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戈尔丁

来源：艺术摄影家

译者：柴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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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摄影师南·戈尔丁（Nan Goldin）对80年代早期纽约生活清晰生动的展示，改变了摄影师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她毫不畏惧的诚实和对真实的渴望，让她在曼哈顿下东区的肮脏环境中，捕捉到了亲密朋友圈中令人眩晕的高潮和崩溃的低谷，那里充斥着享乐主义派对、变装皇后、海洛因成瘾和家庭暴力。

  对戈尔丁来说，这种日记模式——捕捉和记录她周围的环境——是她艺术表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对这一方法的精益求精，给了后世摄影师信心，让他们将环境作为主题和灵感。

  戈尔丁的影响力也渗透到了时尚界。最近，总部位于纽约的滑板公司Supreme在其2018年春夏展览会上重点推出了她的三幅作品，并将这些照片作为艺术家系列的一部分。

  对脆弱的人际关系的关注已成为她的名片，她处理这个主题的图像仍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品之一。

©南·戈尔丁

©南·戈尔丁

  《性依赖叙事曲》

  南·戈尔丁的摄影作品围绕着家庭观念展开，既有遗传，也有后天。她的一生都在捕捉那些与她最亲密的人，即她的爱人和朋友之间亲密和私人时刻。

  不过，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有一部作品开始将她定义为一名艺术家，那就是《性依赖叙事曲》，一部浓缩的人际关系简编，记录她生活经历的个人日记。

  《性依赖叙事曲》最初是为了娱乐她的朋友而制作的幻灯片，是戈尔丁1978年从波士顿搬到纽约开始，历时7年创作的作品。长期以来，她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很感兴趣，深深地融入了生活在纽约包厘街共享公寓和擅自占用房子里的同性恋和变性人群体。参加派对，吸毒，用相机捕捉一切，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了这组作品的基础。

  在美国和欧洲的地下电影院和美术馆巡回放映幻灯片后，《性依赖叙事曲》最终在1986年由Aperture出版并获得好评。它被视为对另类生活方式的独特洞察，并因其在处理“越轨”问题，包括围绕爱情、依赖和虐待等等上的无畏态度而受到广泛赞扬。

  但该作品真正的力量，来自戈尔丁的个人视点，和其对真实性坚定不移的追求，这有助于赋予图像超越其画框限制的力量，给予观众一种以前的摄影作品很少达到的亲密感。

  有时会让人觉得她在忏悔，但她与主题的接近从来不会让人觉得是偷窥或剥削。这样，该作品就接近了人类学的边界：对一个现代“部落”进行了详细观察，并设法将其描绘得如在亚马逊雨林深处发现的一样具有异国情调和有趣。

©南·戈尔丁

  有些照片很美，展示了这个叛逆的年轻群体的活力和无限的能量，他们被某种类似兄弟姐妹情谊联系在一起。其他的照片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很有影响力。其中一张名为“被殴打一个月后的南”的照片，是戈尔丁的自拍，画面中的她勇敢地盯着镜头，脸上满是淤青，眼睛里充满了血。

  这些伤害是由戈尔丁的伴侣布莱恩（Brian）造成的，他狠狠地打了她一顿，差点把她弄瞎。戈尔丁保留着这张照片，作为一种视觉上的提醒，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再回到他身边。

  这种破坏性因素，尤其是两性之间，是该作品压倒一切的主题，也是戈尔丁长期着迷的主题。在《性依赖叙事曲》中，自主和亲密反复上演，相伴着伤害和鲜血。该作品对所有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根本缺陷，进行了开明而坦率的视觉表达。

©南·戈尔丁

  尽管戈尔丁坚称，她的照片不是边缘社会的人，比如局外人、吸毒者、卖淫者、异装癖，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作品展示了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世界。

  “我们不在乎异性恋的人怎么看我们，”她回忆说，“我们没时间照顾他们，他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雷达上。”对戈尔丁来说，这种对典型价值观的拒绝赋予了她力量，也许是对她在波士顿那种相当刻板的成长环境的一种反应。

  《性依赖叙事曲》发行后，戈尔丁的生活变得更加混乱。正当她应该享受这本书的成功，和即将到来的画廊之旅时，她的吸毒变成了滥用，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永久的自我毁灭模式。意识到她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后，她于1988年到一家诊所进行治疗。

 经历 

  坚持不懈地记录她的个人生活和周围环境一直是戈尔丁的原则。她于1953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其姐姐芭芭拉（Barbara）的自杀影响了她的一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被收养，吸食海洛因。很明显，在这一时期，戈尔丁接受了一个局外人的角色。

