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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名将之死》，作者：张锐强，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现在看来，宰相属于文官，主内；将军执掌兵权，对外。但这是社会不断发展、分工日渐细致的结果。早期，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还没到这个程度，将相一体是常事。出将入相，不仅仅是成语，更是事实。比如晋国，常备军分为上军、中军、下军三支(后来又增加了新军)，这三支军队，分别配置主将、副将各一名。遇到战事，他们就统兵出征；战争结束，他们再脱下战袍，进入庙堂，分别执掌国家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六卿”。

当时，将军立了大功，无官可赏时，君主就会提拔他们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赵国的名将李牧，就当过相国。如果无此惯例，人们拿现在的观念考量，就无法理解廉颇和蔺相如争位的行为，也无法感受“负荆请罪”、“刎颈之交”这些成语的美妙。因为将军的最顶端，也就是相当现在的国防部长。除非军人独裁政权，否则将军再厉害，也要接受相国领导。你廉颇饶是劳苦功高资历深厚，也不能跟丞相叫板，那只能是自取其辱。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序列中，第一个出将入相的人是谁呢？本文的主角儿，名将吴起。

吴起先后在鲁国和魏国出任将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后来到了楚国，又被任命为令尹，主持变法，惊天动地。楚国属于蛮荒之地，不是周朝第一批分封的诸侯国。他们和吴国、越国一样，不遵循中原地区的礼仪，君主虽然只是子爵，却一直称王，不像秦国晋国，开始称公；魏国赵国，早期称侯。君主名分悬殊，官职设置自然也会有差别。这个令尹，就相当于中原各国的丞相。也就是说，吴起的出将入相，是货真价实的，并非仅仅只有名分，或者象征意义。

出将入相，志气文人的一生梦想，否则也不会创造出这个词语。如此看来，吴起一定是历史上的大“牛人”喽？是，也不是。

名将之污

英雄不问出身。伟大人物，往往会有个卑微的起点。至少他要从毛头小子，成长为一方统帅。谁穿开裆裤时，不曾调皮捣蛋，吸溜鼻涕？如果他果真少年老成到了当时就露出伟人相的程度，只怕会印证这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伟大可以看作一股真气，潜水时憋的真气。伟人从青年或者中年憋到终点，已属难能可贵；从少年就开始憋，半道上要么作弊浮水，要么气绝身亡。不是么？

吴起(约公元前440～381年)也不例外。他是卫国左氏人，这个地方，有人说是山东定陶，也有人认为在山东曹县东北。吴起本来有点家产，但他一心当官，因此到处游说君主。游说这个字眼和实践，很有意思，总让人联系起竞选。虽然游说的主要对象是君主，或者掌握权柄的大臣，而竞选需要面对的是广大选民，但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广为宣传，自我推销。

竞选可以公开筹集资金，当选之后明里暗里回报支持者。但是吴起的游说，却没有拉到赞助，只能自己投入。就这样，他东奔西颠，游走于各国君主和权贵之间，最后收获的不是当官，而是破产。后来，齐国发兵进攻鲁国。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是凶信，兵火燃起，应该迅速退避，但对于吴起，却正好相反。他立即找到鲁国的国君鲁穆公，毛遂自荐。

这一回，鲁穆公终于被吴起的口舌打动。派他领兵抵抗侵略，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其中有个技术性障碍：吴起是齐国的女婿。到了关键时刻，谁能确保他立场坚定呢？

国君的这个态度，让吴起不由得心焦火燎。拒绝就拒绝，同意就同意，最怕态度游移，老在是非之间。那实在折磨人，尤其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早已破产的吴起再一次面临机遇，他会怎么办呢？根据《史记》的记载，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来赢得鲁穆公的信任：杀掉妻子。这就是所谓的“杀妻求将”。

