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大益文学”五周年文学嘉年华活动在京开幕。作为其中重要环节，“当文学直面电影”特别邀请三组嘉宾对谈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作家李洱与电影导演王超对话“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什么？”，诗人于坚与电影导演张天辉以“电影杀死小说？”为题展开激烈交锋，电影研究者严前海与纪录片编导王冲霄就“文字、影像，无可调和的矛盾？”表达自己的看法。三场对谈活动精彩纷呈，金句不断。

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什么？

李洱和王超对话“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什么？”

王超的《寻找罗麦》改编自他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去了西藏》，最先刊登在《小说界》上，后被《小说月报》转载。当时还是迷茫文学青年的王超，不知道今后该走上写作之路还是拍电影。当得知自己的小说被《小说月报》转载，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电影处女作《安阳婴儿》拿到投资的那段时间，他还接到过《小说界》编辑约他写长篇的电话。王超笑称，如果不拍电影，他很可能已经是小说家了。从文学转向电影的经历，让王超尤其感念文学与写作给予他的滋养。“无论是人文资源，还是叙事资源，以及审美品位，都是文学给予我的。”王超把自己电影的文学性看成一种“本能”，并认为“写而优则导”在中国导演里面应该算是少数。

“如果一位导演爱好文学，那么他的电影应该不会差。”王超认为文学跟电影是相互滋养的关系，两者在叙事和格调上是一致的。他谈到，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母题都能在《圣经》、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荷马史诗》等西方早期文学中找到源头。英国作家狄更斯和俄国作家契诃夫给予了现代电影很大的滋养，后现代电影则广泛从拉美文学中获取滋养。他笑称，如果没有科塔萨尔和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王家卫很可能不是现在的王家卫。同样，秘鲁作家略萨也曾坦言自己从电影中学到很多写作的技巧。

李洱发言

王超发言

《寻找罗麦》电影海报

李洱与电影的缘分并不生疏。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与电影有关，还与陈凯歌有过短暂的前期合作。当时，两人商议以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为参照，将《水浒传》改编为十集电视电影。陈凯歌称这是为了完成他父亲陈怀皑的夙愿，因为陈怀皑生前最想拍的便是“智取生辰纲”这个故事。这个计划最终因为突然爆发的非典而搁置。

李洱猜测导演应该写过小说，事实果真如此。这部电影带有很强的“作者电影”风格，用李洱的话来说，“王超是用拍电影的方式写小说，用写小说的方式拍电影”。《寻找罗麦》的故事发生在西藏和法国两地，他以为例说明文学与电影的差别，“双线叙事在小说里较为容易处理，转成电影变为客观的视角后，处理起来则显得很困难。”

电影杀死小说？

于坚与张天辉对话“电影杀死小说？”

电影对于坚来说，如同一种隐秘的生活。他喜欢坐在电影院里，等待灯光变暗、电影开始，那种感觉如同穿越时光隧道，去往另外一个世界。他尤为钟爱胶片电影，而不喜欢数码影像，因为胶片能给他数码提供不了的时间感。“电影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把我从‘井底之蛙’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我忽然发现还可以这样做。可以说，电影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像我这样的观众如果没有电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在对谈中，于坚从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面向出发，谈到唐诗以前中国文学“看得见”的传统，譬如杜甫组合字词的方式便很像电影蒙太奇组接镜头的方式。宋词以后，“看得见”的态势慢慢转变，中国文学也就失去了旺盛的想象力。相较而言，西方文学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呈现的便是一个“看见的”的世界，强调眼见为实。即便现代摄影技术发明，也遵循着（用镜头）记录世界的传统，而不是强调想象力。

“电影能够记录事实吗？”于坚认为电影只能分解世界，把世界变成无数片段，再把片段重新组合，由此塑造出导演个人的世界观。电影借助片段组合成新的精神性空间的方式，对于坚的写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的《尚义街六号》以类似摄像机般的客观视角书写昆明，便是接受了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滋养。

