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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作者：李锦绣，原题：《论“李氏将兴”——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一》

提要：本文在陈寅恪先生《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论述的基础上，对“山东豪杰”之说提出补充，指出隋末唐初山东豪杰分黎阳、瓦岗寨及豆子卤亢、高鸡泊两大集团，他们在政治上取向各异，其间的消长直接影响了武德贞观政治。“李氏将兴”虽在关陇集团内部提出，但也与黎阳山东豪杰有间接联系。这一系统山东豪杰从杨玄感起，就与关陇贵族建立了联盟，他们臣服于李密、李世民，是形势使然。李世民将这一联盟中关陇贵族提到为主地位，使山东豪杰为用，开创了唐代历史的新局面。

关键词：山东豪杰 关陇集团 李氏

隋末唐初，神州版荡，逐鹿群雄各树旗帜，称王号帝，但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只有李、刘二氏。“李氏将兴”与“刘氏主吉”，不但代表了关陇与山东两种势力，而且也反映了两种种族文化。“李氏将兴”，最终导致了唐帝登九五，君临天下；“刘氏主吉”在刘黑闼平定后，对唐代政治文化仍有影响，直到安史乱后。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探讨武德年间河北山东之乱，探讨山东豪杰与武德、贞观政治的关系，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李氏将兴

隋末，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语广为流传，李密、李渊、李轨均先后以之号令天下。《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616)条略云：

李密自雍州(邱)亡命，往来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密也。”

李密后来主权瓦岗，瓦岗寨成为各路英雄辐辏之地，不能说不与此谶语大有干系。《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略云：　　

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

李渊自认为天命所归，并以之直取关中，号令天下，成为真正代隋的李氏。《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617)六月条云：　　

李轨为河西诸胡所推，因其姓氏，可见“李氏当王”谶语广闻于天下。李唐代隋，谶语只是一个借口，李渊、李密、李轨等均利用谶语，以示己为天命所归。那么“李氏将兴”是如何产生的呢？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本纪第一武德八年(625)条云：　　

寅恪先生的批注解释了“李氏将兴”谶语出现的原因。据《周书》卷二五李贤传，知其先为陇西成纪人，贤后魏时因战功，累镇原州、瓜州，进爵河西郡公。周高祖及齐王宪皆养于贤家，高祖幸贤第，恩赐无比，“贤门生昔经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帅都督，六人别将。奴已免贱者，五人授军主，未免贱者十二人酬替放之”，“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后征拜为柱国大将军。子端，赠上大将军；吉，仪同三司；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国，广宗郡公；李轨，开府仪同大将军，升迁县伯；询，上柱国，陇西郡公。据《隋书》卷三七李穆传，李贤之弟穆，周佐命功臣，进位上柱国，拜大左辅，并州总管。隋高祖作相，密表劝进，直接导致了隋的建立。高祖受禅，穆来朝，“高祖降坐礼之，拜太师，赞拜不名，真食成安县三千户。于是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子忄享，早卒；怡，官至仪同，早卒；雅，授大将军，开皇初进爵为公；恒，官至盐州刺史，封阳曲侯；荣，合州刺史，长城县公；直，车骑将军，归政县侯；雄，柱国，密国公，骠骑将军。李氏门庭盛大，正如李崇所谓“合家富贵者数十人”，这样的大族为所忌，为天下瞩目，在所难免，故穆传末史臣曰：“穆之子孙，特为隆盛，朱轮华毂，凡数十人，见忌当时，祸难专及。”但真正促使炀帝杀李穆家族的还是因李浑及李敏。《隋书》卷三七略云：

