全准备。他知道，任何船只若要进入大员沙洲所夹的台江海域，都必须经过热兰遮城前方的水道，因此早令人将船沉在狭窄的水道中，使来犯舰队难以通行。即便此时潮水大涨，敌舰只要经过水道，就势必暴露在荷兰优势炮火的射程之中，那时的形势就有如瓮中捉鳖了。上午10点，郑成功的大批船队没有进入瓮中，却往北方远处的鹿耳门水道

一拐弯，直接转向进入台江，揆一这才大惊失色。但此时荷兰大势已去。历史似乎在这一刻注定了要扭转。以后的发展如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五天后，位于岛屿主陆上、与热兰遮城隔海相望的普罗岷西亚城失守，揆一在热兰遮城死守九个月后，最终不得不向郑成功弃械投降，退出经营了38年的大员，也就是后来的台湾。欧洲的海上势力终究无法扩张至菲律宾以北的东亚地区，只能局限于澳门与香港两处蕞尔小岛。而“收复台湾”的郑成功赢得后世“民族英雄”的称号，得到无比尊崇，成为中国明清以降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的伟大人物。

但在那样的历史定位与定格中，郑成功似乎成了卡片般的人，刻板而单薄。实际上，史家关于郑成功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止，争议也从不间断。他一生曲折离奇的故事，仿佛出自莎士比亚或大仲马的笔下。他的面目，不像一般的历史人物年代越久远就越模糊，反而因为近年新出现的文献而益加清晰。他的性格、卓绝的武艺和高超的骑术、甚至他的口音，逐渐从尘封已久的档案中浮现。同时，在全球化带来的新视野中，我们更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郑成功——他，其实是大航海时代的英雄，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国际人物。

王直崛起平户港，郑森诞生千里滨

2月初，山明水秀的平户寂静得近乎冷清，这个僻处日本领土西陲的小岛（见62页地图）如今是九州长崎县辖下的一个市，“市中心”围绕着一个小港口，在初春的寒风里，稀疏的行人间穿插着少量游客，似乎充分体现出小镇地名的含义：平静的门户。郑成功就在这里出生。

我们在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木田昌宏馆长的陪同下，来到市郊一处名叫千里滨的海边，海风徐徐吹来，潮水退得很远，露出大片松软的金黄色沙滩，平坦的沙滩上突兀地出现一堆黑色的玄武岩，被另一些堆成半月形的石块保护着。黑色的石堆前，立着一根看来颇新的方形石柱，上面深深刻着“郑成功儿诞石”几个大字。

木田馆长解释，当地人传说郑成功的母亲在海滩捡贝壳海菜时，突然感觉要临盆，便以这堆岩石遮蔽，在石后产下名森、小名福松的郑成功，时为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午时。

这块石头因为饱受海浪侵蚀而日渐缩小，看得出当地人用水泥修补保护的痕迹。但根据一位台湾学者的说法，石头缩小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信奉国姓爷的台湾庙宇前来朝圣时，都不忘敲下一块石头带回去供奉。

中日都有关于郑成功出生时天现异象的传说，只是对异象的描述不一。这些传说与平户的各种郑成功遗迹一样透着几分悬疑。毕竟，郑成功是在死后50年才在日本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参见79页），现存的种种他儿时的痕迹与相关的“文物”，多少都有着后人一厢情愿的成分，就像“儿诞石”这似汉非汉、似和非和的“洋泾滨”表述方式一样，摆脱不了附会的痕迹。但郑成功与平户的关系绝非出自偶然，要了解郑成功，就必须从这里，从这个大时代，以及他父亲的故事说起。

自古以来，平户就扮演着日本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门户，但这门户却不一定平静。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引发许多风起云涌、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9世纪初，弘法大师空海以及众多“遣唐使”就是由平户附近出海远赴唐朝都城长安，掀起日本的仿唐风潮。10世纪后此区域由与日本天皇有血源关系的松浦家族统治。11世纪荣西法师由此东渡中国，将禅宗佛教传入日本。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挥军攻打日本，侵略了松浦家族的领地，松浦家借助“神风”与后来修筑的海滨防卫工事，两次击退来自中国的武装力量。

