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除了在生肖文化中归坐定位之外，更频频出现在各种生活用品和工艺美术品之中。仅我收藏的就有汉代的猴形青铜带勾、近代的猴形铜锁，北魏石雕双猴，明代的象牙雕猴，清代的牙雕“五子登科猴”（一个大猴身上爬着五只小猴），玉石琢的“五子登科猴”，瓷猴，猴形香插，猴形灯，辽代的“双猴皮囊壶”，各种子玉琢的随形猴饰，明代的猴钮官印，当代艺人的泥猴，我自作的猴钮印章和彩塑猴，从印尼巴厘岛带回的木雕猴。又因为民间传说猴子可以“避马瘟”所以栓马的石柱头上特意雕了猴形。而先前在马厩梁上雕猴画猴的风俗在国内已然消失却传到了东瀛，我曾在东照宫的“神马厩”上看到了分别捂着眼、耳、嘴的三猴彩色木雕。此类“三猴”木雕也广传南亚诸国，实在的寓意乃是儒家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本非俗解的“不看不听不说”。 
 
        到了大唐时代，印度文化带来了“神猴”，又为“中国猴”增添了神秘色彩和丰富的想象空间。古印度传世长篇《拉摩亚纳》里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努曼的形象，通过后来产生并传来的佛教文化，演化成了猴头人身的“白衣秀才”，出现在中国说书艺人们的表演之中。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向玄奘法师自我介绍的“猴行者”说：“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至于“猴行者”的绘画形象，则首见于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上文殊菩萨之侧，我曾于十多年前趋往拜观。二十多年前在太原一处古刹中见到一元代磁枕，枕侧以写意笔法非常生动地画着孙猴、八戒、沙僧和骑白龙马的唐僧，可见“师徒四人”的形象至少在元代已形成了。历经多少无名文化人和艺人的无数次充实加工再创造，到了明代方由大作家吴承恩总结提炼，写成了妇幼皆知的著名小说《西遊记》。至此“孙猴”已经升华为“齐天大圣”的“美猴王”，最终，完全中国化了的“神猴”足以纵横古今，名扬中处，不愧为“猴文化”的登峰造极！ 

        “猴文化”的地位如此昭显，但在纸卷本的绘画领域中，它却姗姗来迟，而且其地位大不如人物道释与山水花鸟等题材。如今，可以追踪寻迹的有宋代的易元吉，他擅画的猿猴，形象写实源自写生，系工笔风格。到了明清时代，偶见猴子骑马看着飞蜂的画面，寓意“马上封侯”，不但立意牵强而且画法腻俗，不堪取法。只是到了“民国”之后，画家中兼涉画猴的才逐渐出现。有受日本画影响的“岭南派”画家高奇峰，以工笔加水墨渲染的“猴”。有齐白石宗师的写意猴，颇似人形。有王梦白的近乎小写意风格的猴。有承扬日本画伯竹内栖凤的刘奎龄、刘继卣父子，前者的工笔画猴形神俱足，写实功底可谓空前，后者继承有度弘扬有方，不但极为擅长写实之画猴，还颖脱出更为灵虚生动的小写意画猴；通观画猴的历史，继卣先生堪称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