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文摘自：《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作者: 何兆武 柳卸林，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MatteoRicci，15521610)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早期重要的人物。他于1552年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赛拉塔城(Macerata)，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参加耶稣会的远东传教团，次年由葡萄牙乘船至印度，在印度停留4年。1582年他离印度来中国，相继在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和北京活动，主要是向朝廷和士大夫宣传天主教的义理以及介绍某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他在中国居住了28年，于1610年死于北京。他的主要著作有：《天学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以及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同文算指》(与李之藻合译)、《测量法义》(与徐光启合译)、《浑盖通宪图说》(与李之藻合译)等多种。

利玛窦在晚年还写过一部在中国的回忆录，目的是向他的西方同会教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他本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这部书在他死后由他的同会教友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于1610年来华整理出版，题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两卷)。以下主要是从这部书中辑录的有关他对中国文化的评论。

摘选：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只要提一下在这些工艺中中国人的做法看来与我们工匠的做法最为不同的一些方面，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多才多艺了。应该指出，因为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生活节俭，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的劳作是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很精美的东西。结果，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明显，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有时候，他们还强迫工匠们去设计他们并无此聪明才智去做的东西。

(第19～20页)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自己远远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第23页)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即仁、义、礼、智、信中译者注)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第63页)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第181页)

论中国思想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

不仅哲学家作为一个阶级是如此，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也给予他以对一个人的最高敬意。然而，他却从未像神那样受到宗教式的崇拜。他们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甚至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今天，他的后裔仍受到大家高度的尊敬。统治者们给予孔氏家族的族长以世袭的尊荣并赋之以特殊的豁免权。

(第31～32页)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做官中译者注)，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地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我想更详尽地谈一下他们学习的这个方面，读者将感到既新鲜而又有趣。被称为中国圣哲之师的孔子，把更古的哲学家的著作汇编成四部书，他自己又撰写了五部。他给这五部书题名为“经”，内容包括过正当生活的伦理原则、指导政治行为的教诫、习俗、古人的榜样、他们的仪礼和祭祀甚至他们的诗歌的样品和其他这类的题材。在这五部书之外，还有一部汇编了这位大哲学家和他的弟子们的教诫，但并没有特殊的编排。它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这部书是从前面提到过的那四部书摘录下来的撮要，被称为《四书》(Tetrabiblion)。孔子的这九部书构成最古老的中国图书库，它们大部分是用象形文字写成，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别的书都是由其中发展出来的。

在这个国家有一条从古代帝王传下来并为多少世纪的习俗所肯定的法律，规定凡希望成为或被认为是学者的人，都必须从这几部书里导引出自己的基本学说。除此以外，他遵循这几部书的一般内容还不够，更为困难得多的是他必须能够恰当而确切地按这几部书所包含的每一条具体的学说来写作。为此目的，他必须背熟整部《四书》，以便成为这方面的公认权威。与我们某些作者所说的情况相反，这里并没有教授或讲解这几部书的学校或公立学院。每个学生都选择自己的老师，在家里自费向他学习。

(第34～35页)

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就个人来说，中国人并不选择这一教派。他们是在研究学问时吸收它的教义的。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相信任何别的教派的。孔子是他们的先师，据他们说发现了哲学这门学问的乃是孔子。

(第100～101页)

儒教目前最普遍信奉的学说，据我看似乎是来自大约5个世纪以前开始流传的那种崇拜偶像的教派。这种教义肯定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好像是有一个连续体(CorpusContinuum)的，与天地、人兽、树木以及四元素共存，而

每个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他们根据物质的这种统一性而推论各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团结相爱，而且人还可以变得和上帝一样，因为他被创造是和上帝合一的。我们试图驳斥这种哲学，不仅仅是根据道理，而且也根据他们自己古代哲学家的论证，而他们现在的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

（第101～102页)

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他们利用五对不同的组合来构成人与人的全部关系，即父子、夫妇、主仆、兄弟以及朋友五种关系。按照他们的信念，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尊重这些关系，而外国人则被认为是全然无知，或者即使知道也全不注意。

(第104页)

论中国政治

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第44页）

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这一论断似乎与我们的一些作者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作的论断有某些关系，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而且把势力扩张到远及印度。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正相反，我常常就这一论断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答复始终如一，即情形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姑不论做出这种错误记载的作者声誉如何，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曾发现有中国人到过中国国境以外的证明。例如，人们可以引证菲律宾群岛，中国人曾打入那里的私人企业，但不是官方正式委派的。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因此，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等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也许还出于这一事实：从帝国建立开始以来，人们就更愿意学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这对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

(第58～60页)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出于同样的恐惧，近世的皇上也废除了公开露面的习惯。即使在以前，皇上离开皇宫禁地之前，不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他们也不敢外出。在这种场合，整个朝廷都处于军事戒备之下，沿皇帝要经过的道路以及与之相通的路上，都密布着便衣警卫。不仅人们看不见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在他的行列里很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是哪一座。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中出巡。

(第94页)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他们在国内全部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

(第9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