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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长城》2007年第1期 作者：李洁非 原题：豹房秘史

今人往观光，由天安门入，行至巍峨的午门，向右看为东华门，由此径东可达繁华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则是西华门。出西华门一直前行，穿过南长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连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体，统称“太液池”，全是皇家园林西苑的组成部分。历史兴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当时，今之故宫到中南海整个的广大区域，同属“大内”，所以西苑又称“西内”，其间并无百姓杂居，北长街、南长街也尽是宫殿和皇家各种办事机构。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在“大内规制纪略”中，叙说详尽。

现在游故宫，打从西华门出来，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见已是商厦林立的现代化景象。而在当年，这一带全属禁地，虽未必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之盛，但的确宫阙连绵，气象森宏。

整整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兴土木，耗巨资修造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怪胎、完全为他个人专用的宫殿群“豹房公廨”。

所谓“豹房”，是宫廷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犹存遗影，如“虎坊(房)桥”、“报(豹)房胡同”、昌平区的“象房村”等。珍禽异兽，自古为中国皇帝所好，这爱好兼有几重意义：一是珍禽异兽往往被视为“祥瑞”，一是它们作为狄夷属国的“贡物”，象征“天朝上国”的威势，当然，更是宫中皇族消遣娱乐的对象。历代宫廷均有驯兽师，调教动物，作兽戏以愉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欢亲自下场与兽角力(《武宗实录》，卷一一六)——好像他的老前辈商纣王也很乐于此道。

由于不断有臣子进献、属国朝贡，加上历朝皇帝自行搜罗，豢养珍禽异兽之费实际已成朝廷一大负担。成化间，内官梁芳“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治世余闻》有条记载，说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继位后，因见“蓄养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甚多”，而首次提出将其放纵，“以减浪费”，但又怕“所司白虎豹之属，放即害物”，于是下旨：“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实行，总之，皇家养兽玩兽之风之盛可想而知，单单豹房就不止一处二处，笔者所知，现东单的“报(豹)房胡同”是其中之一，亚运村以北大屯一带，还有一处地名叫“豹房”——但它们皆非以正德而闻名的那个“豹房”。后者地点在西华门内外，即紫禁城与西苑之间。

这里原系诸多皇家豹房中的一座，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开始对其大加改建、扩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续七年。我们从《武宗实录》上得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报告，称从开工以来“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而且新近又将“添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从措办”？有关职官深感无奈，请求立即停止该工程，“或减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现是“不听”。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添上这二百余间房屋后，是竣止了，还是以后仍有续建？不得而知。但从史家的记述可约略窥见，它不单颇具规模、“勾连栉列”，配制也可称齐备；有宫殿、有密室、有寺观，甚至还有船坞和供军事操演的教场，人员方面完全比照“大内”，各色执事太监轮班值日，而见幸者如伶官、僧侣、边帅、女人、斗兽士等“皆集于此”。

于是，它有了一个正式而又怪异的名称：豹房公廨。

公廨者，古时官署通称也。既然是行政办公所在，却又以一个彻头彻尾的游乐场所为中心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兴建起来，这种不伦不类的意味，带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征。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兴，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过。豹房之于朱厚照，朱厚照之于豹房，实可谓互为表里的一双绝配。

可惜，“豹房公廨”在朱厚照死后即被取缔，不单活跃其间的五花八门人物作鸟兽散，连同那些建筑、器物亦很快地废弛、颓朽以至于消失，最终无迹可寻；否则，保存下来，倒不失为极具魅惑与遐想力的吊古的去处。

朱厚照之能修建“豹房公廨”，还是要追溯到那场政变。倘若没有那场政变，倘若刘健、谢迁、韩文——弘治皇帝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等这些“眼中钉”未被拔除，倘若朝臣方面的力量和权威不曾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庶几可以断言，“豹房公廨”这种事物永不可能出现。朱厚照救下“八党”(指刘瑾、马永成、谷大用等八位最受朱厚照倚信的宦官)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东西——“豹房公廨”。