为了报复元朝的侵略，松浦家族的武士集团开始对朝鲜半岛沿海进行掠夺。因他们来自平户藩掌控的三个岛（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所以被朝鲜称为“三岛倭寇”。后来，松浦家对朝鲜与中国沿海的侵扰逐渐演变为纯粹经济性的掠夺，对实施海禁的明朝中国沿海边防造成了颇大的威胁，中国因此沿用倭寇一词来称呼这股来自日本的外患。

在松浦史料博物馆外站着一座不足1米的铜像，那是一个改变平户与日本历史的中国人——中国沿海走私大户，徽州人王直。王直在1542年来到平户，被藩主松浦隆信奉为上宾，他于是以平户为基地，从事日本——中国——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因暴利成为富商巨贾，也使平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对外贸易的重镇。王直在平户自封为“徽王”，还率领日本浪人多次攻打中国沿海，在江浙闽粤地区烧杀掳掠，并要挟明朝廷开放海禁。1557年王直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诱捕，两年后被处死。

王直在中国正史中是祸国殃民的倭寇首领，是抗倭名将俞大猷、的主要对手之一，然而对平户以及整个日本来说，他却是带领他们进入大航海时代的领航者。

16世纪中，葡萄牙人为了寻找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之国，前来日本，在种子岛遇难，是王直将他们带到了平户，并在松浦隆信的热情接待下，开启了日本与欧洲（主要是葡萄牙及荷兰）的海上贸易。其中一条葡萄牙船上还搭载着前来远东传教的基督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他藉此机会第一次将基督教传入了日本（一个月内，平户有200人因他改信基督教）。因此无论在经济或文化上，王直对日本都造成巨大的影响。

王直死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并未禁绝；后来海禁时而趋缓，更多中国商人逐利于东海与南海之上，有时，他们乘着商船与日本交通，与欧洲商人贸易。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这样来到日本的。

郑芝龙，号飞虹，小名一官，福建南安石井人（今福建泉州南安市石井镇）。他的生年难以考证，有些学者推测应在1595年。文献说他自幼“眉目清秀，气宇轩昂”，但又“性情荡逸，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后来因做了不容于父亲的事，逃离家乡，投奔在澳门经商的母舅。当时澳门是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的商港，郑一官在此有机会与葡人交往，能通葡语，并曾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还有个“尼古拉”的教名。

也许在1622年前后，年轻的郑一官因为押运舅舅的货物而坐上了平户华侨李旦的商船来到日本。抵达日本后，郑芝龙可能还到了骏府拜访了当时已退隐的德川第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告以外国情势。德川家康让他住在长崎，后来又迁往平户，成了松浦隆信藩主（与其祖同名）的入幕之宾。据日本文献的说法，他还在那里学习日本“图明流的双刀法”。

他在平户结识一位当地的少女并结成连理，这位女性的身份众说纷纭。她的父亲应该是来自中国泉州的冶金工匠翁昱皇，可能因为入赘到姓田川的家中，因此女儿从母姓，但在郑氏各个版本的族谱中，都将她记载为翁氏。有些说法认为田川小姐是被翁昱皇收养的，又有说是“长崎王女”，或说田川氏是松浦家的家臣。郑一官与田川小姐住在平户港南边的河内浦。

不平凡的郑成功就在平户乡间那如今看来平凡的海边诞生，并在有日本血统的母亲呵护下，度过了幼年时期。他或许与父亲一样，曾习得日本刀法，或许在平户种下了至少两棵树（各有后人立牌为志），家里或许还曾有过香炉与刻有郑氏二字的铜质印章（现存松浦史料博物馆）。他与母亲的关系应当十分密切，因为在他后来回到中国后，时常面对东方思念母亲而叹息不已。而他的父亲，这时刚刚开始自己的海上霸业，这份霸业也将是郑成功事业的基础。

