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写作中的“中国乡村经验”
 马新朝  

中国新诗10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容否定。

中国新诗的灵魂和核心是：自由。这符合人类发展的方向。

中国新诗打破了旧有的锁链，可以自由地表达新生活。并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元素以诗的方式融入了全球化的诗意语境中。

1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这都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大事件。新诗已经找到了书写这些大事件的路径和精神基因，已经找到了书写这些大事件背景下人的命运和个体存在的语言方式，已经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面对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的大变革，中国新诗如何表现呢？

回望中国文学史，数千年来，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却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反映乡村题材和农民苦难的伟大作品。中国古典诗歌对于反映乡土、乡村生活大多是以观光式的、赞美式的、隐逸式的，以及感叹稼穑艰难，昼永夜长，与农人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很难看到有反映乡村农民现实生活和苦难的作品。

“五四”以后，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学观念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新诗草创期，诗人们开始反思中国的诗歌观念和价值取向，开始关注乡村现实。从乡土诗的先驱者刘半农、刘大白开始用直白的语言反映农村现实，一直持续到1949年，出现了很多反映中国乡村现实的优秀诗人。

这时的诗人们敢于直面乡村，把笔触伸入到乡村的各个角落，饱含同情地写出了乡村的疼痛和无奈。比如臧克家的《难民》，写一群逃难的农民，傍晚时分来到异乡的一个村庄里的遭遇，却不被收留，忍着饥饿和寒冷又向另一个村庄走去，读罢令人心动，虽是一首短诗，却是那个战乱年代的真实写照。艾青的《在北方》、《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从内容到写作手法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北方》写得老辣、深刻、有力，仅仅几个细节，让人过目不忘，这几个细节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细节，保姆的形象也就是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些表现乡村的形象和细节在过去的文学史中是极少见的。

还有中原诗人徐玉诺和苏金伞，他们二人对于中国乡土诗的贡献是划时代的。战乱和黄河泛滥，几千年来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中国有多少苦难，中原就有多少苦难。诗人苏金伞和徐玉诺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第一次诗意地展现出了中原地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实图景和农民的命运以及存在的真实。他们使用中原乡村最为朴实的语言甚至是方言俗语在现代主义的光照下捕捉那些带血的细节，正面的、全景式的来表现中原农村和农民，而不是浮光掠影。苏金伞在《跟妈妈说》一诗中写道：“有一条黑狗/在野地里扒坑/都说这是老八婆家的狗/老八婆已经死了三天/才被人发觉/——这狗是替主人挖墓穴哩/大前天/她还跟我一起挖野菜/她的肋巴疼/弯不下腰来/她说她没有一个亲人”。

闻一多则认为中原诗人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以与《繁星》并肩……《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茅盾和叶圣陶认为他的诗歌真切地描述了农民生活的惨烈，风格刚劲，“带点原始性的粗犷”。徐玉诺和苏金伞的诗歌，来自中原土地深处，又具有现代感，是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

评论家单占生说：“对中国乡村的重新发现尤其是乡村苦难的重新发现，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强烈关注，正是中国新诗人对中国诗歌历史的巨大贡献。”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大变革，数亿人进城打工。面对新的变化、新的境遇，一批新诗人迅速崛起。

他们与先辈诗人有着很大的反差，不仅诗歌观念有差异，表现手法也更加多元、丰富。他们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艺术实践和探索，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农村、农民。这是一群有着开阔视野和现代意识的诗人，面对大变革的中国乡村，诗人用自己的内心去体悟世界，自己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带着一种温和的爱，显得自由、从容，不时地对自身进行着深刻而又痛彻的反思。

这些诗人的乡村生活写作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更为复杂、更为多彩，内容更为斑驳，也不再是单线条。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的写作观，也就是对抗“城市病”的写法，不再矫情和煽情。诗歌中有时既有乡村，也有城市的影子，有时城市和乡村纠结在一起，难以分清彼此。因为乡村和城市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这些诗表面看起来异常平静，没有激辩，没有大词，没有说理，只是娓娓道来，像是在叙家常。然而，在这平静的叙述语调背后，乡村不仅仅只是乡村，农民不仅仅只是农民，他们首先是一个人，完整的人，一个去掉了农民工头衔和农村户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

因此，他们的诗歌突破了以往乡村诗的狭窄地域，使乡土写作具有了立体感和文化意味与内涵。村前的泥泞小路不仅是属于乡村的，也是属于诗人和全人类的，村头上那个老人的疼，不只是一个农民的疼，更是一个正常人的疼。我们不能把这些诗人冠以乡土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不只是属于乡土，他们在处理乡土题材时，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来写，只是作为诗来写，只是作为人来写，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来写。

比如：杨克的诗《人民》，他的诗思飞翔于当下诗歌的烂泥之上，大胸怀，大制作，大悲悯，写得结实而柔软，成为一个时代的写照和檄文，句句敲击着人的心灵，并给那些卑微的人们以诗意的爱抚。雷平阳的诗《杀狗的过程》，一个平常的杀狗事件，一般人会因为见得多而表现麻木。但经诗人道出，却是那样惊心动魄。诗人说出的事件已经大于事件本身。那血口高悬着，也许就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回乡奔丧的游子”。从而道出人类身上普遍的疼痛。

比如我的诗《复合的人》：他想独自待一会，清静一下

他试图剥离自己，把体内众多的人脸，众多的嗓音，众多的车辆，光，速度，扬尘剥离下来，但没有成功

他无法成为单一的人

他是一个复合体，混浊，迷茫，独自坐在灯光下身体仍然是一条交通繁忙的敞开的大街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城市的繁华，造成他内心的迷茫。诗中并没有写他打工的艰辛，那是一种老旧的写法。而是以我心写他心，写他的内心世界，一个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无助和迷茫。在这首诗中，你看不到城市和乡村的界限，看不到农民与市民的界限，界限消除了，只剩下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人。他以人的视角来感受城市这个陌生的世界。

1980年以后的中国乡村诗，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乡村诗，它们除了受现代诗的影响外，也继承了五四以后中国新诗的优良品质。艾青和苏金伞们像丰碑一样立在那里，我们每一回头都能看到，我们之间的气流仍然贯通。

新诗100年来，经过诗人们艰苦的探索和写作实践，基本解决了新诗是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诗歌技艺，已经可以和世界接轨，不逊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然而，我们仍然缺少大师和伟大的诗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诗歌呈现出的是大面积集体的贫血，精神强力不够。

诗歌是民族的触角和精神的强力，只有精神的强力之光才能点亮诗歌之光。中国当下的诗歌需要像美国惠特曼那样具有精神强力的诗人，需要像李白、杜甫那样精神强力的诗人。诗人需要补钙，整个中国文学都需要补钙。

在中国乡村伟大的变革时期，应该出现伟大的诗歌和伟大诗人。

也许曙光就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