仅仅在政变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营造“豹房公廨”并迁往此处居住，起初，是白天在里面鬼混，很快发展到夜宿不归(《武宗外纪》)，“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武宗实录》，卷二十九)此话怎讲？即是说，打正德二年有了“豹房公廨”起，朱厚照便彻底从紫禁城搬出，不在宫中居住，最后连死也死在豹房，不再回去。

去过的人，都知道位居故宫中心有座大殿，叫乾清宫。自明永乐迄清初，这里是中国所有皇帝的寝宫(后，皇帝移居养心殿，但日常还是在此处理政务)，也即泱泱九州NO.1的宅邸。它作为皇帝安放其卧榻之处的意义倒在其次，尤为重要的，乾清宫乃是帝权的象征，皇帝在此居住不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通常来说，一个皇帝只有当被赶下皇位时才会离开那里，比如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之被迫离宫。唯有朱厚照，竟敢于置皇统于不顾，主动而绝然地辞别乾清宫，至死不回。他此一行为，既是空前之创举(过去从未有过)，基本上亦属绝后之奇例。在他开了先例之后，只有他的继位者嘉靖皇帝，在中晚年后效仿这一做法，迁居西内。

正德搬往豹房，不仅仅是为自己重新选择了住所。他这么做的含意在于，逃离或放弃一种角色，逃离或放弃礼法所加诸这种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条、戒律、义务与规约；此外，也藉此彻底摆脱和跳出于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个个人历史之外。

当置身乾清宫时，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是活在这些躯壳之下而又并不如意的压抑的魂灵，而一俟别宫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个，他仿佛灵魂出窍、羽化而飞升，一了百了，胜利大逃亡。

回过头再来看正德与群臣的对抗，再来看那场政变，在正邪、善恶这类通常的历史尺度之外，我们忽然发觉其间还存在着一点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个儿性情上的好恶与追求。

那是什么样的好恶与追求呢？简单一句话，他实在不堪、也不喜欢扮演皇帝这角色。刘健等反复敦请于他的，无非就是像一个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样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愿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实非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下来就命中注定的；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满朝官员、还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说就拿皇帝应该承担的一大堆责任、义务硬往他身上套，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冀望、要求和限制。对此，他简直烦透了。他想要怎样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生活，爱好什么就干什么，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搞什么女人就搞什么女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此人若生于寻常人家，不妨说倒是一位性情中人。可是一不留神，却做了皇帝。皇帝这角色，讲起来顶天立地，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只须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这角色对付得略像点样子，真的大不易。

说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虽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历来不少。不过，到帝制晚期，皇帝却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因为制度愈来愈严密，也愈来愈刻板。比照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君主的处境，我们明显看见帝权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时，所受到的掣肘也远为深刻，表面上，帝权益发伟岸，实则做皇帝者的个人空间反倒愈见局促———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明代皇帝，除开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这四位，其余没有不受“欺侮”的——要么深受重臣抑沮，要么为宦官近倖所挟持。再来看代明掌国的清代，都道有史以来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发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负重、终生气郁难舒……撇开外因不谈，儒家伦理(理学)对君主的道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乃不争的事实。总之，在明清两代，留给像先前的汉成帝、汉元帝、隋炀帝这类艳世风流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这类春花秋月皇帝的空间，是大为萎缩了。皇帝与其自身体制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强和扩大。隋炀帝或宋徽宗尽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虑搬出宫去以换取“自由”，但朱厚照则不行；祖制、祖训和家法这些无形大棒，暗中高悬在乾清宫宝座上方，随时会被辅臣、言官、太后或别的什么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别人不抡，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碍。

从公然弃乾清宫出走，并至死也不肯回来这一率性行为论，朱厚照的表现颇像“性情中人”，跟终于在大观园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贾宝玉，有相似处。但我们应该不加耽搁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绝或急欲摆脱的，乃是做皇帝的义务、责任和规约，绝不是皇帝的地位、权力和享受。他建造豹房，并以此将紫禁城取而代之，归根结底就出于一个目的：挣脱来自体制的对一个皇帝的种种束缚，然后彻底地丝毫不受约束地享受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能想出这样的点子，足见其稟性顽劣自古无匹。