郑芝龙海上兴霸业

就在郑成功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了台湾。有文献说，郑一官在这一时期与长崎的旅日华侨领袖、福建海澄人颜思齐过从甚密，并参与了颜思齐想要攻占长崎的武装行动，起事前行迹败露，于是与颜等同伙共28人逃往时为“海上荒岛”的台湾，以此为根据地从事海盗的行当，同时改名为郑芝龙。

有学者质疑颜思齐可能并无其人，此人其实是住在平户的海商泉州人李旦，郑是被李旦派往澎湖作荷兰人的通事。但无论郑芝龙依附的是颜思齐还是李旦，不久之后都因病身亡，他们留下的财产与人马，都被郑芝龙所接收。

1626年，郑芝龙开始步王直的后尘，大肆掠夺福建金门、，以及广东靖海、甲子等地。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饥荒严重，“乡出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有五”。郑芝龙借此机会大幅扩张了他的势力。

但即使这时，也能看出郑芝龙并非一般的海盗，而是另有雄图。他约束手下“不许掳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榨艾稻谷”。在当时同安知县给福建巡抚的文书中说他“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风报信），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由此看来郑芝龙颇有劫富济贫的“义贼”风范。明廷此时在东南的军事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对郑芝龙束手无策，便想起招安的办法来。

1628年（元年）时郑芝龙已拥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他大破明军于金门、铜山（今福建东山），从此纵横海上，明军无人敢挡。不过到了九月，郑芝龙就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率部众投降明朝，自己干了个“海防游击”的小武官。

郑芝龙为什么在具有如此优势的情形下受抚归降？郑成功纪念馆前副馆长何丙仲认为，这与崇祯元年的大旱有关。此时郑芝龙统驭的部众人口众多，吃饭成了大问题。因此郑芝龙受抚的主要条件便是其手下能“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

另一方面，从他过去的行为看来，郑芝龙恐怕从来没有仅仅当个海上大盗的打算。王直的前车之鉴对他有什么启发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当我们在平户参观松浦博物馆与平户城，看到松浦家族通过征战与通商而拥有的各种珍宝与财富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郑芝龙到日本时可能仅18岁，他所见到的平户正值贸易最繁盛的时期，藩主松浦家族有倭寇背景，却享有封邑与丰厚的俸禄，以及“大名”（日本封建诸侯）之尊，并因经营商港而尽享繁荣。郑芝龙既屡出入松浦家，心中升起“有为者亦若是”的念头也在情理之中。那么，郑芝龙的受抚及日后的降清，与其说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会不会更是因为他真正的梦想是要建立一个像松浦家那样，既有诸侯之尊与封地之荣，又有通海之利的贸易王国呢？

“很有可能。”我在台湾的台南市遇见了松浦家的第41代家长松浦章，他这么回答。这位藩主的后代西服毕挺，两条眉毛向上挑起，显得威武挺拔，完全无法让人与倭寇产生联想。他解释，历代的松浦家都有些叛逆性格，对当时的德川家族其实不太瞧得起。“那个年代一切都没有秩序，是个像美国荒野西部一样的年代。”松浦用流利的英语说。他的意思是，在那样一个道德法则尚未确立的时代，一切都必须靠自己挣得。

郑芝龙确实对混乱时代的“丛林法则”掌握得非常精准，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他领兵打击其他海寇，官场上平步青云。尤其在他击溃企图控制台海贸易而进犯金门的荷兰人（1633年）并剿灭与其勾结的大盗刘香（1635年）后，海上势力归于一统，尽在郑芝龙掌握之中。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郑芝龙于是官封福建总兵。

更重要的是，这位总兵大人自己掌握了海上贸易。“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每条船郑家要收取“三千金”，郑芝龙每年收入可达千万金，富可敌国。除了海上贸易，他还投资于土地，以致“田园遍闽广”，甚至在台湾也有土地开垦。郑芝龙此时在安平（今福建安海）建起巨大的宅邸，占地138亩有余，船只可直通屋内。清代学者编有《安平郑府实录》，其中记载：“郑芝龙府第……此间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榕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凤尾高翘。”