关于杀妻求将，坊间还有另外的版本。有出戏叫《吴汉杀妻》，又名《斩经堂》，很多剧种都演过，我看过其中的京剧版，麒派戏。这戏说的是东汉名将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担任潼关总兵。后来刘秀逃亡经过此地，被吴汉拿住。当时王莽篡汉，刘秀算是朝廷钦犯。吴汉这么做，完全符合政策规定，但他母亲却不这么看。老太太听说吴汉要把刘秀交出去，立即找到儿子，告诉他说：“傻孩子，王莽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赶紧杀掉他闺女，辅助刘秀兴复汉室，这才是正道！”吴汉提着宝剑回来，却看见妻子在经堂里念佛。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吴汉不忍动手。其妻得知详情后，随即自刎身亡，成全丈夫。

以一条人命的代价，换来将军的大印，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个污点，很大的污点。所以戏里的吴汉，动手前有一大段二黄唱腔，表达内心的犹豫不决与痛苦彷徨。不仅如此，戏文内除了国仇，还设置了家恨：王莽手上沾有吴汉父亲的鲜血。饶是如此，剧作家依然找不到理直气壮地杀害无辜的正当理由，只好再退一步，让王莽的闺女自杀，吴汉的母亲赔死。

吴汉后来成为东汉的中兴功臣，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位列第二。把杀妻的故事安到他头上，无非是要宣扬愚忠于皇帝的观念。刘秀是汉室宗亲么。但故事本身，根本经不起推敲。邓拓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吴汉何尝杀妻》，收录在《三家村札记》中，考证吴汉没干过这事，绝对无此可能。这事吴汉没干过，那么吴起呢？十有八九干过。至少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反驳太史公司马迁。

吴汉没有杀妻，他妻子是自杀；两人之间不但有国恨，更有家仇；吴汉的母亲，也自缢而死，在道德上接近偿命。即便这样，这事如果发生过，也算不上光彩，更何况吴起之妻完全无辜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吴起身上的这个污点，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不管他建立过何等的功勋，有多么伟大。

鲁国不容

吴起以妻子的人头为代价，换取了人生大舞台的第一张入场券，这一仗他又打得如何呢？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接过兵符，吴起随即点齐人马，开赴前线。虽然立功心切，他并没有急于开战，而是首先派出使者前往齐军大营，请求讲和。鲁国的实力本来就不如齐国，吴起主动求和，齐军主将越发放松警惕。吴起呢，继续给敌人灌迷魂药。按照一般的规矩，行军布阵，中军的实力最强，吴起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老弱的军卒集中到中军。等齐军心里的弦完全放松下来，吴起带领早已集结完毕的精锐部队，突然擂响战鼓，发起了攻击。齐军猝不及防，阵形大乱，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不得不匆匆败退。

这就是吴起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应该承认，他这个亮相，相当精彩。按照道理，回到鲁国，等待他的，应该是鲜花掌声和红地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看到这个卫国来的毛头小子立下如此功勋，很多人都耳热眼红，于是吴起的很多毛病，都传到了鲁穆公的耳边。

他们说：“吴起这个人，残暴而猜疑。本来他家底丰厚，可他一心向上爬，到处游说，跑官要官，结果搞得两手空空，倾家荡产。乡邻们耻笑他，他就杀了三十多个说他闲话的人，逃出卫国向东而去。临走之前，他和母亲告别，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吴起为了功名利禄，投身曾参的儿子曾申门下，后来母亲去世，他都不肯回家奔丧。曾申为此非常生气，就把他逐出了门墙。吴起没办法，这才转而学习兵法，侍奉国君。国君对他有疑虑，他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以换取将军的名位。俗话说，树大招风。咱们鲁国本来是个小国，现在胜了齐国，名声大振。再这样下去，难免会引起别国的不安，他们都会图谋鲁国。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吴起是卫国的罪人，国君您任用他，不是有负于卫国吗？”

