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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2月19日B4版，作者：岑燮钧，原题：《贰臣的爱国pose》

明朝的太学生杨光先是一位“愤青”，常以爱国者自诩，看谁都不顺眼。

明九年，清兵从北边打来，内有动乱，外有虎狼，国势危殆，皇帝宵衣旰食，又是维稳，又是御敌，焦头烂额，独有给谏陈启新在后方只守了个北京的城门。这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不用下乡，更不用上前线。于是，杨光先沉不住气了，赶到城楼，当面质问陈启新为什么不去抗战第一线，却留在京城贪生怕死。这陈启新大概还有几分良知在，在爱国学生的质问下，很是惭愧，答得也含含糊糊，只敢小声自言自语：“一死无益。”———这是大实话，何况他是从检察院借用来的，又不是军人。可是，在杨光先的光辉照耀下，不免显得畏畏缩缩，仿佛自己真是“汉奸”、“卖国贼”。

当其时，杨光先的爱国pose，无疑博得了舆论的一致好评。倘是放到网上，必然以天文数字被转载，被跟帖。要知道，这爱国pose摆起来，任是谁都不好批评，因为他已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就有了制空权制海权，“爱国者导弹”一打，没有谁能抵挡得了。

转眼“愤青”变“愤老”，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这老爱国也顾不得忠臣不事二主，顺势做了清朝的大官，成了“贰臣”。当年他曾批评过明朝的庸官，如今自己怎能尸位素餐呢？好歹，他也得抓一件正经工作，那就是洋鬼子的《时宪历》，主持编制这新历法的是英国人汤若望。

汤若望在明朝时就已研究这项工作，发现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不够精确。可是社会动乱，天下易主，耽搁了这项科研工作。等到多尔衮一来，汤若望就请求新主人让他继续研究，多尔衮同意了，可见多尔衮同志虽是从东北乡下来的，还是有一定科学素养的。顺治二年，颁行了《时宪历》，还让汤若望做了钦天监。汤若望不是中国人，自然不必在乎气节，何况杨光先也与汤若望是同事关系了，还说这个干啥？对洋鬼子嘛，最大的问题无非是“夷夏之防”。杨光先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他发现汤若望编的《时宪历》封面题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就受不了了。皇皇大清，岂能受洋人愚弄？算算年月日也算不清，天朝颜面何在？不像现在，如果标明是美国技术，那大家肯定没话说，人家的科技就是先进，要实事就是嘛。可那年头，还是意识形态挂帅。杨光先一再写文章，攻击汤若望，还拿汤若望的信仰说事，说他以天主教蛊惑人心。一次又一次举报，到了康熙四年，没影子的事也被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了。于是，钦天监易人，下面的一批科技工作者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时宪历》被废，代之以不大灵光的《大统术》。大清朝的“反右”取得了成功。

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杨光先继续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意义，让每个人绷紧“夷夏之防”这根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摆出了最厉害的爱国pose。这个爱国pose，还启迪了后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谓影响深远。

杨光先还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曰《不得已》，以表明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朝廷也被他的正义感染了，何况他有这么一本科研专著，于是任命他为钦天监右监副，也就是副监长。这下杨光先慌了，因为他对历法只是粗有涉猎，就像如今的知识分子对医生开的药不放心，自己看看说明书，上网查查人家怎么说，并非科班出身。于是，屡次打辞职报告。可是，朝廷以为他是谦虚，何况那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所以，不但没有批准报告，还升他为钦天监监正。这下，杨光先骑虎难下，只得硬着头皮上任了。到了第二年，他只得打报告，要求中央派科学家支援。可是，中央哪有本土科学家？有科学家，还会聘用洋鬼子吗？过了两年，杨光先实在熬不住了，他知道自己坐在火山口，所以想了一个绝招，那就是打病退报告。

其实，上面也已知道他在那位置上是勉为其难，就请了比利时人南怀仁来修正历法。南怀仁一上任，就大破大立，告发杨光先主持的历法不但把闰月搞错了，还出了两个春分，两个秋分。这还了得？幸亏康熙是被近代科学熏陶过那么一下子的，他召集大臣一起做实验，参照天象，比较新旧历法的优劣。结果南怀仁的历法与实际吻合，而杨光先的历法则错误百出。于是，真相大白，撤了杨光先的职。这倒正中杨光先的下怀，他老早就想辞职了。可是，那边厢，洋人见洋人，两眼泪汪汪，南怀仁不肯善罢甘休了，他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陷害科学家。本来附逆是死罪，不过看他老糊涂了，康熙就饶了他一命。结果，杨光先死在了半途上。

他的爱国pose摆砸了。

不能不说，杨光先具有爱国的立场，那pose也摆得很是严正。但问题是光有立场还不够，还须得有胆有识有科学头脑。外行批判内行，义正词严又有何用？搞“宁要……不要……”，或者“绝不”，解决不了问题。立场固然要紧，但“主义”与“天道”背向而驰时，遭罪的还不是自己？“愤青”“愤老”，难道不应以杨光先为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