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7 日，王松的长篇小说《暖夏》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协办。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颜慧主持会议，她说，今年是建党百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取得决胜的一年，《暖夏》是脱贫攻坚文学创作中非常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一个重要成果，作品不仅书写了物质层面的脱贫，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满的时代生活，坚韧的人性精神和独特的叙事魅力，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桂元，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评论家万镜明，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路英勇分别致辞。

李敬泽说，王松是一个几乎命里注定的写小说的人，王松特别关注故事，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这样的作家不多。二十多年来，王松也一直是一个创作力非常充沛的作家，但是客观的说，我还是觉得他还应该写出更多、更大、更有力的东西出来。今年我先后看了他两部长篇，一部是《烟火》，一部是《暖夏》，我觉得王松的创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新的境界，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阶段和境界上，可能正是我所想象的那个王松。那个把他讲故事的能力能够有力地汇聚和凝聚为一个巨大的，有相当规模的艺术作品，既有对人间生活的广博的把握，又有从历史、从时代所提炼出来那样的一个精神的结构和方向。这些从《烟火》，特别是从《暖夏》中我们已经比较明确和强烈地感受出来。如果一定要按题材划分的话，在脱贫攻坚题材的小说中，《暖夏》是非常突出的。王松写这两个村庄故事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把它放在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乡村书写中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新的力量或者一种新的方向感正在产生。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不仅仅是王松这一部作品，而是说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这两三年来，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发展，我们对于生活，包括对于乡村的认识，也有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某种程度上讲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小说的思维。我也相信这种影响绝不仅仅止于王松这一部，他很可能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乡村写作新的方向和新的力量。

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桂元代表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君毅同志转达对此次研讨会的祝贺，杨君毅同志感谢中宣部，特别是文艺局、出版局、中国作协以及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人民文学》等有关方面领导、专家，对《暖夏》的重视，感谢各方面一直以来对天津文学工作、文艺事业的关心支持。王松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有三个特点，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始终坚持为人民创作；二是坚持为时代放歌；三是坚持扎根生活。《暖夏》不仅凝结着王松对文学的才情和才华，也沉淀着他用情、用心、用功扎根生活、创作的汗水与心血。

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评论家万镜明书记在发言中表示，王松是一位非常勤奋的、有思想的、会讲故事的作家，希望能够再次看到作家的佳作。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路英勇说，我们出版社一直关注反映时代的作品，把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放在重要位置。《暖夏》正好契合了当下乡村振兴与纪念建党一百周年这两个主题，为新时代新的形势下的乡村书写，提供了新的经验。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上级领导的部署和指示精神，规划和开展《暖夏》的宣传与推广。也希望各位专家，为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其间，李敬泽、张桂元、万镜明、施战军、路英勇、王松共同为新书揭幕并与参会嘉宾合影。白烨、孟繁华、贺绍俊、胡平、施战军、梁鸿鹰、黄桂元、徐则臣、刘大先、陈涛、岳雯、王国平、张楚、宋嵩、杨柏良、兴安、王松等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先后做了精彩发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暖夏》立足于脱贫攻坚，又超越了脱贫攻坚，在某种意义上是乡村写作的一种新突破、新进取，具有非常丰富和浑厚的底蕴，小说以一种好看的故事来表现乡村的变化，它不仅仅写到脱贫，还涉及到乡村治理、乡村的体制的建设、探索和发展。作家把他自己的生活积累充分地调动来来，整个作品写的非常生动，非常接地气。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认为，从文学创作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切入，《暖夏》在同类型、同题材作品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是最高的。百年中国文学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文学的发展过程都不一样，是一个逆向型的发展过程，都是先有了某种理论、某种社会实践，然后才有了某些作品，也就是说我们有了某种理论之后，才有了某种文学创作。当脱贫攻坚成为国家整体战略一部分的时候，也才有了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发展是中国特色，是中国特有的文学精神。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暖夏》是一部写得地道、读来筋道的作品。他从特殊的典型环境、文化、作家自身经历等几重阅读层面上，充分肯定了作品的意义与价值。认为王松写这部小说充满感情，对待人物、对待地点、对待事件有一种宽容智者的视角，因为他带有感情，才能让写作既地道又筋道，又水灵又机灵。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非常欣赏王松的写作态度，可以把小说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写。《暖夏》不仅仅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而且在整个当代文学乡村叙述中是有所突破的，是一部很有内涵，很有质量的小说。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认为小说主要写了年轻人心气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的变化。作家一直保持着一种调子，这种调子就是生活的调子，这一点我觉得他把握的是很好的。有时候主题性写作和主题先行应该是不一样的，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表示王松总是有一种非常强的统摄能力，这种统摄能力不是说拿几句话就把这个事拎清楚，而是对这个时代大的氛围有很深刻的认识。《暖夏》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把握到位，书中的这些人物都不是高大完美，但他们确实是一步步在改变自身也在改变周围的一切。《暖夏》对乡村的书写确实是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评论家黄桂元认为作品吸收了相声艺术的长处，把相声的元素融入小说叙事之中，国内作家除了王松还没看到第二个。《暖夏》的整体基调，是一幅众生欢唱的乡村画卷。