这枚针对吴起的流弹，杀伤力委实不小。它列举了吴起的三大道德罪状，以及任用吴起的两个危害。吴起斩杀乡邻，是为不仁；杀妻求将，是为不义；母丧不归，是为不孝。鲁国是姬姓诸侯，开国君主是周公姬旦的长子姬伯禽，也就是周武王的亲侄子。清代的高士奇说过：“周之最亲者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因为这层关系，周礼最细心的保存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莫过于鲁国，这就是那句话的来历：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对礼仪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则故事可以作为参考。周朝分封诸侯之初，姜尚曾经问姬旦：“您准备怎样治理鲁国？”姬旦回答道：“尊尊而亲亲。”就是尊重尊者，亲近亲人。一句话，重视人伦礼仪，别尊卑，分亲疏。周公接着反问姜尚：“您又准备如何治理齐国呢？”姜尚直言不讳地说：“尊贤而崇功。”意思很明白，尊重贤能，崇尚功业。

这事《淮南子·齐俗训》和《汉书·地理志》都有记载。齐国与鲁国的分野，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后来出现了“田氏代齐”事件，姓田的贵族崛起，夺取国家政权，把姜尚的后裔流放到了，但那种治国思路，大抵没有废弃。所以在姜齐中出现了“春秋五霸”之后，田齐又成为“战国七雄”，而鲁国则早早地衰亡湮灭。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礼仪之邦往往孱弱而缺乏血性。道理和正义，经常被弱者奉为圭臬，是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保护伞，而强者对它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践踏而去。鲁国的地位如此之高，却一直国势不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被“礼仪”二字所误。

作为的出生地，鲁国对于吴起的这三大道德罪状，难以接受是可以想见的。这很好理解。我们不妨参看管仲临死之前，跟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的对话。当时齐桓公征求管仲的意见，遴选可以接替他相位的人。管仲最先否定了鲍叔牙，因为鲍叔牙虽然是正人君子，但过于刚烈，善恶分明，容易记仇，不利于团结任用百官，发挥各自的长处。于是齐桓公问道：“易牙呢？”管仲说：“他不惜杀掉自己年幼的儿子，做成肉羹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怎么样？”管仲说：“开方是卫国公子，他舍弃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身侍奉国君十五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的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的封地俯就于国君，期望值必定远远超过千乘之封。国君应尽量疏远他！”齐桓公又问：“那么竖刁行吗？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不忠？”管仲摇摇头说：“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您呢？”

请注意这番对话的发生地。它不在“尊尊而亲亲”的鲁，而在“尊贤而崇功”的齐。齐国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吴起在鲁国，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鲁国的国君？

鲁国抛弃吴起，结论近乎正确，论据和论证过程小有问题。主要是任用吴起的那两个所谓危害，完全站不住脚。人也好国也罢，弱小者只有不断自我修炼，增强内功，才有可能生存乃至发展，一味示弱，就像小羊跪在狼跟前苦苦哀求饶命，怎是长久之计？所谓卫国的罪人，鲁国不方便使用云云，更是满纸荒唐言，否则楚才晋用一词，又如何解释。

历史无法倒推，也从来不接受辩解。反正吴起初经战阵的胜利，是典型的皮洛斯式的胜利：代价太高，得不偿失。尽管有满腹的兵韬将略，他也只得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心情悲怆地离开鲁国的都城曲阜，像枚孤单的落叶，被秋风吹向天涯。那些日子里，当他独自一人置身于在旅店的孤灯野火之下，不知道他可曾会想起冤死的妻子？或者说，当他想起冤死的妻子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细读史书中关于吴起的篇章，推敲他的性格为人，那时他恐怕不会想起泉下的冤魂。他那股追逐名利的劲头，类似于的独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所以那段时间吴起考虑的问题，一定实际得多：自师从曾申开始，直到被任命为将军，他在鲁国前后待了六年左右。如今哪里还有更加合适的市场，可以把正值壮年的自己，卖个好价钱呢？