在郑芝龙忙于扩张海上霸业的同时，他的儿子也已悄然长成。7岁时，他被父亲接回故乡居住，取名为森，延请名师教导。他也不负众望，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取南安生员，19岁赴福州乡试，21岁时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南京太学读书，拜名儒钱谦益为师。在良好的儒家文化熏陶下，青年时代的郑成功已形成中国文人的正统价值观念，这与乃父完全不同，却正是郑芝龙一手培养出来的。

鹿耳门水道狭窄水浅而险，郑成功令人以竹蒿测水深，发现大船无法通过。郑成功乃设香案，祝祷：“成功受先帝眷顾重恩，委以征伐。奈寸土未得，孤岛危居。今而移师东征，假此块土，暂借安身，俾得重整甲兵，恢复中兴。若果天命有在，而成功妄想，即时发起狂风怒涛，全军覆没。苟将来尚有一线之脉，望皇天垂怜，列祖默佑，助我潮水，俾鹚首（船头）所向，可直入无碍，庶三军从容登岸。”祝祷完毕，突然潮水大涨，如有神助。于是大军随着成功的中军船鱼贯而入，驶进台江内海。

郑军分为三路，一路自鹿耳门登陆，扼守北线尾，主力从禾寮港附近登陆，另一部则迂回台江南端，阻截向南遁逃的荷舰。据当时在普罗岷西亚城（即赤崁）的荷兰土地测量师梅氏描述，郑成功登陆主力“全副武装，士气高昂……越过高地，击鼓吹管行军而来，其中有几个骑马的。他们的军队有数不完的漂亮丝质旗帜幡旒，头戴光亮的头盔手握大刀……在普罗岷西亚北边公司的庭园小溪后面扎营，在那里搭起上千个白色帐篷，时间是下午一点半。”

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在普罗岷西亚城北展开，郑军一千多人前来攻城，但被荷兰鸟铳击退。次日海战中，荷兰只有两艘战舰——赫克托号和斯·格拉弗兰号以及运输船与快艇各一艘出战。郑军虽然战舰体积远不如荷兰主力战舰，但数量却远远超过荷兰。郑军60多条战船围住敌人，猛烈攻击。荷舰赫克托起火，结果火药库爆炸而沉没。斯·格拉弗兰号也受重创，其余二船逃逸。

陆战也在北线尾开打，荷兰原本甚为轻敌，以为中国人一见火枪发射，就会四散逃命。实际上，身经百战的国姓爷部队对这样的阵仗毫不看在眼里，被火枪射击，依旧阵列整齐，进退有据。不久，郑军放箭，后方又出现郑军围剿，反倒是荷兰人很快就溃散奔逃，被歼灭了半数。次日，郑军切断了普罗岷西亚的水源，城守将猫难实叮知城不能守，便献城投降了。

但是，荷兰的主力都据守在大员沙洲的热兰遮城中。热兰遮城始建于1623年，由于起建之初就特别考虑到了防御的问题，使得该城易守难攻。行政长官揆一来信求和，但希望仍旧保有二城通商。郑成功自然不能答应，修书给台湾行政长官揆一，强调“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取而归。”

揆一不敢弃城，只好接战。由于炮火猛烈，郑军虽然骁勇，却也难以攻城。于是郑成功再度采取围城策略，这一围就是九个月。

“你看这城墙很厚，而且是两层的，显然有一部分是后来加固的。”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傅朝卿指着安平古堡的一片红色砖墙说。这位学者研究郑成功相关遗址已经二十多年，最近主持了安平古堡的考古发掘。

今天的台南安平古堡也就是当年的热兰遮城，被郑成功打下以后，以他的闽南老家重新命名。只是过去临海的城堡，如今已被陆地包围，一到假日这一带摩肩擦踵，车水马龙。“其实我们台南人现在一听说要来安平都很怕。”在我们到处寻找停车位的时候，傅朝卿说，语气带着几分本地人的自豪，也带着对一段更为宁静的生活状态的怀念。