  1968年，她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萨蒂亚社区学校学习，在那里，她遇到了摄影师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他给她的生活留下了两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帮助她把《性依赖叙事曲》编辑成书，但首先让她了解了波士顿的变装者和同性恋，这将成为戈尔丁自己的主题领域。

  “我遇到了变装皇后，”她回忆说，“我的愿望是把他们作为第三种性别展示，作为另一种性选择，一种性别选择。向他们表达敬意和爱意，赞美他们，因为我真的很欣赏那些能够重塑自我，公开展示自己幻想的人。我觉得很勇敢。”

©斯蒂芬·肖尔

©斯蒂芬·肖尔

©威廉·埃格尔斯顿

©威廉·埃格尔斯顿

  除了她的生活经历，还有许多先锋摄影师不仅影响了她的视觉语言，也给了她以新方式拍摄的信心。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于1973年举办了“美国表面”展览，展示了肖尔于70年代初在美洲大陆上多次公路旅行拍摄的散漫照片。她被这些所吸引。

  另一个主要影响是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他革命性地使用华丽色彩，坚持著名的民主拍摄原则。这在戈尔丁的头脑中开辟了全新的艺术探索领域。

©拉里·克拉克

©拉里·克拉克

  但在戈尔丁的摄影成长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也许是摄影师兼电影制片人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在1971年的开创性作品《塔尔萨》(Tulsa)中，他将自己完全融入了俄克拉荷马的青年社区。

  他捕捉的那些挥舞手枪的年轻人很无聊，整天都在注射安非他明，在美国中西部的乡村寻找刺激。克拉克迷上了青春期黑暗的一面，慢慢地从客观的观察者变成了自愿的参与者。为了显示对这项事业的奉献精神，他甚至在一场纸牌游戏中向一名男子的手臂开枪，然后被判罪，入狱19个月。

  尽管有许多摄影师将他们的经历，作为他们创作的一种方式，但塔尔萨在所有原始的发自内心的细微之处，都有一种使戈尔丁着迷的品质，这让她意识到，专注于个人身体观察的作品，在艺术上是有意义的。

  在克拉克的指导下，她的摄影开始更多地关注她个人的观点，这种美学上的转变，最终导致大约15年后《性依赖叙事曲》的诞生。

  《性依赖叙事曲》之外

  尽管戈尔丁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一直被《性依赖叙事曲》所主导，但自它出版以来，她一直很活跃。家庭观念仍然是她作品中不变的主题，她已经出版了超过15本书，相信这种媒介是向观众展示摄影的最佳方式。

  1994年出版的《东京爱情》等书，讲述了她访问日本，会见“摄影破坏分子”荒木经惟的故事。同年发布的《编码欲望》则记录了东南亚国家年轻男妓的生活。虽然她的地点改变了，但她的理念依然简明：阐明那些经常被主流社会遗忘和忽视的主题。

  但在《性依赖叙事曲》之后，她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她最亲密朋友的孩子身上，那些她在子宫里就认识的人。这个看似无恶意的题材仍然给她带来麻烦。2007年，警察被叫去看她在英国盖茨黑德波罗的海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因为管理层认为“跳肚皮舞的Klara和Edda”这张作品形象不雅。

  这张作品描绘的是两个年轻裸体女孩在跳舞，为了进一步调查，警方移除了这张作品。虽然最终没有提起诉讼，但还是在英国媒体引起了轩然大波。

  抗议萨克勒家族

  2017年，戈尔丁加入了Instagram，开始引起人们对制药行业不断增长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关注。在上传的视频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最近对奥施康定的上瘾，以及在一家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后最终戒掉的过程。

  康复后，戈尔丁的工作从摄影转向了公开的行动主义，她的目标是普渡制药公司(这家公司在美国生产和分销奥施康定)，及其神秘的所有者萨克勒家族。戈尔丁开设了第二个Instagram账户@sacklerpain，记录了因服用阿片类药物而失去亲人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经历，并分享了要求这个家族承担责任的请愿书。

  戈尔丁和其他团体组织的抗议活动在Instagram和许多国家报纸上传播。对此，萨克勒家族强调，他们致力于处理阿片滥用及其对受害者和家庭的影响，并与执法和教育机构密切合作。

  评价

  戈尔丁是近50年来在世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之一。她利用快照美学传达意义，并对人际关系进行坦率的评论。这影响了数百名摄影师，包括于尔根·特勒(Juergen Teller)和沃尔夫冈·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然而，正是她对日记模式的发展，记录了与她最亲近的人和事，这也许是她最大的成就。它向摄影界表明，你不需要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主题，就可以创作出具有微妙意义的强大图像。

  通过赋予那些拥有相机和故事的人以力量，她最终使摄影成为一门更加民主的学科。这一传统可以从每天上传到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的数十万张照片中看出，这是戈尔丁在风格和观念上以某种形式存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