这个市场是有的，而且也不太远：一路向南，魏文侯治下的魏国。

魏国兴起

战国七雄中，最先崛起的是魏国。魏国之所以能占到这个先机，与两个人物密不可分：魏文侯与李悝。

三家分晋之后，智伯的领地多数归了赵国，韩魏两家，所得相对少些。魏国山地多良田少，粮食压力一直比较大。魏文侯继位之后，任用李悝，率先变法，国力逐渐强盛。李悝的名字，也写作“李克”，甚至“里克”，但是《汉书》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两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实在居功至伟：若非他下令一把火烧掉各国的史书，历史怎么会如此扑朔迷离色彩斑斓？

李悝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一部《法经》，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以及推行“平籴法”。《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后来商鞅把它带到秦国，秦汉两国的法律，都以《法经》为蓝本。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把李悝视为法家的鼻祖。

对魏国国力影响最大的，还是“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尽地力之教”说得通俗些，就是尽量增加每亩地的产出。每亩多收几斗粮，全国累加起来，就是个惊人的数字。谷贱伤农，谷贵伤民。而当时农民种地处于亏损状态，所以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高，从而导致产量下降，粮价上涨。针对这个情况，李悝建议实行“平籴法”，粮食丰收时国家收购，歉收时再平价出售，以稳定粮价。即便碰上自然灾害，粮价不致太贵，人民不至于流亡。换成现代语汇，就是国家收储计划。

魏文侯从谏如流，国家实力一天天强大。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也称赞李悝“富国强兵”。李悝在魏国到底是否出任过相国，历史上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他深受魏文侯信任，能够参与高层的核心决策；吴起过来投奔，魏文侯也首先征询李悝的意见。

说起来，李悝跟吴起算是师兄弟，因为他也曾经师从曾申。他对吴起有所了解，于是也就实话实说：“吴起这个人，贪名又好色。但是论起带兵，就是司马穰苴也不过如此。”

李悝这个评价相当高。司马穰苴姓田，名穰苴，齐国人。因为后来做了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大司马，所以又被尊称为司马穰苴。当时晋军来攻，燕国也趁火打劫，齐军屡战屡败，形势岌岌可危。危急时刻，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穰苴。这事非同小可，齐景公先找穰苴谈谈话，相当于面试。这一谈不要紧，穰苴的用兵方略和见解，深深地令齐景公折服。他立即决定，拜穰苴为大将军，领兵御敌。

穰苴说：“我只是田氏的远房后裔，身份卑贱。您直接把我提拔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一时还难以服众。请您派一个身份高贵、有威信的人作监军。”齐景公顺水推舟，派宠臣庄贾监军。穰苴随即辞别景公，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时分，请您到军营会合。大军随后出发。”

监军的地位，论理比将军还要高。亲戚朋友官场故旧听说后，纷纷前来祝贺送行，庄贾置酒高会，喝得忘乎所以，早已把约定置之脑后。反正他是国君跟前的大红人，地位尊贵，又是监军。穰苴呢，次日一早赶到军营，下令立起一根木杆，观测日影，确定时间。到了中午，庄贾还没出现，穰苴随即命令放倒木杆停止滴漏，召集将领申明军纪。一二三点，四五六条。

黄昏时分，庄贾浑身带着酒气，跌跌撞撞地进了军营。穰苴问他为什么迟到，他说：“亲戚故旧都来送行，所以耽误了时间。”穰苴说：“将帅接受了任务，就该忘记家庭，置身军队，受军纪约束；击鼓指挥军队作战时，就该有忘我的精神。如今敌军深入国境，举国骚动。士卒风餐露宿于边境，国君寝食不安，国家和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您手中，还谈什么送行呢？传军法官！”

吴起说：“即便赵国不求援，总有一天我们也要跟魏国开战。现在的形势，等于赵军主动帮助我们，送上门来的机会，怎么能不打呢？”楚悼王茅塞顿开，立即派出大军北上，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见《战国策·齐策》)。

自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以来，这还是楚军第一次饮马黄河。楚国的老规矩，大军出征，令尹是主将，司马为副将。因此可以肯定，吴起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捷报传来，估计楚悼王和吴起，都很得意。赵军得到有力的策应，趁机组织反击，先后攻占了魏国的棘浦和黄城。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今天河北的魏县南部，和河南内黄的西北。