实际上，他是用一定程度上的自贬自贱来实现其恣意享乐的目的，用名誉和尊严上的一定牺牲来换取在污泥浊水中撒欢打滚的快乐。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他祖上的叫花子出身，并怀疑这种遗传和血液质地在起作用。儒教中国极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每个人都各有其名分，失去名分或使名分淆乱，都将自取其辱、自败其身。朱厚照对此则根本不在乎，以为狗屁不如。呆在乾清宫(也只有呆在乾清宫)，他是皇帝名分，然他却宁可带着他那群下流坯，搬到“豹房公廨”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住下。按理，“公廨”本是皇帝臣属的官署，身为帝王放着皇宫不住，却呆在一个“公廨”里，这算哪门子事呢？朱厚照可不管这个；后来，他为了更进一步胡来，又运用同样思路把自己降格为“公爵”“大将军”，上演一幕又一幕荒唐闹剧。

他不待别人轻视他，自己先作践自己。你士大夫不是老跟我提什么祖训、什么“君君臣臣”么？我不要这“劳什子”、脚底抹油溜出宫去、再给自己封个“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官职，成不成？不成，我再给自己改个名儿，我不用爹妈起的名字“朱厚照”，我管自己叫“朱寿”，成不成？——既然我不是皇帝、我是“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我都不是朱厚照、我都改名朱寿了，你们还跟我絮絮叨叨什么呢？

这么匪夷所思的损招，没人想到只有朱厚照想到，不是他多么高明，无非是谁都不曾像他这般惫懒罢了。

但他绝非真的不要当皇帝了。推开了皇帝的名儿，却把皇帝的实一点也不放松地牢牢抓在手里。这才是他最最无赖之处。先皇三位顾命大臣，三个被撵跑二个，剩下那个基本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朝廷所养专事挑刺儿的科道官，也在“奸党榜”——正德元年九月，朱厚照在最后关头决定和“八党”站在一起，导致内阁辞职，事后，刘瑾一手炮制而以皇帝名义诏布天下“奸党榜”，内阁首辅刘健、次辅谢迁和户部尚书韩文分列前三名——打击之下惨遭重创。至于母后张氏，自弘治驾崩之后似乎就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了，朱厚照身世悬案虽然再也不曾沉渣泛起，但显然这对母子之间只是维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张氏大约只能在慈宁宫安享晚年，而绝不可能对正德皇帝行使什么母后的威仪。(注：朱厚照的生母，正史记载是张太后——弘治皇帝毕生“唯一”的女人。然而，这是一个重大疑案。据说朱厚照生母，实际上是某位宫女，因此还引发弘治年间的一桩大案“郑旺妖言案”，而且此案的不了了之，益显可疑。朱厚照的心理和人格发育许多乖常之处，似与生母悬疑有关。)此外还有何人？那个可怜的年轻的夏皇后和沈、吴二妃？说实话，朱厚照不理她们，她们就该知足。

因此，就算大逆不道，谁又能拿他朱厚照怎样？

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不在乾清宫玩儿了。老祖宗，拜拜；孔夫子老东西，拜拜；那张硌得人屁股疼的硬龙床，拜拜……

瞧他替自己选的地方：既出了紫禁城以外，又与它紧紧挨着。咫尺之间，若即若离，似是而非。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参透“边缘化”的好处与妙处之人。

他管它叫“新宅”，译作今语便是“新家”。一个“新”字，尽显他喜获重生的欣悦；而以此为“家”，实足反映他对紫禁城的不认同，以及在这里才找到自在与安全之感的内心。毫无疑问，迁出乾清宫、搬入豹房，对于朱厚照来说，具有一种打碎锁链、翻身解放的“伟大意义”。

