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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作者：王永平 孙艳庆，原题：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晋宋更替在中古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不仅是刘氏与司马氏皇族姓氏的转移，而且是寒门庶族取代门阀士族操控皇权的质的转变。刘宋的建立者刘裕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传统的士族阶层迥然不同。门阀士族社会具备多方面高雅的文化特征，这是其家族门风家学长期熏染的结果，而寒门庶族则保持着村野鄙俗社会风尚。本文就刘宋皇族的文化特性及其表现略作论述。

一、刘裕之“本无术学”及其表现

众所周知，刘裕在东晋后期凭借北府兵的武装势力夺取了统治地位。就其阶级出身而言，则属于寒门庶族，缺乏文化教养，其言行举止与高级门阀人物不同。首先，在为人方面表现为“轻狡无行”。《通鉴》卷111记载刘裕“及长，勇健有大志。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里所贱。”《通鉴》卷113又载：“初，裕名微位薄，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魏书》卷38《刁雍传》载雍伯父逵“以刘裕轻狡薄行，负社钱三万，违时不还，执而征焉。及裕诛桓玄，以嫌故先诛刁氏。”刁氏为侨居京口之士族，其视刘裕“轻狡薄行”，代表了士族社会的一般看法。在中古时代，“轻狡无行”是士族社会对寒门人物的贬斥之词，指其缺乏文化教养，具有流氓习气。《宋书·符瑞志上》称刘裕“少时诞节嗜酒”。所谓“诞节”，也指其行为放任，不合礼法。这有很多实例，如刘裕自少便耽于樗蒲，这是一种当时颇为流行的赌博游戏，一些上层人物也间有热衷于此者，但终究属于层次不高的卑俗之事。刘裕后来虽地位崇重，但依然热衷樗蒲。《晋书》卷85《刘毅传》载：

后于东府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坐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铁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

刘裕赌技与心理俱佳。《宋书》卷64《郑鲜之传》也载：“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樗蒲，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鲜之大喜，徒跣绕床大叫，声声相续。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可见刘裕及其北府兵集团樗蒲之风甚盛。

此外，刘裕不善书法、音乐、谈论与诗赋等文雅之事。《魏书·岛夷刘裕传》称其“意气楚刺，仅识文字”。刘裕的书法水平很差。《宋书》卷42《刘穆之传》：“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刘穆之是刘裕最信重的心腹之人，他之所以处处提醒刘裕，正是由于其“举止施为”粗陋无学养。具体到书法，这是士族子弟必具的基本修养，而刘裕“书素拙”，因此刘穆之只有劝其“纵笔为大字”以藏拙遮羞。

刘裕不懂音乐。《南史》卷1《宋高祖纪》载：“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载崔祖思上书齐高帝陈事亦云：“宋武节俭过人，……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此事发生在义熙初年(405)，刘裕执政未久。这里的所谓“音乐”，主要是指雅乐，体现着上层文化士族的欣赏趣味，刘裕在内心存在着深层的隔膜和抵触情绪。

刘裕不通清谈玄理。《宋书》卷64《郑鲜之传》：“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

刘裕更缺乏诗文辞赋创作的能力。《南史》卷19《谢晦传》载：“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臣并作。”刘裕有意作诗，谢晦“恐帝有失”而代作。

刘裕在语言上“楚言未变”。东晋南朝时代，语言是区分和判断一个人社会等级地位的重要标准。陈寅恪先生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等文中反复强调指出，东晋南朝的侨寓士族以汉晋旧都洛阳语音为准，江东本土的士族阶层也如此，而江东下层土著社会阶层则说吴语。不过，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郡侨居的徐州等地移民及其后代(属汉代西楚地区)则比较特殊，他们既没有高级士族化而成为“雅言阶级”，也没有完全融入江东本土社会中而操吴语，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原本的乡音，即“楚言”。沈约在《宋书》卷52传末“史臣曰”中说：“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陈寅恪先生据此有论云：“刘宋皇室之先世，本非清显，而又侨居于北来武装集团所萃聚之京口，故既未受建邺士人即操洛阳雅音者之沾溉，又不为吴中庶族即操吴语者所同化，此所以累叶江南而其旧居彭城即楚地之乡音无改也。沈休文以宋高祖‘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为言，是南朝士流之鄙视楚音，据此可见矣。”刘裕家族“言音甚楚”，这便决定了其非文化士族的地位。