既然谁也灭不了谁，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互相妥协。围棋界有个说法，叫报答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棋盘上战胜他。魏文侯和吴起是君臣关系，不妨类比师生。吴起这个报答方式，战败后的魏武侯一定印象深刻。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他也许会说：“还是公叔聪明，料事如神。早知如此，那时就该灭掉吴起，真不该养虎为患，让他活着跑到楚国！”

名将之死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资源总体有限，锅里只有一块肉，你多吃一口，我就要少吃一口。所以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而非脑袋决定屁股。就是说，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你的态度。对于改革也是这样，就像挤公共：未得利益者希望快点挤上去，既得利益者呢，则回头这样安抚他们：这趟太挤，你别着急，还是等下一趟吧。

问题是吴起不想让大家等。大家等不起，楚悼王等不起，他自己也等不起。怎么办？只好从车上硬往下拉。

楚国一直是贵族当权，吴起一个外来户，突然间鸠占鹊巢不说，还凭空一刀，割去贵族的许多血肉，你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对此“皆甚苦之”，无不摩拳擦掌咬牙切齿，整天算计着如何搬掉这块拦路石。

吴起好对付，但他的大后台楚悼王不好对付。那些变法措施之所以能得以施行，关键是有楚悼王的支持。只要他对吴起的看法不改变，贵族们再恶心吴起，也只得暂且隐忍不发。

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手里，终归不会安全。楚悼王是人不是神仙。即便能对吴起始终信任如一，他的生命也有限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命呜呼，吴起的命运也随即天翻地覆。那些蓄谋已久的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联手行动，攻杀吴起。吴起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突然遭遇枪林弹雨的围攻，狼狈可想而知。不过他到底是个身经百战的将才，危急关头也没忘记兵法。他不跟敌人纠缠，径直向楚悼王的灵堂逃去。进去之后二话不说，一下子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所谓投鼠忌器。吴起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那些人能稍微顾忌一下，停止攻击，至少给他一个喘息思考的机会。可是，贵族们忍耐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哪里还有软着陆的余地？他们丝毫不管老国王尸骨未寒，刀光剑影接连不断地朝吴起飞去。一代名将，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射死。刀枪不长眼，可以想象，楚悼王的尸体，少不了也要挨它几下。

楚国有条法律：“丽兵王尸者，必加重罪，灭三族”。就是说，用兵器侵犯国王的尸体，要抄斩三族：自己，父母和儿子。楚悼王的太子熊臧，对吴起也没什么好感。他不动声色地办完父亲的丧事，眼看着那些不解恨的贵族对死去的吴起又施加了车裂的刑罚。等事情平息下去，他自己的位置也坐稳了，再回过头来收拾那些贵族。他的手法比起吴起毫不逊色，一口气就灭了七十多家。罪名么，当然不是射死令尹，而是兵犯王尸。

有句俗话，叫“跌倒，嘉庆吃饱”。时期的大权臣大奸臣和珅，后来势败抄家，据说家产价值十一亿白银之多，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七千万两。这个数字的真伪暂且不辨，吴起之死给楚国，确切点说就是楚肃王，带来的实惠，跟这也差不了多少。当然，都是无形资产。道理很简单，楚国当时最大的弊端，就是贵族势力太大。吴起想削弱他们，也只能慢慢来，而楚肃王利用吴起之死的政治遗产，正好可以快刀斩乱麻，大开杀戒。

阳城君也参与了对吴起的攻击。后来楚肃王挥刀霍霍，他见风声不对，赶紧逃往他国，寻求政治避难。当时有一帮墨家子弟在阳城——墨家不是善于守城吗。墨家的组织非常严密，其首领称为巨子。当时的巨子是孟胜，他跟阳城君的关系非常好。阳城君逃跑之后，楚国要收回封地，孟胜无力阻止，竟然带领一百八十五名弟子，为之殉难。这事记录在《吕氏春秋·上德》中。原文如下：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人之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后，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欲返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返死之。