一个十七岁少年，没有父兄管束，却拥有无边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钱财，法律对他不起作用，道德和舆论也悄悄躲到一边……试想这样一番情形，休说朱厚照，不拘什么人，哪有不堕落的？人性本恶；人类的向善意志，起因在社会。由于社会的形成，人类发现如果任凭每个人按其本性自由行事，只能不可收拾，而必须立出一些准则彼此共同遵守，于是始有禁忌，进而发展成宗教、道德、伦常、规约、法律和制度，这就是所谓“文化”。其间虽然也存在公平问题，但出发点则的确在于克服人的恶的本性，寻求社会和谐。可以说，人类之建立自己的文化乃是出于被迫，不如此，人必定形同禽兽；而自有文化以来，人类就沿着理性亦即善的方向一直前行，不断改进自己的文化，更多地抑制恶，更趋近于理想的善。此即人类及其文明之向善意志的由来。但在文明各阶段，社会制度总有疏漏与缺陷，不能将恶杜绝，甚至局部会有对恶的纵容和鼓励。朱厚照就面临着这样的纵容和鼓励，尤其当原本用以防范的机制和环节出现问题、失效的时候，制度中所保留的恶便借着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兼皇帝的朱厚照，大摇大摆地满足了自己。

朱厚照的豹房生涯，充满暧昧、晦涩的色调。

每当我想象豹房的时候，脑海浮出的是这样的画面：那应该是一处密室，昏暗、朦胧而幽深，屋子不小，却约莫只开设着一扇窗棂，天光从那里穿透进来，成为一道浑浊的光柱投射在地面；而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清晨时刻，在那光柱投下的地方，一个衣着华丽、满脸倦容的少年胡乱地躺在地上，他的头枕在另一个男人的怀中，此人年约三十，身体强健，却长着一副贪婪的嘴脸，即便在睡梦之中也仍能看出这一点；随着眼睛适应了屋内的昏暗，稍稍移动视线，我们很快发现，四周横七竖八还躺着很多人，都是随地而卧，毫不顾忌自己的姿势，就好像瞬间被人施了魔法而突然沉入梦乡，在他们身边到处散落着酒罐、酒杯，有的倾倒在那里，有的则摔成了碎片，果品也从案上滚落于地，一直滚到墙角方才止住……镜头再往上摇，我们会看到屋内摆放的一些奇特的木雕和悬挂着的绢画，甚至直接绘在墙上的彩绘，那些雕像带着明显的密宗风格，绢画和彩绘几乎无一例外是春宫内容，满目惟见男女赤裸交缠的肢体。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幅彩绘，上面的女裸体一望而知并非中土人物，画法亦出自域外，那沉甸甸的乳房，娆细、坚实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腰肢，丰硕的臀，粗壮和充满欲望的大腿，以及似乎疯狂扭动的躯体，加上立体透视笔触营造出的极度写实的效果，足以让任何生活在16世纪的中国人魂不守舍！

虽然这些场景系出笔者想象，其实却句句有来历。在史家并不完整然而不乏细节的描述中，豹房出入着诸如番僧、阿拉伯舞姬、高丽美女、江湖艺人、皮条客这样一些极具另类和异国情调的人，豹房的生活不仅是非正统的，尤其当理学完全统治着明代意识形态、一般社会道德趋于有史以来最保守状态的情形底下，豹房里的生活方式绝对具有颓废的、世纪末的、骇人的性质。朱厚照在豹房的所作所为，与当今及时行乐、追求感官刺激的嬉皮士式人物一般无二，只是彼时尚无摇头丸、大麻、海洛因、可卡因，否则，我绝不怀疑这位年轻的“问题皇帝”，将欣然加入“嗨客”一族行列，成为瘾君子。

知朱厚照者，江彬也。马昂之妹进入豹房，立即受宠；不是一般受宠，《明史》用词为“大宠”。此女虽系汉人，却懂“外国音乐”(“解胡乐”)、掌握外国语(“能道达(鞑)语”)，还“善骑射”，是个高品味、“外向型”佳丽。在正德如获至宝，而马昂所得，则远不止是官复原职——他一跃而被擢升为右都督；另外两个兄弟马炅、马昶，“并赐蟒袍”，即使最有权势的“大珰”(高级宦官)也都谄媚地称他们为“国舅”，朱厚照还特地在京城太平仓赐予府邸，安顿这一家子。

故事叙至此，还没出什么“彩儿”，假使仅仅如此，确也稀松平常。然而且慢，大家有所不知，那个女人——史书上都管她叫“马姬”——事实上已经嫁人，有老公，并且被送入豹房的时候正怀着身孕！