当时士族社会子弟讲洛阳话、善书法、能谈论、通音乐、赋诗作文等，这都是基本修养，而刘裕则无一擅长。不仅如此，士族名士在精神气质上还有种种表现，诸如其容止风度一类，刘裕更是毫不具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刘裕完全是一个粗鄙的武夫。刘裕如此，反映出其家族文化背景与基础，此后，随着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一文化特征便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世代延续，对刘宋的社会文化风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刘宋皇族子孙在文化上之普遍“庸鄙”化

一般说来，下层社会在其社会地位提高后，在文化方面的变异与提升速度往往会加快。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古时代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寒门庶族的文化积累及其变化，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以刘宋皇族之文化而言，不仅不能与传统的高门世族相比，即便与晚起的南朝齐、梁皇族相比，也相形见绌。正因为如此，刘裕建国后，其子孙普遍表现出粗鄙化的作风。

从刘裕诸子的情况看，其长子刘义符，《宋书》卷4本纪载“帝有旅力，善骑射，解音律”。彭城王刘义康，《南史》卷13本传载：“义康素无术学，待文义者甚薄。袁淑尝诣义康，义康问其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义康曰：‘身不识也。’淑又曰：‘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其浅陋若此。”《宋书》卷70《袁淑传》载淑为义康属吏，“义康不好文学，虽外相礼接，意好甚疏”。刘义康一度深得宋文帝信重，后因专权失宠，被贬斥，沙门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卷10(武二王嘭城王义康传’衡阳王刘义季，《宋书》卷61本传载：“义季素拙书，上听使余人书启事，唯自署名而已。”刘义季的书法很差，与乃父相同，其文化素养极低。南郡王刘义宣，《宋书》本传载其“生而舌短，涩于言论”，宋文帝以其“人才素短”，不堪居大任。诸人与乃父相似。

刘宋宗室子弟也多如此。如刘裕弟长沙景王刘道怜，《宋书》卷51本传载：“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道怜一门颇得刘裕、刘义隆父子提携，然多无学识，如道怜子刘义綦，“元嘉六年，封营道县侯。凡鄙无识知，每为始兴王溶兄弟所戏弄。溶尝谓义綦曰：‘陆士衡诗云：营道无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义綦曰：‘下官初不识，何忽见苦。’其庸塞可笑类若此。”他连陆机何许人都不知道，确实太无知了。刘道怜孙子一辈依然“庸塞可笑”。如刘韫，“人才凡鄙”，明帝时出镇湘、雍，“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图示征西将军蔡兴宗，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指韫形问之曰：‘此何人而在舆？’韫曰：‘政是我。’其庸鄙类如此。”刘韫弟刘述“亦甚庸劣。从子俣疾危笃，父彦节母萧对之泣，述尝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俣进之，皆莫知其意。或问焉，答曰：‘礼云，有疾饮酒食肉。’述又尝新有缌惨，或诣之，问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恬。’次访其子，对曰：‘所谓父子聚扈。’盖谓唐为忧也。”刘袭，明帝时出镇郢州，“袭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恽上听事，纲纪正伏阎，怪之，访问，乃知是袭。”刘遐，“人才甚凡，自讳名”，其兄刘秉为吏部尚书，遐累求为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于听望不足。”诸人皆为刘宋宗室第三代人物，依然如此不学无术，刻意附庸风雅，却往往弄巧成拙，难怪史称“时宗室虽多，材能甚寡”。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刘宋统治者社会地位的上升，其家族子孙在文化上也并非毫无起色，个别人物表现出名士化的特征。如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宋书》卷61本传载：“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玩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宋书》卷67《谢灵运传》亦载：“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可见刘义真“爱文义”，与谢灵运、颜延之等名士交往甚密。在这些名士的影响下，刘义真具有了一些名士的特长，比如能够清谈，《南史》卷13《庐陵王义真传》便载谢晦“造义真，义真盛欲与谈”。又如刘裕弟刘道规子刘义庆，《宋书》卷51《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载其曾出镇荆州，“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将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刘义庆幕府招集了不少文学之士，编撰了《世说新语》等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