《隋书》认为李穆族诛是由于李浑与宇文述结怨，故将灭族事系于浑传，实际上，安伽陀之言与炀帝所忌者却是李敏。同书同卷略云：　　

杨坚女为周宣帝后，坚据之夺宇文氏皇位，故称“公主有大功于我”，李敏尚周宣帝女，因之而拜柱国、增食邑、典禁兵，难免会受到夺周不以其道的杨隋政权的猜忌，但真正引出“李氏当王”的图谶的应是“遣敏于黎阳督运”。据浑传，安伽陀称图谶有李氏为天子在帝讨辽东时，炀帝在大业七年(611)至八年(612)八月、九年(613)正月至六月，十年(614)三月至八月曾三次讨辽东，安伽陀上言当在大业十年，因为据敏传，此前炀帝对李穆家族并无忌讳，安伽陀进言后，炀帝才借口“洪”字当谶，令敏引决，敏因数与金才、善衡等密议，才使宇文述得以进谗诛杀。那么，是什么促使安伽陀在大业十年对炀帝议诛诸李呢？我认为就是李敏于黎阳督运一事。《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云：　　

玄感为炀帝夺位功臣杨素之子，累世尊显，家门鼎盛，虑帝猜忌，大业九年利用伐辽东时于黎阳督运的条件，起兵反隋。据同书卷四炀帝纪，征辽东兵“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玄感领馈运，据黎阳联络山东豪杰，诸弟从征者亦领兵，东都、关中岌岌可危，炀帝急忙班师平叛。事隔一年，黎阳督运事由李敏负责，而李敏家族之盛，从征子弟之多又远过于杨玄感。敏妻表中所谓“若复渡辽，吾与汝必为大将……子弟响应，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虽为宇文述杜撰，但大业十年李敏于黎阳督运，“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当是事实。安伽陀正是看到这一点，才谎称图谶，观炀帝尽诛诸李，诸李当指从帝东征的李敏族人。炀帝此次征辽，匆忙班师，也为上述论点提供了旁证。《通鉴》卷一八二大业十年条略云：　　

高丽困弊，来护儿所战皆捷，直抵平壤。从护儿与崔君肃的争论看，这次可一举彻底平高丽是人所共知的。但誓平高丽的炀帝为何放弃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而受降班师呢？更可论者，《隋书》卷四记载此次出兵前诏书尚云：

高元伏钅质泥首，送款军门，寻请入朝，归罪司寇。朕以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靡悛，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丸都，观兵辽水。

高元请降不足信，伪降不改，故再度出师，但此诏言犹在耳，为何炀帝在高元乞降时又“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呢？是否为炀帝听信了安伽陀的话而疑李敏家族，匆忙班师呢？史籍无确载。但从方士进言，炀帝班师，其后因“洪”字讽李敏引决的一连串事件看，炀帝匆忙班师的主要原因在于忌于黎阳督运的李敏。

李穆家族为隋关陇集团盛门。《隋书》卷二开皇十七年(597)四月条略云：　　

李密所建立的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的联盟与杨玄感建立的一样，虽关陇贵族为首领，但联盟内部仍以山东豪杰意志为主，这突出表现在攻东都与入长安的问题上。《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后赞曰：　　

东都是山东豪杰的政治中心，而入长安是关陇集团的意志。李密曾劝杨玄感直接入长安而玄感决意攻东都，到了李密领导瓦岗寨时，又走了杨玄感的覆辙。同书同卷密传略云：　　

护军柴孝和说密曰：“秦地阻山带河，项背之亡，汉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让保洛口，公束铠倍道趋长安，百姓谁不郊迎？是征而不战也。众附兵强，然后东向，指扌为豪杰，天下廓廓无事矣。今迟之，恐为人先。”密曰：“仆怀此久，顾我部皆山东人，今未下洛，安肯与我偕西？且诸将皆群盗，不相统一，败则扫地矣。”遂止。

杨玄感坚持攻洛时借口“百官家口在东都”，而李密则说得更加明白，“山东人”指的就是山东豪杰，他们因李密为杨玄感部下、为关陇贵族而推之为主，但他们是李密集团中的主要势力，李密攻取方向则由他们的政治中心左右，这是李密与杨玄感时关陇贵族与山东豪杰联盟的特色。而真正能够占领关中，然后东向指挥山东豪杰的是李唐王朝，这些山东豪杰到了李世民手下，才又重新形成了有别于杨玄感及瓦岗寨的关陇—山东联盟，即关陇势力为主，山东豪杰为用。