马姬的老公，我们只知道名唤毕春，也是一名军官，官职“指挥”，级别不高。自己怀着孕的老婆被献与皇帝，他作何反应，史书只字未提，亦不见他有沾光升迁的记录。此人的遭遇有点类似林冲林教头，只不过对手远非高衙内、高太尉那种级别，恐怕他连反抗的可能性都没有；当然，他老婆看来亦非林娘子，后者誓死不从，马姬在豹房陪王伴驾却很称职。

这里单讲一个姓刘的女人。北京以北至西北，沿长城一线，是明代抵御蒙古人的正面防线，称“塞下”。正德在其统治的中晚期，多次由这条线“北狩”，打的旗号是视边，实际则是找乐为主。当时说塞下有“三绝”：宣府教场、蔚州城墙、大同婆娘。(《稗说》，卷一)“三绝”中，令朱厚照最为心仪者，自然是后一绝。正德十三年他由大同然后榆林，然后，然后偏头关，然后太原，一路上“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到了太原，又“大征女乐”(《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也就是官妓。“偶于众妓中，遥见色姣而善讴者。援取之，询其籍，本乐户刘良之女、晋府乐工杨腾之妻也。赐之与饮，试其技，大悦……遂载以归。”(《武宗外纪》)也有记为此女名叫“刘良女”，《明史》则只简称“刘氏”。另外，朱厚照与之相遇的地点，有稗史说是在大同，而非太原。但不管她叫什么，朱厚照又是在哪里把她找到，总之，有个妓女在朱厚照生命的最后一二年间大放硕彩，这件事情本身是确实的。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笔者对此一直很是好奇。史家只是把她视为朱厚照诸多女嬖中的一个，除了告诉我们她非常受宠，对其本人情况则不屑于多费笔墨。而且，想当然地以为这不过是朱厚照享乐主义色情生涯的又一次简单重复而已——“试其技，大悦”——无它，唯技熟耳。但细读故事，从字里行间却品得出朱厚照之于此女，态度大迥异乎过往异性，包括那个曾令朱厚照交织着复杂情感的马姬。

官方的《武宗实录》记述说，刘氏进入豹房后，朱厚照对她的依赖程度，达“饮食起居，必与偕”的地步。“左右或触上怒，阴求之，辄一笑而解。”可见这妇人独具一种罕见之力，不仅令朱厚照在生活中须臾缺她不得，更从一贯的喜怒无常而忽然变得温驯豁达，甚至有些可爱。刘氏则赖此在豹房建立了很高威信，“江彬诸近幸，皆母呼之，曰‘刘娘’云。”这与先前马姬得宠，兄弟被“大珰皆呼为舅”似不完全相同，趋炎附势之外，好像还多一层敬惧。盖因朱厚照对刘氏，确非徒以玩物视之，实际上倒与她夫妻相待，甚至公开给她这种名分。正德十四年，朱厚照南巡，携刘氏同往。所到之处，凡遇名刹古寺，好佛的朱厚照必然造访，访问时，朱厚照都要“赐幡幢”，就像普通香客一定要烧香许愿一样；而“凡寺观钦赐幡幢，皆书‘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后军都督府镇国公朱寿，同夫人刘氏’，并列名于上。”(《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前已提到，“朱寿”及其一串头衔，乃朱厚照欲避免皇帝身分的烦扰而使“金蝉脱壳”之计，为自己虚拟的名讳与官职。现在，当着众人，他等于明白无误地宣布，在“朱寿”名义下，自己的妻子乃是这歌妓出身的刘氏，而非在紫禁城坐守空房的那三位尊贵后妃。