就赳宋皇族的总体状况而言，宋文帝一支的“文士化”程度最为突出。《宋书》卷5《文帝纪》载文帝为刘裕第三子，“博涉经史，善隶书”。关于文帝善书法，王僧虔《论书》云：“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文帝也好围棋，据《南史》卷36《羊玄保传》，当时羊玄保以棋艺高超著称，“文帝好与玄保棋”。此外，在音乐方面，文帝也有兴趣，《宋书》卷69《范晔传》载范哗“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哗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文帝还提倡辞赋创作，《南史》卷37《沈庆之传》载“上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云云；又，《宋书·谢灵运传》载文帝一度对谢灵运“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谢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凡此都可见出宋文帝在文化上的兴趣。在宋文帝的影响下，其子孙在与文士的交往中，潜移默化，表现出文士化的倾向和特征，如此后的孝武帝、宋明帝等，皆为文帝子，他们在文学才艺上都有一定的才能。

对文化程度最高的这一支刘宋皇族子弟，我们也要需要略作分析：一是在其文化兴趣上，他们虽模仿士族名士外在的一些文化“才艺”，而对士族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经史文化和高妙的玄理谈论则颇为生疏。不仅如此，其文化取向还一度引起了当时文化风尚的变化，史称“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宋皇族子孙在文学上对民间流行音乐颇为爱好，直接影响到当时一些士人的文学创作和新的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二是宋文帝及其子孙与士族名士之交往，并非完全出于对文化的重视，而往往具有附庸风雅的目的，如文帝孙建平王刘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以收名誉，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属意焉”。所谓“倾身礼接，以收名誉”，显然具有政治动机。三是即便在这一房支中，不少人物依然鄙陋粗俗。《宋书》卷72载文帝子晋平王刘休祐“素无才能，强梁自用”；《宋书》卷79载庐江王刘秫“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铄蚤薨，铄子敬渊婚，秫往视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礼不举乐，且敬渊等孤苦，倍非宜也。”’桂阳王刘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谨涩无才能”。

三、刘宋皇族子孙在行为上之无视礼法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1“宋齐多荒主”条指出：“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继出，盖劫运之中，天方长乱，创业者不永年，继体者必败德，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辄覆灭，此固气运使然也。”他在同书“宋世闺门无礼”条中便详细罗列刘宋皇族子孙渎乱礼法之行为。概而言之，刘宋皇族子孙之不遵礼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刘宋统治者耽于游戏，宫廷生活鄙俗化

少帝刘义符，《宋书》卷4《少帝纪》载其在刘裕死后，常“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可见刘宋宫廷中充满了世俗文化的气息。刘宋末代之君刘昱依然如此，《宋书》卷9《后废帝纪》载：“初昱在东宫，年五六岁时，始就书学，而惰业好嬉戏，主帅不能禁。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渐长，喜怒乖节，左右有失旨者，辄手加扑打。徒跣蹲踞，以此为常。主帅以白太宗，上辄敕昱所生，严加捶训。”宋明帝教子如此粗暴，其效果则极差，明帝死后，刘昱胡作非为，终日游荡，“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营署，日暮乃归。……自京城克定，意志转骄，于是无日不出。与左右人解僧智、张五儿恒相驰逐，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帝著小袴褶，未尝服衣冠。或有忤意，辄加以虐刑。有白桔数十枚，各有名号，铖椎凿锯之徒，不离左右。尝以铁椎椎人阴破，左右人见之有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过。于灵耀殿上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于御床侧。……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炼金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刘宋一代，其宫廷生活之世俗化、寒门化风尚大体如此。

刘宋皇族子弟肆意酗酒、嘲戏。如宋孝武帝，《南史》卷34《沈怀文传》载：“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上谓故欲异己。”《南史》卷2《宋孝武帝纪》亦载：“帝末年为长夜之饮，每旦寝兴，盥嗽毕，仍复命饮，俄顷数斗，凭几昏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孝武帝酣饮之后或辱骂朝臣，或强迫其互相嘲戏。《宋书》卷59《江智渊传》载：“上每酣宴，辄诟辱群臣，并使自相嘲讦，以为欢笑。智渊素方退，渐不会旨。尝使以王僧朗嘲戏其子景文，智渊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渊伏席流涕，由此恩宠大衰。”宋明帝也如此，《南史》卷37《沈文季传》载：“明帝立，为黄门郎，领长水校尉。明帝宴会朝臣，以南台御史贺咸为柱下史，纠不醉者，文季不肯饮，被驱下殿。”其他宗室诸王也多酗酒，如衡阳王刘义季，《宋书》本传载其“素嗜酒，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之饮，略无醒日”。其主持军政，常“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