李密失败后，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大都降唐，这是自杨玄感、李密所建立的关陇、山东联盟形势使然，这部分山东豪杰乐于投奔关陇贵族。《旧唐书》卷六七李责力传略云：

李责力也参与了劝翟让接纳李密，可见责力心向关陇，故密败后，随密归唐。同书卷六九云：　

同书卷八三略云：　　

李密败后，一部分将领落入王世充手中，这些将领除单雄信外，大多弃充而归唐。《旧唐书》卷六八略云：　　

《新唐书》卷九四略云：　

王世充本西域胡人，因隋乱而据洛阳，秦叔宝、程知节、李君羡弃之归唐，鄙薄世充为人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归窦建德等其他割据势力而降唐，主要是因为瓦岗寨所形成的关陇与山东联盟的因子。李密败亡，八大柱国李虎后裔李渊为关陇贵族的代表，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纷纷降唐，也就不足怪了。《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略云：　

“东人“指山东人。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结成了稳固的联盟；这些山东豪杰来源如何呢？据同书巢王元吉传，建成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请同行”，可见除徐责力、李靖外，上引四人为秦府骁将的代表。四人中秦叔宝、程知节为瓦岗寨系统，已具上论，段志玄，《新唐书》卷八九略云：　　

齐州临淄人……大业末，从父客太原，以票果，诸恶少年畏之，为秦所所识。高祖兴，以千人从，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破窦建德，平东都，迁秦王右二护军。隐太子尝以金帛诱之，拒不纳。段志玄亦为山东豪杰，因客居太原，早从高祖，与秦叔宝、程知节的经历不同。

尉迟敬德，尚需多论。《旧唐书》卷六八略云：

尉迟敬德也是山东豪杰，但出身于刘武周系统。刘武周与河北窦建德、刘黑闼集团更为接近，故而刘武周部下即使暂时降唐，其后仍要叛去。尉迟敬德在其系统中，未必不与寻相一样思叛，赖太宗惜其骁勇，推赤心置人腹，用之不疑，感化了敬德，使之始终尽忠尽力。结合段志玄传看，隐太子等拉拢秦府武将的目标是段志玄、尉迟敬德，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在建成、元吉看来，段与尉迟二人不出身瓦岗系统，未必能尽忠秦王，易于拉拢，而出身瓦岗寨系统的徐责力、秦叔宝、程知节等虽然也骁勇无比，但隐太子等知其不可能背叛秦王，故而未行拉拢、贿赂事。据此可见，太宗虽与山东豪杰结盟，但其中最主要也是最信赖的是出身于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不论是统一天下，谋取帝位，还是后来贞观年间的对外战争，太宗真正用之不疑的多出身于瓦岗寨系统。

尉迟敬德屡救太宗于危难，并且在玄武门事变中亲手射死元吉，功勋卓著，但这些并未彻底消除太宗的疑心。《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639)二月条云：　

太宗疑敬德反，除了敬德出身刘武周系统外，别无解释。敬德其后亦认识到了这一点，《旧唐书》卷六八云：　　

敬德在贞观年间，除征高丽外，未被授权参与任何战役，与李责力、程知节等很不相同。《旧传》称“敬德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恐怕其间亦有太宗本人的顾忌与猜疑，敬德不与外间交通十六年，当是因太宗之疑而知惧。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敬德性直，而是因其不出身于瓦岗寨系统所致。以上论述了瓦岗寨(黎阳)系统山东豪杰与杨玄感、李密、李世民结盟的经过，这部分山东豪杰接纳关陇贵族为其领导，信奉“李氏将兴”，最后归于秦王，李世民改变了关陇与山东联盟中山东豪杰为主的局面，建立了关陇为主、山东豪杰为用的新联盟，用之不疑，不但因之统一了中原、夺取了帝位，而且建立了贞观武功。同是山东集团，这一部分的豪杰写下了与高鸡泊系统豪杰截然不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