真正把刘氏在朱厚照心中分量彰显出来的，是这样一个近乎于爱情小说般的情节：自有刘氏以来，朱厚照便随身藏着一件多情的信物——一只刘氏送给他的簪子。这簪子，他永远带在身边，不拘在何处，见之如睹刘氏本人；舍此以外，它还额外具有一种凭据的功能。他俩曾约定，如他欲召唤于她，来人必须同时携有此簪，如若不然，任凭来人是皇上多么亲近的近臣，任凭来人身赉多么确凿的旨意，也都不足为信——此簪胜于一切，是他们私人情意的见证，连圣旨亦不能代！朱厚照启程南巡时，刘氏并未随行。也许朱厚照最初低估了他对刘氏的依恋，以为暂别旬月亦无不可。但分离不过数日，刚刚行至临清(河北山东交界处)，朱厚照就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对刘氏的思念是如此强烈，以致他相信整个南巡不能没有她的陪伴。庞大的车驾突然在临清驻跸不前，地方官根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而行在之内，朱厚照早已打发人回豹房迎请刘氏来此聚合，但却遭到拒绝——原因正在那簪子上。原来，出京之时朱厚照兴高采烈，纵马狂奔，“过卢沟[桥]，因驰马失之。大索数日，犹未得。及至临清，遣人召刘。刘以非信，辞不至。”(《武宗实录》，卷一七八)当朱厚照从碰了一鼻子灰的“天使”口中得知刘氏的回答，这个二十来岁、以往只有喜剧色彩的浪荡皇帝，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激情、充满荣誉感、也最挚诚的一个骑士般举动：他没有为刘氏的“忤旨”而恼怒，他承认与刘氏的约定有效并认为她有权拒绝自己；为了弥补自己不慎将信物丢失的过错，他二话不说，根本未做任何交待，自己轻装简从，带零星数人，由运河“乘舸晨夜疾归”，亲自迎取刘氏。这种狂热和对盟约的遵守，感动了刘氏，她于是从通州下运河，赶来相会，两人终于在潞河(现天津以北的运河河段，称潞河)见面，携手南来。令人喷饭的是，朱厚照不宣而去之后，大队人马茫然不知皇帝下落，次日好不容易探得其实，“侍卫官军纷纷北去”，但地方官始终不明就里，“询之”，随驾人员怎能据实相告？乃打马虎眼诳之：皇上想念太后她老人家，所以北归。山东巡按熊相居然一本正经地就此上疏，说：“陛下远念慈宫，中夜而返，不假名号，故无知者。仰惟陛下以万乘之尊，只挟三五亲倖及一二小舟，宵行野宿，万一不虞，如太后何？如宗社何？”(故事并见《武宗实录》，卷一七八，《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倘若他们得知，皇帝如此冲动，乃为一风尘红粉，全无太后什么事，会不会大呼：“狂晕ing”？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来人们对明皇贵妃事，津津乐道。岂知明皇之爱杨氏，远不好与正德对刘氏的情意比。前者为博杨氏一笑，命人千里兼程将岭南鲜荔送达长安，固然夸张，但平心而论，李隆基所需做的只不过是动动唇舌而已；怎比得朱厚照驾一小舟，夤夜疾驶，亲迎心上人于数百里之外？

正德和刘氏的故事，虽然不曾像明皇贵妃故事那样，引得骚人墨客铺陈穿凿，在诗坛曲苑留下诸多名篇(《长恨歌》、《长生殿》等)，但仍旧刺激了民间的想象力，捏造出不少传说来。到了清初，宋起凤便在其《稗说》里搜记了如下传说：

此时承平久，物力甚盛，边塞金钱充牣[盈满，充塞]，邸肆饶庶，四方商贾与豪贵少年游国中者云集。故上[正德皇帝]频幸私邸，人第[只，仅仅]目为军官游闲辈，概不物色[注目]也。惟姬某侍上久，私窃异之而未敢发[挑明]，但曲意承顺而已。稍稍事闻，外廷言官密疏谏止。上意亦倦，乃明遣中贵[宦官]具嫔礼迎姬某入内，居今之蕉园。宦寺皆称为黑娘娘殿云。自上纳妃后，代王大惊，疏谢向不知状。乃下有司，饰妃故居，朱其扉。边人至今骄话曰：我代邸乐籍[代王府所属艺人]，故尝动上眷[恋顾]也，非一日矣。

大意是说，当年朱厚照扮作青年军官，私游大同，于勾栏间遇刘氏，缠绵多日；后来以皇家礼仪，正式迎刘氏于大内，纳之为妃，至此，就藩于大同的代王方知其事，大惊上表谢罪，本地百姓则颇以皇上瞧上此间红尘女子为荣云云。这传说的基本情节，后为京戏所用，编成有名的须生唱工戏《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马连良、杨宝森等皆擅此剧，只不过将刘氏易名李凤姐，将俩人相遇地点改作酒肆而已。20世纪60年代起，《游龙戏凤》被当作黄色剧目遭禁，“文革”后始得复演。