刘宋帝王尤好戏弄朝臣，如《宋书》76《王玄谟传》载：“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鳓。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又刻木作灵休父光禄勋叔献像，送其家厅事。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凡所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又宠一昆仑奴子，名自主。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宋书》卷100《自序篇》载沈伯玉以文义才学见知于孝武帝，“上以伯玉容状似画图仲尼像，常呼为孔丘”。又如文帝第十子武昌王刘浑，《宋书》本传载其“少而凶戾，尝出石头，怨左右人，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弑立，以为中书令。山陵夕，裸身露头，往散骑省戏，因弯刀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为笑乐。”

刘宋诸帝又多好射雉。如宋明帝，《南齐书》卷32《褚炫传》载其“从宋明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帝甚猜羞，召问侍臣曰：‘吾旦来如皋，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独曰：‘今节候虽适，而云露尚凝，故斯晕之禽，骄心未警。但得神驾游豫，群情便为载爟。’帝意解，乃于雉场置酒。迁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又，“宋时，(齐)武帝与(扌为)同从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扌为)得早青瓜，与上对剖食之。”后废帝也有此好，《宋书》卷94《恩幸·阮佃夫传》载“废帝猖狂，好出游走，……(泰豫)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南齐书》卷56《幸臣·吕文度传》载“元徽中，为射雉典事”。可见刘宋内廷设有专门管理射雉的机构。

刘宋统治者普遍热衷樗蒲，如孝武帝，《南史》卷34《颜师伯传》载其曾与“(颜)师伯樗蒲，帝掷得雉，大悦，谓必胜。师伯后得卢，帝失色，师伯遽敛子曰：‘几作卢。’尔日，师伯一输百万。”又宋明帝，《南史》卷46《李安人传》载明帝“大会新亭楼，劳诸军主。樗蒲官赌，(李)安人五掷皆卢。帝大惊，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这些娱乐活动，如宫中酤卖、酗酒、射雉、游玩、嘲戏、樗蒲等等，都是民间寒贱社会盛行之风气，由于刘宋统治者之喜好而盛行当时之宫廷。

2.刘宋皇族子弟随心所欲，亵渎礼法制度

刘宋皇族子弟缺乏礼法教养，在日常生活中随心所欲。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普遍不遵儒家孝道。《宋书·少帝纪》载刘义符在刘裕死后，“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绞，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宋书·庐陵王刘义真传》载其在刘裕死后，“将之镇，列部伍于东府前，既有国哀，义真所乘舫单素，不及母孙修仪所乘者。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因宴舫内，使左右剔母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胜者。”又，《宋书》卷69《刘湛传》载：“庐陵王义真出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湛又为长史，太守如故。义真时居高祖忧，使帐下备膳，湛禁之，义真乃使左右索鱼肉珍羞，于斋内别立厨帐。会湛入，因命臑酒炙车螯，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旦甚寒，一盌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又如前废帝继位前不为乃父孝武帝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奴’，又遣发殷贵妃墓，忿其为孝武所宠。”他对路太后也极不尊重，“初太后疾笃，遣呼帝。帝曰：‘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语侍者：‘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宁馨儿！”前废帝对诸位叔父多有猜疑，囚于宫中，“休仁及太宗、山阳王休韦占，形体并肥壮，帝乃以竹笼盛而称之，以太宗尤肥，号为‘猪王’，号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东海王祎凡劣，号为‘驴王”’，常以对待牲畜的方式来处置诸王，甚至“常于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杨太妃，左右并不得已顺命，以至右卫将军刘道隆，道隆欢以奉旨，尽诸丑状”。宋明帝则可能谋害路太后。《南史》卷11《宋孝武路太后传》：“初，明帝少失所生，为太后所摄养，抚爱甚笃。……及闻义嘉难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饮酒，置毒以进。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寿。是日太后崩，秘之，丧事如礼。”后废帝对养母明帝王皇后也如此，《宋书》卷41《明帝王皇后传》载后废帝即位后不服太后管教，竟“欲加酰害，已令太医煮药，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会。’帝曰：‘汝语大有理。’乃止。”前废帝与后废帝如此对待父母，毫无孝道可言！

