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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新网  作者：亚瑟  原题为：杜甫没有想象的那么穷苦

唐宋以来，很多人都把杜甫当作受苦受难的典型，以为他大半生都处于饥寒交迫状态。刻画在人们脑海中的杜甫，无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穷愁潦倒的清癯老人的形象。这种认识和形象，跟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历史上的杜甫，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穷苦。

杜甫的后半生，跟妻子儿女分居两地，一家人为逃难翻山越岭的苦头是吃了不少，但真正濒临绝境，说得上饥寒交迫的，其实只有同谷时期。华州弃官之后，杜甫举家迁往秦州。初到秦州，杜甫一家居住在东柯谷。大概由于原先承诺能给予帮助的侄子杜佐，不能践诺，杜甫的西枝村草堂未能建成。不久，恰好有在同谷县为官的亲友来信相邀。于是，翻山越岭，又举家迁往同谷。不料，同谷的情况比秦州要糟糕得多。杜甫竟然落到须于寒冷的深秋亲自跑到山上捡拾橡果、栗子，穿着单薄的衣衫，扛着锄头在雪地里寻找黄独(山芋之类)，挖不到黄独，全家都得挨饿。

不过，同谷的悲惨生活没满一个月，杜甫一家就踏上了前往成都的道路。

杜甫一生其它时间的生活，虽然诗文中屡见诉苦哭穷的语句和片段。但实际上还是过得去的。诉苦哭穷，不排除杜甫出于谋求仕进需要的夸张成分，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现形式之一。换言之，这种穷苦，基本上是仕途坎坷、人生理想难以实现的困厄、苦恼，而不是物质生活的贫穷、凄苦。

三十五岁到长安谋求仕进之前，因为父亲健在，还有亲戚照拂，杜甫先后畅游吴越，跟苏源明等放荡齐赵之间，跟李白同游齐鲁，跟李白、高适相约游梁宋……对于其中“放荡齐赵”前后十年的生活情形，杜甫曾在《壮游》一诗中做了生动的描述：“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靑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显然，杜甫靑少年时期过的是无忧无虑、富裕快活的公子哥的日子！

在长安追求仕进的十年，被学者们称为“困守长安”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品，有不少诉苦哭穷的语句和片段。但我认为，这些语句和片段都不能坐实了看。因为，都可能含有杜甫自鸣悲苦以期打动他人恻隐之心、谋取功名踏上仕途的意图。须知，杜甫是官宦子弟，母亲出自唐朝望族清河崔氏，他的众多亲戚、妻族都是官宦人家。另外，《曲江三章》其三有“杜曲幸有桑麻田”之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下襄阳下洛阳”句下自注云“余有田园在东京”，《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有“两京犹薄产”之句。可见，杜家是有多处产业的。国家太平时期，杜甫一家靠收租生活，完全不成问题。

成都时期，先后有裴冕、高适、严武等地方高官的资助；夔州时期，又得到都督柏茂琳的大力资助；由四川至湖南的迁徙路上，又有若干为官亲友的资助与接待；杜甫一家“漂泊西南”的十年(760—770)，过的无疑是“地主阶级”的日子。成都草堂，杜甫能种那么多竹木、果树，土地面积不会太小；在幕府担任参军，当有薪水可领。在夔州瀼西，杜甫得到的住宅，附有果园四十亩；在江北东屯，又有稻田若干顷(公田一百顷的说法未必可靠)；夔州时期，有伯夷、辛秀、信行、阿段、阿稽等好几个当地土著“隶人”为其所用。所有这些，杜甫诗歌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漂泊西南”期间，也有朋友接济不周的时候，性情刚直的诗人对这种依靠亲友的生活，也并不心甘情愿。但是，人生天地间，谁的日子能是事事如意、年年富足、天天惬意的呢？生逢乱世，像杜甫那样，一路之上都有人资助照顾，可以处处为家，也堪称左右逢源了。

我认为，穷苦的杜甫，是诗人杜甫通过诗歌塑造出来的自传体文学形象；他真实的人生其实并没那么穷苦。至少，杜甫的一生，比貌似潇洒、飘逸的李白，要好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