由朱厚照昏头昏脑的举动和素日里待刘氏的态度，看得出他这一回是有些普通人恋爱的意思了。而此前的表现却都谈不上，包括对于马姬，虽然爱她，但仍未曾卸下皇帝的面具。试看他在刘氏跟前的情形，与一般被爱意烧得忘乎所以的普通人有何两样？尤其是，与刘氏相处，他明显在寻找与要求着“家”的感觉：起居必偕、夫妻相称；这种吸引，一定大大超乎单纯情欲之上的。所以我们实在忍不住要问，这刘氏究竟何等样人？她是怎么让这个多年来对女人只有动物式要求的人，突然之间生出世俗温情的？答案只能在刘氏身上，因为朱厚照还是那个朱厚照，他自己不可能一夜之间变作另一个人。但史籍却不给我们答案，刘氏在他们笔下，仍旧是以“技”取胜。值得注意的是，与刘氏的热恋，发生在朱厚照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南方巡幸回来不久，他就死去。难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厚照在生命将到终头之际，有浪子回头、厌倦了过去的肆纵生涯转而渴望温暖真挚亲情的迹象？这也是悬疑。实际上，朱厚照最后是孤独死在豹房，身边没有亲人——至少史籍没有提到刘氏曾经陪伴于他。刘氏何在？这故事的结局究竟怎样？不知道。

朱厚照崩后，太后张氏和内阁旋即解散豹房，“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还四方所献妇女”(《明史》，本纪第十六)。如果把朱厚照一生分为做储君与做皇帝的前后两半，则其后一半，差不多都与豹房紧密相连。十余年来，豹房出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闹剧、荒诞剧，以及形形色色的我该死——当然，偶尔也有言情片。不过，归根结底，豹房上演的是一出悲剧。为何这么说？我们只须想想，朱厚照入住豹房时，不过十七岁，春天一般的年龄，死时刚过三十岁。如此美好的年华，正该是勃勃向上、奋发健行的人生。可他却匿身密室，在阴暗幽晦之中醉生梦死，耽于各种感官皮肉刺激而无以自拔。他是这样损耗着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让它早早地衰老、烂去和朽掉。倘若他不是身不由己、糊里糊涂做了皇帝——他实在不适于做皇帝，哪怕从最无廉耻的善于享乐的角度说，他也不是做皇帝的料——而是像天下大多数普通少年一样地成长，他的一生想必不至于这么糟糕。

这悲剧，说到底是制度的悲剧。只要命中注定，不问什么货色，都把他弄到皇帝位子上。既害人民、国家，其实也害他自身。朱厚照这人，我是觉得他对自己的皇帝血统和出身，骨子里面有一种仇恨——尽管他同任何人一样，屁股一旦坐在那位子上，也禁不住它的纵容和诱惑，去施各种各样的淫威。但他还是有一种恨，潜意识的、无可奈何的恨。

将这种恨揭橥出来的，是正德九年正月的乾清宫大火。这场因朱厚照放灯而起的罕见的大火，彻底烧毁了作为帝权象征的乾清宫。《武宗实录》记其经过如下：

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致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负责机构]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即那个后来发动叛乱者朱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宁王府役隶]入宫悬挂。传闻皆附着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毡幙而贮火药于中，偶弗戒[小心]，遂延境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

——“是好一棚大烟火也！”细味当时情景，正德此言，碍难仅得以“没心没肺”视之，里面分明含着一丝怨毒，更透着大欢乐、大欣幸，仿佛这是大快人心之火，仿佛烧毁的不是他自己的寝宫，也不是他世代的祖居，而是一座樊笼。这跟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闻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语意何其相似？

为着这朦胧莫名的恨，朱厚照逃往豹房，但其实无处可逃。“皇帝”这个语词所固有的恶，不因他迁变居所而泯灭。它追逐着他，并且与豹房独有的病态相结合，更恣肆更彻底地毒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