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实、质朴得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这就是张绍杰给人的第一感觉。但相处起来，又发现他带有一种幽默和灵动，好像生活中的润滑油。在日常生活为人处事上，他天然带有一种游刃有余的能力，但在绘画上，他又有相当“轴”的一面，这种固执主要体现在他对绘画技术的执着上。

　　或许正是这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性格特点，才使他走上了既不放弃技术，又不放弃观念探索的绘画之道。

　　绘画家的道路

　　与其称张绍杰是艺术家，我更情愿称他是绘画家。“艺术家”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而“绘画家”则显得朴实、稳重、裹挟着对绘画的执着——在这样一个让大多数人都坐不住的时代，“绘画家”这个称呼表达了我对这一类人的由衷尊重。

　　张绍杰1965年生于北京通州，1991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1999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同等学历硕士研究生班，师从著名油画家朱乃正、詹建俊；2005年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从著名当代油画家石冲——他的30多年人生，都与油画结缘。他的多幅作品被国内外艺术馆及收藏家收藏，其中2010年的《爨底下村长家》被国家永久收藏，2009年的《米脂杨家沟》被中央党校图书馆收藏， 2006年的《陕北风情》组画被意大利某银行收藏，2004年的《陕北风景》、《踢毽子》被宁夏自治区政府收藏。应该说，他是一个从内心深处热爱绘画的人。

　　杜尚以来，绘画存在的价值和方向便开始备受争议。从当下绘画界来看，绘画的方向大概分成了三种：一种是“技术流”，继承传统、古典绘画的核心价值——强调绘画性、技术性、手艺性。通俗来说，就是绘画的功力好，技术好，能画得精彩；第二种是“观念派”，以革新的姿态将古典绘画中技术、语言等核心价值剥离，而走向纯粹的思想性，画得好不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绘画的思想体系是否缜密、有意义；第三种属于二者的中间派，一方面不愿意放弃绘画的技术性，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纯粹依靠绘画技术支撑的绘画无法进入当代语境，所以力求在技术与思想之间寻找到分寸感和平衡点，而这也就成了最艰难的选择。

　　张绍杰属于从第一类走向第三类的画家。在绘画的方向性问题上，张绍杰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绘画界颇像民国时期的一个家底深厚的大家族，大家族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继承家学正统；小儿子出国学西学，最后走上了革命之路；大儿子与小儿子打得不可开交，而中间的儿子则希望让深厚的家族根基适应新时代，因此也最难做人。他说，他就是那个夹在中间最难的孩子。

　　绘画家的手艺

　　在最初的阶段，张绍杰一直致力于绘画语言的锤炼，并不断尝试着油画语言层面的革新。熟悉油画的人都知道，油画的漫长历史已经将这种技术的革新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少，一切我们能想到的技术和表现手法，前人都已经铸就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在当代，想创造一种全新的油画技法，几乎已经不可能。对于一个痴迷绘画的人来说，自我价值实现的幸福感，首先来自于对语言局限的突破，真正喜欢绘画的人，会殚精竭虑地深究到画面每一笔的气质，恰到好处的表现方式能够给艺术家极大的自我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其他人甚至是其他艺术家难以理解的——如果面对热恋中的爱人，一举一动都能深入内心，激发快乐——这种难以被他人理解的快乐，是艺术家孤独感的根本来源。

　　这种自足的孤独感，是一种面对绘画的严肃态度，比较明显地呈现在张绍杰早期所描绘的关于“土地”的作品中。这些绘画乍一看，会不以为然，因为远望去它们太像普通的写生绘画，题材上不会抢眼，容易被忽略。然而，如果我们愿意再近一点观看和体会，便会发现那种忽略是因为我们的偷懒和想当然而犯的一个错误。随着我们靠近，画面上原本看起来已经不能再熟悉的土地，慢慢展开它的丰富和气质，张绍杰油画语言的丰富性随之呈现。一般来说，“土地”在视觉上颜色单一，许多画家表达土地的方式是呈现它的色彩，用颜色告诉读者这是土地。然而，张绍杰笔下的土地却不是如此简单，他所呈现的是土地的“质感”——这是高难度的选择。越是极端的事物，其质感表现起来反而简单，也越容易抢眼，而越是日常的、熟视无睹的事物，其质感越复杂，越难表现——其实这道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画鬼容易画狗难”。

　　张绍杰不偷懒，不一带而过来忽悠外行，在一个画面中，他使用的绘画语言有数十种，色彩复杂，不仅将土地那种柔软、坚硬、松紧、湿度等质感呈现出来，同时又能将土地的“生态”表达出来。能把普通的土地画得如此到位，除非有长期锤炼的绘画技术，否则无从实现。也正是因为对“技术”运用的深度，张绍杰对技术的理解更深刻。他说：“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个体体验，但最能够直观呈现个体体验的是技术，因为技术本身带有手艺性质，而手艺就是个性最丰富和最敏感的表达，对于绘画者而言，这种表达的密度和信息量远大于文字。”“顺着语言走，自然就走到了观念”。

　　绘画家的目光

　　张绍杰能够深入到“土地”的气质层面，因为他对“土地”情有独钟，这种看起来平常的选题，却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存在着巨大的观念能量。张绍杰生于北京的郊区，六十年代农村与西北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种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成为他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北京的郊区是城市化进程中“震荡”最剧烈的地带，这里在短短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远大于一般的城乡结合部。一面是国际大都市、大国首都，一面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这种巨大的价值温差刺激着生活在这里的人群。最能体现这种短时期内巨变的事物，当属北京郊区的土地，土地的变化、人们对于土地的态度、土地所引爆的社会问题等等，都在呈现一种快速、紧张的变化状态。张绍杰带有很强的“怀旧感”，但这种怀旧不是建立在泛泛诸如“时间流逝、生命不可逆”的文学化、抒情化的基础上，实际上他怀念的是一种失去的生活方式，以及在那种生活方式中所建立起来、一直秉持的人生价值观。张绍杰并不简单地断言今天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历史的倒退，也不以审判的姿态否定现代性，他只是觉得对他而言，一切变化得太快，他必须不断接受一种类似强加的生活方式——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这种自由。在快速推进、更新的生活方式变革中，如果人们不选择紧紧追赶不断变化的社会规则，就会被无情地甩开，很难生存。

　　在这样的语境下，张绍杰的思考和情感不断注入他一直描绘的“土地”上，这一形象也因此带有越来越强的观念性。张绍杰的近作，越来越倾向于场景化、戏剧化、寓言化，布满水泥、被反复深挖的土地；在水泥废墟上生活的动物；原始贫瘠的土地上穿时尚服装的人物，都在暗示着一种真实的、合理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所要表达的不是环保、自然、讴歌天人合一的古代生活方式等大而化之的老套说辞，而是通过追问、思考“土地”的性质而对当下社会规则的一种反思：被迫选择的“人性化”制度，是否真的是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