刘宋帝王中甚至有人在宫中公然举行淫秽表演。《南史》卷2《宋前废帝纪》载前废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倮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宋明帝也如此，《宋书》卷41《明帝王皇后传》载：“上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后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妇人形体。以此为乐，外舍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明帝王皇后出自琅邪王氏，她对明帝这一做法的态度，反映出高门世族对刘宋皇族门风的不满。

特别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刘宋皇族内部屡生乱伦之事。这方面的事例甚多。如宋孝武帝与其生母路太后关系暧昧，《宋书·后妃·文帝路淑瑗传》载“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据《宋书》卷68《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闺庭无礼”，与其叔父南郡王刘义宣“诸女淫乱”，并将其从妹纳入后宫，封为殷贵妃。《南史》卷11《后妃·孝武帝殷淑仪传》载：“殷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也。丽色巧笑。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宠冠后官。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及薨，帝常思见之，遂为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如此积日，形色不异。追赠贵妃，谥曰宣。”刘义宣与宋文帝为嫡兄弟，其女与孝武帝则为从兄妹，为掩人耳目，孝武改其为殷氏。前废帝则纳其姑母于后宫，《宋书·后妃·前废帝何皇后传》及《宋书·前废帝纪》载何皇后兄何迈尚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废帝纳公主于后宫，伪言薨殒，杀一婢送出迈第，殡葬行丧礼”，为掩人耳目，称公主为谢贵嫔。《宋书》卷72《南平穆王铄传》载刘铄妃江氏，前废帝曾召其入宫，“使左右于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谓曰：‘若不从，当杀汝三子。’江氏犹不肯。于是遣使于第杀敬猷、敬渊、敬先，鞭江氏一百。”

其他皇室成员尤其公主群体，也多有此类乱伦的情况，《宋书》卷46《赵伦之传》便载宋文帝子始兴王刘溶与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私通，二人为嫡兄妹关系，竟如此乱伦d刘宋公主多淫乱，其中最疯狂的代表人物是孝武帝女山阴公主。《宋书-前废帝纪》载“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她又以吏部郎褚渊貌美，“就帝请以自侍，帝许之。渊侍主十日，备见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褚渊尚宋文帝女南郡献公主，山阴公主当称之为姑父，她竟公然逼为淫乱，其所作所为，确实令人发指。可见刘宋之君主、王侯、公主、妃嫔等皆淫乱成风。宋文帝子刘昶因故出逃北魏，世人讥讽其“闺门喧狠，内外奸杂”。所谓“闺门喧猥，内外奸杂”，确实反映出刘宋皇族其门风的特点。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11“宋世闺门无礼”条中曾指出：“宋武起自乡豪，以诈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及也，是以官闱之乱，无复伦理。”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59“殷淑仪”条中考述宋孝武帝与前废帝父子分别纳从妹与姑母于后宫，以为“洵可云家法相承，是父是子，宋中荐之不可道一至于此。”所谓“家法相承”，点出刘宋皇族子弟荒诞言行的家族门风之深因，可谓有识。

综合上述，可以说，作为非礼法的寒门阶层，刘宋皇族在取得统治权及其社会地位上升后，其寒门习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即文化之浅陋与作风上之无礼。魏晋以降，世家大族占据社会之统治地位。这些世族门第虽崇尚玄学自然之道，但他们皆具有深厚的儒家礼法传统，其名士表面上放情肆志，但其家族内部则无不有其严格的家教门风。他们的放达往往具有内在的节制与底蕴，显现出高雅的情致。而刘宋皇族子弟的种种荒诞言行，根本没有世族门第的文化精神的规范与调谐，表面上与玄学名士相近，而实际上则南辕北辙。对此，钱穆先生曾指出：“此等皆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与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虚无放达的人生理论)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又说：“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是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刘宋皇族人物的种种表现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