《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徐则臣表示在脱贫攻坚小说里，《暖夏》如此大规模的涉及文化和艺术，的确是目前为止他看到的印象最深的一部。这部小说里面扶贫是很重要的途径，说到底是文化和艺术扶贫。《暖夏》能够区别于其他类似题材的创作，文化是很重要的，这是它强烈、显著的辨识度，它在字里行间、在细节、在故事、在人物的勾连上呈现出天津特有的津味文化。

《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认为，《暖夏》是理念先行的小说，主要在讲故事，是大众文化的，另一方面从主题观念上来说，它是民间自主性，农民视角为主题，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是一个敞开了的乡村，一个开放的土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角，所以，我认为《暖夏》是新时代新乡村的写作。

中国作家网总编辑、评论家陈涛认为《暖夏》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就像一幕活生生的电视剧，节奏很明快，戏剧性冲突不断。《暖夏》当中人物很多，大概男女老少有二十多个，个性鲜明，语言各具特色，有的对话写的非常精彩，特别地道。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评论家岳雯觉得《暖夏》更新了村庄写作的路径，把村庄的关系作为一个叙事的主力、主要的对象，也就是说在那里头不仅仅只是一个单一的村庄，而是一个有着关系、有着历史渊源、有着一母同胞这样一个村庄的关系，在这当中可以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关联，这也可能是这部小说给人最大震撼的地方。

《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王国平肯定了作家对于乡村书写的准确把握。小说中的人物绰号很有意思，像张二迷糊、金尾巴等等，也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反面人物，人都特别好，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而且作者对其中的人物投入了很大的感情，让小说更活色生香有声有味。

《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宋嵩表示，王松是第一个连续三年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的作者，《暖夏》同我们最近两年转载的脱贫攻坚题材的五部作品综合比较，最大的区别在于作家在一头沉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子母哏的写法，上来就说东、西金旺两个村在竞争，金永年看不起张少山，上来就甩包袱，就是白菜馅饺子。这样的包袱在这个小说里头层出不穷，除了这两个人物以外，其他的人物之间，比方张少山跟金尾巴之间也有你来我往的交锋，这种子母哏成分的加入让读者对于一头沉大行其道的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的写法读惯了以后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王松老师在作品结构上最大的特色。

天津市静海区作家协会主席杨柏良说，《暖夏》无论从选材的角度，整个作品的架构，人物关系的摆布，还有细节的描写，情节的安排都做到了很好的经营。整个小说非常严谨、精致，看后特别佩服。

天津市作协副主席、作家张楚在发言中表示，王松一直给他一种只有小说家才会格外留恋和体会到的一种语言，这种私密的语言可能关乎小说的结构，也关乎小说的叙事，更关乎小说里面的戏剧冲突和转折，王老师一直在以平视的视角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交流。另外王老师从这些乡村人物和乡村事件中提炼出一种乡村架构，感觉他塑造了新型乡村人物的精神成长历史，这种塑形真实而厚重，轻盈又不飘浮，有一种下坠感，构成了文本内部的特别独特的力量。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编审、评论家、《暖夏》的责任编辑兴安说，《烟火》写了天津的百年历史，而《暖夏》实际上是在写最当下的现实，是表现新时代新乡村的一部力作。王松一直关注天津普通百姓的生活，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写的都充满了感情和思考。《烟火》中的那些小人物，在那个时代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的泥潭中失去了生存的方向感，而《暖夏》中，作为新时代的农民，他们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且有了共同奋斗，奔向幸福生活的方向了。天津需要这样两部反映新旧两个时代的小说。

《暖夏》的作者王松最后发言，他说，作为一个小说人我是很幸运的，首先中国作协给了我“定点深入生活”的机会，让我接触到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再有就是感谢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作协为我安排回到我年轻时插队的地方挂职，深入生活，没有挂职就没有《暖夏》这本书。正是这次挂职，让我对我插队时的经历又有一个新的认识，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过头来写知青，我相信肯定跟《双驴记》又不一样了，因为我对我当年插队又有新的认识。我觉得是我和我过去的插队经历和解了。我感觉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讲故事的腔调，另外也找到了一个我写作的新矿层——天津文化。另外一个最幸运的是我与作家出版社的合作非常愉快，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我写作的理解，对我这两本书的关注以及倾注的热情和辛苦，都让我感动。我会努力写下去，以反馈关心我的朋友及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