在他的解说下，我们发现荷兰人使用的红砖与汉人明显不同，砖扁而宽，十分结实，让这面30米长的城墙，在近400年后仍然屹立不摇。

可惜的是，今日的安平古堡也只剩下这面墙与少数其他残垣断壁还是荷兰人时期的遗留，其余的建筑大多是日本据台时改建的，包括如今被当作安平古堡地标的一座瞭望塔。

“不过日本人改变的只有地上的建筑，基础是不会动的。”他解释，也因此，他想到对这片古迹进行考古发掘。由他主持、考古学家刘益昌发掘的项目如今已经暂停，因为出资的台南市政府对发掘的期望与实际结果不同。“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挖出一座城，”傅朝卿说，他们挖出的荷兰时期啤酒瓶、瓷瓶等虽然看来不起眼，却是“真正的文物”，他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物“真实性”的解释，说明真正的文物才能蕴含历史。

让我惊讶的是，安平古堡的面积其实不大，为什么郑成功围城九月才能攻下？傅朝卿比手画脚地解释，其实原来的热兰遮城面积比现在的安平古堡大了许多，但部分并没有划入古迹范围。他充满热情的解释，让我同样可望知道那围墙、停车场、住宅底下，到底能揭露出什么样的历史真相。

不只安平如此，原来同样临海的普罗岷西亚城，如今叫做赤崁楼，坐落在台南市中心。几百年来的填海造陆，早已改变了台南的原貌。但是那历史沉淀的记忆不必挖掘，就浮现在台南市的街道上。

“你第一次走这个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锣鼓、唢呐、鞭炮、烟火声中，台南市文化观光处处长许耿修侧过头来问我。我与他并肩走在绵延几公里的神轿、阵头队伍的最前面。

我点头承认过去没有这种经验。“我也是第一次。”穿着深色西服，戴着无边眼镜的许耿修说，我们的位置原来应该是属于主办此类宗教活动的“庙公”（庙宇主持）的。但这次活动既是市政府主办，他就代表市政府站在庙公的位置。在我们身后，是国姓爷的圣驾。这尊郑成功神像与配享的甘辉、万礼塑像是从附近的一座小庙妈祖楼中迎出来，今天要重回延平郡王祠。附近许多庙宇共襄盛举，一同加入了迎神的行列。

许耿修说，这尊国姓爷神像是他死后所刻的第一尊神像，已有300多年历史。神像原来供奉在延平郡王祠，后来据说因为要去祭祀郑成功，有些善体上意的官员担心蒋是基督徒，看到佛像可能不悦，而将神像请了出去。神像这一离开就是30多年。前几年许耿修听闻此事，觉得不该让国姓爷流落在外，因此报请市长将神像请回。于是政府当了庙公，而延平郡王祠这个原本作为官方祭典的场所，也成了神明、乩童、阵头出入的地方。如果这样的活动让人觉得有点极端的话，许耿修有过去的成绩可以为他背书。他上任以来，台南市已经办了七届郑成功文化节，而且一年比一年盛大，为台南市政府带来大笔收入。

郑成功文化相关的活动与研究近年再度成为热点，甚至在内地与日本都引起很大反响，台南市的大力推广是重要原因之一。来自大陆郑成功研究会、日本平户的松浦章及平户观光协会的代表等数十位海内外人士参加，全台各地的郑成功信仰庙宇和郑氏宗亲会更来了数百人。许耿修是要以“经营”为主轴，把郑成功的形象通俗化，让更多人理解这位历史人物。“我们的领导人常常想要斩断我们的历史根源，但人是不能跟自己的历史切割的。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会很惨。”这位有历史博士学位的民进党官员的话颇出我意料。许耿修强调他们的工作从来不在创新，只是从历史取材，赋予新的包装。

不过我对于某些新包装还是感觉有些不易接受。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郑成功纪念品，例如穿着美国洋基队球衣，两只手指比着胜利手势，造型卡通的郑成功扑满。许耿修倒是颇为得意。“郑成功一直被当作民族英雄、悲剧英雄，我们觉得他应该是‘欢乐英雄’，”他说。“你看，他39岁就能完成那么伟大的事业，而且，”他露出微笑，“他娶了十个老婆。”但郑成功本人临终之际，一点也不欢乐。