阳城君把封国暂时托付给孟胜，折断一块玉璜作为信物，就像兵符那样。孟胜说：“我拿了这个符，受托保护人家的国家。现在见不到阳城君的符，又保护不了他的国家，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叫徐弱的弟子说：“您死要是对阳城君有益，那不妨去死；对他无益，还要绝掉墨家的流传，何必呢？”孟胜说：“账不能这么算。我跟阳城君，不是师徒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君臣。我如果不死，以后谁还会请墨家弟子当老师做朋友为臣子？我死，就是要行墨家之义，传墨家之业。我已经将巨子的衣钵，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能之辈，不必担心墨家会失传！”徐弱说：“既然这样，那我愿意死在先生之前，为先生开路。”于是首先自杀。孟胜死后，一百八十三名弟子相继殉难。有两个门徒作为使者，传令给田襄子，交接之后，也要返回楚国自杀。田襄子说：“别别别，现在我是巨子，你们得听我的。”但那两个人不听，到底还是回去抹了脖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大家都劝谭嗣同赶紧逃走，但谭嗣同没有。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吴起之死，正可以作为“变法必流血”的论据。谭嗣同用自己鲜血浇灌国土，可国家依然未见昌盛。那么吴起呢，他的死，可有价值？

莫须有，最多也就是个莫须有。

《史记》上记载的四个大动作，“南平百越，北并臣蔡，却三晋，西伐秦”云云，很难说是楚国国力的象征。因为吴起变法，当时不过两年，如果采信他先守宛地一年的说法，那还要更短，只有一年。一年的时间，国家政策刚刚调整，统计数据肯定积极了，GDP也肯定提高了——军费开支增加了么——但国家的总体实力，很难说有明显提高。治理国家可不是吹气球。能够立竿见影的只有数字。至于打了几个胜仗，开拓了一些土地，不过是军力暂时有所增强罢了。即便不考虑编练的新军，吴起自己的将略，肯定也能让楚军的综合实力临时提高若干个百分点，打点胜仗并不出人意料。难道不是么？

历史的外壳是如此坚硬，我始终无法进入它柔软的腹心，看清它本来的面目。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当之无愧的名将，但算不上军事家，比如李广；有些人是军事家，但又不是名将，至少没有直接统军，比如孙膑。而吴起绝对是双料人才。实战经验暂且不说，论军事理论，他与孙武齐名，所谓“孙吴”。他的著作《吴子》，《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四十八篇，现在流传的只有六篇，这六篇说是字字珠玑，毫不为过。它跟《司马法》一样，都是《武经七书》之一，李悝当初的评价，可见没有失误；论政治才干，他又与商鞅齐名，变法措施引人注目，“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样样精通。无论《左传》跟他有无关系，文武兼备这个词加于其身，总之不算虚夸。

但是细品历史，我始终无法喜欢这个人。

唐朝末年有个叫周昙的人，曾经担任过国子直讲。他写了八卷《咏史诗》，在《春秋战国门·公叔》这一首中，提到了吴起：吴起南奔魏国荒，必听公叔失贤良。这话不够准确。吴起这人，“贤”字庶几可当，“良”字却相差甚远。司马迁确实高明，对笔下的人物，喜怒不形于色而暗寓褒贬。年轻时读到吴起，总是摸不清太史公的真实态度，直到近年才弄明白他对吴起的厌恶。他把两段轶事写入《孙子吴起列传》，不着一字，而褒贬全出。那两段话，一段是鲁国人攻击吴起的，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另外一段，则是士兵母亲的眼泪。

现在看来，杀妻求将更为恶劣，但在历史上，人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另外那条罪状，母丧不归。至于道理么，非常简单，不必细说。比如名将白起的后裔白居易，写过一首《慈乌夜啼》：“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他把老乌鸦死后小乌鸦夜间悲哀的啼鸣，跟吴起并举，作为对照。白居易的声讨，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恐怕很难赢得现代人的完全赞同。母亲去世，毫无疑问应该奔丧。但那时交通不便，噩耗传来时，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吴起即便能骑匹快马跑回家去，母亲也肯定早已下葬。他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慈颜的最后一面。这也是提倡“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