于坚发言

于坚把今天的时代看成读图时代，坚定地认为图像是第一位的，文学处在第二位。“图像能够表达文字无法表达的东西，抵达文字无法抵达的地方。不是说图像只是文学的一个补充，它不是这样一种东西。”而且，于坚觉得在中国这般不注重观看的社会里，电影一直代表着某种前卫的精神。但即便如此，于坚依然认为电影不能杀死小说，小说也不能杀死电影。“电影是人类发明的、全新的事物，有自己的东西，文学绝对不能替代电影。”

张天辉曾在贵州云南实地采风、堪景，花了三年时间写就电影剧本《边城凶案》，这个剧本后来被曹保平拍成了商业电影《追凶者也》。张天辉认为如今电影从业者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和更多挑战，作为一种产业，电影的商业属性更为凸显，“欧洲的电影大师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巅峰，但已经没落，现在是大众电影的时代”。于坚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青年导演如果没有雄心壮志，不去重建中国影像的精神深度，一味跟着大众走，讨好大众，必将把中国电影推向庸俗与乏味。他殷切期盼年轻的一代能有做“大师”的梦想，在满足温饱的条件下继续先锋下去，写先锋文学，拍先锋电影。

文字、影像，无可调和的矛盾？

严前海与王冲霄对话“文字、影像，无可调和的矛盾？”

文字和影像作用于不同的感官，能被调和吗？严前海和王冲霄就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严前海看来，文学的核心是想象，影像的核心则是场面调动和表演，两者从本质上看不可调和。但如果一定要找到通约性，需要借助削减、扩张和变形这三种手法。他以多部文学作品的改编为例，阐释了这个观点。

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的《局外人》改编自加缪的同名小说，在严前海看来，这部电影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维斯康蒂没有为电影找到动力源 “如果动力源没有找到，那样张力就会受到影响”。在他看来，电影的动力源分别是悬念、恐惧和力量。另一部改编自加缪短篇小说《来客》的电影《远离人迹》则是成功的改编，因为电影揭示了小说中没有表述的内容。

严前海发言

王冲霄发言

《英国病人》海报，改编自同名小说

严前海认为，文学和电影之间有一种扩张与削减的关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没法改编为电影，正是因为电影无法扩张这部鸿篇巨制。安东尼·明格拉在将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改编为电影时，削减了原著小说重要的内核性思想，反而获得了成功。还有奥逊·威尔斯的《审判》，改编自卡夫卡的同名小说，通过电影的空间造型把卡夫卡式的荒谬感表现出来，这是属于变形的例子。

“相比视觉艺术或电影，文学是永恒的。”纪录片编导出身的王冲霄虽然常年与影像打交道，仍把文学放在第一位。他认为文学化的思维是人类最古老的思维，文学化的思维对应视觉思维，影像只是视觉思维发展到晚近的产物。“如果拿文学化的思维与视觉艺术相比，我觉得肯定文学更重要，文学更恒定，视觉艺术其实跟随着文学。文学在探索人性或者探索人类的价值观这个领域，是一个探险队长的角色，视觉艺术是跟在其身后的队员。”

在王冲霄看来，文学或文学化的思维像是星系里的恒星，视觉影像则是一个个行星。文学通过高速运转，不断产生自己的影像卫星。“所有行星星体运行的能量来自于恒星的燃烧，视觉艺术包括电影，一定要从文学这颗恒星上吸收能量。一旦恒星的能量燃烧殆尽了，行星也就离消亡不远了。”

“当文学直面电影”电影专场，是“大益文学”五周年文学嘉年华活动之一。此外，“大益文学”还将举办“我们五岁了——大益文学的现在与未来”文学研讨会、大益文学院第五届作家签约仪式暨“我和我的写作”分享会、“有人将至”戏剧专场、“诗与歌之夜”等一系列文学与艺术相伴的跨界活动。