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受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之邀，在第二期艺术史研究工作坊上作题为“《清明上河图》揭秘”的主题演讲。在讲座上，余辉分享自己过去八年间对千古名作北宋《清明上河图》里面深藏着历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信息的梳理和研究。

　　中国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为北宋风俗画，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余辉指出，虽然《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荣的街景市容，但背后反映汴京内外的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的还跟国家的危机有关。余辉认为，张择端的创作动因是出于对朝廷社稷的牵挂，以“曲谏”的方式劝诫宋徽宗关注社会危机和军事防卫。
　　画面中隐藏着社会危机、管理失控
　　打开《清明上河图》，一个供消防用的望火亭就出现在卷首。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京“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驻屯军兵五百人”。因开封城里分七十二坊，每一个坊都有一个望火亭来查看火情的。余辉指出，图中的望火亭上面没有人值守，“下面这两排房子按理应该是消防兵的兵营，这叫军坊民用，这在开封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
　　过去的研究者谈到《清明上河图》，都谈到里面所反映的漕运，余辉也从这个方面论述画面背后的危机。余辉介绍说，北宋初期粮食一直都在政府手里，有足够的官粮才能防止粮价上涨，维持社会稳定，官方的粮食运输都有军人在后面押守。
　　但在《清明上河图》上，运粮的工人每人发一根筹子，搬一袋给一根签筹，采用计件工资制，已经看不到官员或军人。“当时（粮食）已经是私家的买卖，政府已经失去了掌控力，画家很敏锐把这个细节画出来，粮食运输很发达，物流通畅，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危机。”余辉说。
　
　　除了行政制度上的缺失，《清明上河图》还绘画出社会管理的失控。画面中心，发生一起船桥相撞的冲突事件。余辉说，按理这里应该设有警示牌，船身快到了就应该止步，放下桅杆，但没有人管这些事情。而在桥面，严重的占道经营造成交通堵塞。在当时就因为占道经营，消防人员无法通行，眼睁睁看着远处的火可以扑灭的没法去扑。余辉强调，官员在画面里也占道。坐轿的是文官，骑马的是武将，在桥面上相遇了，谁也不让谁。“手下的护卫个个都张牙舞爪的，这时候显得特别精神，狐假虎威的。”

　　余辉认为，《清明上河图》绘于宋徽宗崇宁初年。北宋一朝，对官员们开放言路。余辉介绍说，徽宗在登基的1102年昭告天下，要求官员们对他的执政提出意见，提得对的奖赏，提得不对的按大宋规矩不予追究。
　　“徽宗看到这个图内心是很矛盾的，画得好，很有感染力，很真实，所以他在前面题签。但宋徽宗历来讲求作画要祥瑞事物，这样会给国家带来吉兆。所以他的花鸟、山水画都是一些吉祥物。而在这个画上面，徽宗一看就明白，画的是当朝的事情，所以他没有收藏，给了他名义上的舅舅。”
　　“他要集中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
　　千余年来，《清明上河图》声名显赫，仿摹者众多。学界普遍认为，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为北宋张择端的原作。而余辉还比照了最具代表性的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明代版和清代版。
　　在卷首，宋本里的人们或驮着木炭进城销售，或踏青扫墓，看起来都很清苦，不是喜气洋洋的。而在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上，出现人们娶亲的队伍，到了清本，场面更大了。“大家知道清明节无论是哪朝的皇帝都是不能娶亲结婚的，那天是上坟和日子，画这个说明什么，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是什么，是在清明节这一天开封城里发生的种种事，明代、清代的画的清明节，已经发生变节了，已经不是一个节了，画这个清明是政治清明，而不是季节上的清明。”
　　余辉分析，明本为苏州画家所作，迎合观者的喜好，不去表现那些社会阴暗面，而清本《清明上河图》是乾隆皇帝登基第一年画的，体现乾隆登基之后要实现的政治理想，皇帝的政治抱负是国泰民安，不可能画社会弊病，这些造成了《清明上河图》到了明清的根本变化。
　　余辉继而从更多细节进行比较。如上文所述的船桥相撞的冲突事件，在明清版本中已经看不到了。明本中，船桥相安无事，没有官员争道。清院本中，有着严格的社会管理，有专人护桥，进城靠左边行，出城也是靠左，分开来走，井然有序。

　　在对社会风貌的描写上，张择端所画的街道虽然熙熙攘攘，但仔细看看，都只是卖日常用品。明清《清明上河图》街上还有很多卖名人字画的，卖古玩的地方；清院本的街上市井是井井有条的，没有占道经营。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而以苏州为蓝本的明代版中，民团正进行军事训练，进城门就是一个城防机关，上书“固守城池，左进右出，盘查奸细”。余辉介绍说，明代苏州一直提防倭寇，在画面上，还可以看到有热兵器、火药炮弹和戚继光发明的狼铣。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清明时节本应出现很多事情，但是张择端其他喜庆的场面一概不画。“他怕冲淡这幅画的主题，他要集中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余辉说：“通过比较张择端的目下所见与笔下所绘之差异，再与明清时期诸多《清明上河图》相比较，我们判定出他创作动因是出于对朝廷社稷的牵挂，以曲谏的方式劝诫徽宗关注社会危机和军事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