那时人们攻击他的，当然不是不见母亲最后一面，而是不为之守丧。那是当时极为重视的礼仪。唐朝时宰相杜佑写了一部史学名著《通典》，它和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起，合称“三通”。《通典》总共两百卷，分为九个部分，其中讲“礼”的，就有一百卷之多，正好占了一半。这其中，最见功夫、贡献最大的，又在于凶礼中的丧礼。人们对于丧礼丧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之所以如此，是维护门第制度的需要。宋代以后，大的贵族和门第逐渐消失，人们对丧礼，也就没了那么多穷讲究。到了现在，不管什么礼仪，都在慢慢消解，所以这些攻击，不会有致命效果。有些人甚至能从这里看出吴起身上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未可知。而杀妻求将完全不同。人命关天，且是结发妻子，即便有那么一两个没心没肺的自私自利之辈，心里不以为然，嘴上也肯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说出来。

但是，我并不想拿这个武器攻击吴起。并非因为这个武器太过常规而且陈旧，而是因为我在薄情无义之后，看到了更加恶劣的一面：虚伪。一个为了功名而不惜杀掉无辜发妻的人，竟然会去为士兵吮吸脓血。你难道不觉得，这个反差过于强烈了吗？历史在这里，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

换用管仲的话就是，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名利狂，指望他会真心爱惜士卒，岂不是痴人说梦？

吴起这样做，包括卧不铺席行不乘车，与士兵同吃同宿自己背干粮，统统都是作秀。蓄谋已久的作秀，绝对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举动。可惜，那些士卒们年轻单纯，没看清吴起的面目。而在那样的时刻，总是血肉相连的母亲最为敏感。她的眼泪，实在是对吴起虚伪的变相声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向那位无名的母亲致敬。

绝对的平等从来都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甚至相对的平等，都很困难。只有精神上的平等，可以追求。将军和士兵，要承担不同的压力，自然要享受不同的待遇。至少，过度的疲惫会削弱将军的体力，也会损害他的敏锐判断。士卒判断失误，至多自己丧命；将军判断失误，动辄丧师辱国。如此简单的道理，吴起这样的将帅之才，岂能不懂？再说他在一线带兵时，已过盛年，而魏国的武卒，估计以青壮年为主。他有必要这样跟年轻人较劲吗？当然，带兵打仗是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举，得有点手段，不能一味忠厚老实，像宋襄公。但是不管什么手段，总要有个度，不能那么下作。

杀妻求将固然丑陋，多少还有一点恶人的坦白——我就是极端自私自利；可再添上一条为士兵吸脓，就会令人无比恶心。当然，令人恶心的并非脓血，主要是吴起。因为他明明极端自私，偏要作出满怀爱心的虚伪样子。通俗点说，就是明明当了婊子，还非得立块贞节牌坊。没人质疑他的将帅或者宰辅之才，文能安邦，武可定国，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厌恶。在台儿庄战役纪念馆，我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照片。那真叫一个帅。我想象不出，还能有谁比他更加英姿勃发。我心目中的名将就是这个样子的，绝非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将略，他身上的政客面目和手腕儿更多一些。

在传记的最后，司马迁这样评论吴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就是说，会说的未必能做，能做的未必会说。吴起提醒魏武侯地形之险不如恩德，可是到了楚国，却因为刻薄寡恩而身首异处。真是悲哀。吴起难道不明白恩德的重要么？当然明白。问题是他已过知命之年，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估计活不了多久。时不我待，他着急，他必须只争朝夕。他出过将，但还不曾入过相。一个被功名利禄牢牢控制和驱使的奴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往往会使出全部的筹码，放手一搏。可结果无情，等待他的，早年是破产，晚年是破身——刀砍箭射之后，贵族们还不解恨，又对吴起的尸身，施行了车裂之刑，大卸五块。

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