热兰遮城在被围九个月后，揆一终于投降。郑成功遵守承诺，将幸存的荷人送上船，让他们回到巴达维亚，并且带走属于自己的财物。荷兰人在战役中共计死亡1600多人。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做了一首复台诗，诗中没有战胜的喜悦，反而充满忧伤的情绪：“开辟荆蓁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犹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这当然有其原因。

郑军在攻打荷兰之役中其实也受创惨重。大批将士因水土不服而病倒的“十之七八”，死者甚众。台湾并不是何斌所说的沃野千里，米粮不虞，而是一片荒芜，郑成功必须派士兵开垦田园，还喂不饱肚子。许多将士思乡情切，脱巾叛逃。而许多在的勋将也不顾郑成功再三催促，迟迟不肯迁来台湾。1661年四月，永历帝在云南被绞杀，悬乎一线的明朝国祚就此断绝。郑成功十余年的恢复大业也无以为靠了。年底，郑成功听闻父亲的噩耗：郑芝龙在北京柴市以磔刑处死，三个弟弟及家族十一人一同被杀。成功闻讯顿足捶胸，望北而哭。

而黄梧的平海五策也在此时由清政府落实，郑氏祖坟被毁，将坟内尸首装在木具中，以铁箍箍住，外加封皮，沿途递解，经过郡县官府，就放在牢狱中。郑成功听到消息，咬牙切齿，说：“吾不寸磔汝尸，罔为人间大丈夫！”

更让郑成功愤怒的，是长子郑经在厦门犯下乱伦之罪，私通弟弟的乳母，还产下一子。郑成功听闻此事，竟然拿出尚方剑，让部下带至金厦，命令处死自己的夫人董氏、郑经、乳母和初生的孙子。郑成功部下听到命令，大骇，认为这是“乱命”而不敢从。诸将远在金厦而抗命，让郑成功更为恙怒。

这些让他气愤哀痛的消息接二连三到来，个性刚烈暴躁的郑成功终于病倒。1662年6月23日，他让侍者请出太祖皇帝的御训，仔细阅读，读到第三帖，泪如雨下，说：“自家国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又七年，今屏居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乃大愤而死。

郑成功死时，距离他接受荷兰人投降还不到五个月。但他测量土地，建立制度，以军屯田，寓兵于农，为未来的台湾经营与开发，打下了基础。

元宵节前，我在鹿耳门海口，看着寒风里翻搅的海浪，想象当年大军舳舻塞海，鼓声震天的盛况。这里为纪念郑成功登陆，立起一块刻有府城天险的石碑。石碑旁有一座供奉国姓爷的小庙。庙公林忠民招呼我们在他简陋的小屋里享用海鲜。

酒酣耳热，阿忠说起他见过国姓爷。“有两三次，都是在我特别疲倦的时候。”他表情严肃地说。“国姓爷个子不高，留着胡子，长相很英俊，但是很忧郁，就是让你觉得他非常忧郁。”

我问他，为什么信奉郑成功，郑成功的哪一点让他尊敬。“忠孝节义。”他瞪着我，像是不能相信我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这四个字，忠孝节义。”他说。

从日本、闽南到台南，我追寻着郑成功的足迹，想象着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林忠民简洁有力的说法使我豁然开朗：郑成功的确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传奇的一生允许种种不同的解读，也就容易让人感觉他的面目彷佛千变万化。但他以孤臣孽子之心，矢志恢复明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限于时势，必须与父亲决裂，只能移孝作忠，忍受着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天伦悲剧。但是他一生始终大节不失，在非常时期，以自己的非常方式，实现了中国最传统的价值。

他死后一百多年，清朝南洋大臣沈葆桢上疏请皇帝为郑成功在台南赐谥建祠，并题楹联，为后人传诵至今，可能仍旧是总结郑成功一生最恰当的文字：“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